这两个月，一直在研究安史之乱，又憋了几个星期，写出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向读者说明为什么李隆基对盛世的崩溃负有最大的责任，君臣、同僚间的猜疑链如何彻底摧毁了大唐盛世。

1

　　李隆基这个人很有意思，中国历史上，不乏前期英明后期昏庸的君主，但他们昏庸的后果往往报应在子孙后代上，只有李隆基，应在了自己身上。

　　人们试图给李隆基的人生画一个分界线，前半段英明，后半段昏庸，但这一分界线大概率不存在。皇帝的本性从未改变，只是执政初期，他出于现实的需要压抑了自己的本性，对他来说，这个阶段是极度痛苦的，他巴不得脱离这种状态。

　　李隆基后期的种种毛病，如贪图享乐、好大喜功、多疑、刻薄寡恩在早年就有体现。

　　比如他青年时就喜好音律、天文和骑射，即使在执政初期也是如此，只是这时的他，还是会在乎下“玩”的成本，不敢玩得太过。

　　再比如好大喜功，开元十三年，天下刚安定，李隆基就要去泰山封禅，宰相宋璟反对封禅，认为劳民伤财，李隆基直接大不悦，另一位宰相张说看出了皇帝的心思，出来支持皇帝，李隆基这才转怒为喜。

　　皇帝也一直喜欢炫耀武功，开元二十四年，李隆基罢免贤相张九龄，一个原因就是张九龄主张和契丹、奚等蛮夷和平共处，而李隆基认为应该主动进攻。当时安禄山在边境挑衅，结果吃了败仗，张九龄主张斩杀安禄山，李隆基却认为安勇气过人，不仅赦免了他的罪过反而让其升迁，间接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种子。

　　李隆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刻薄寡恩，他干过的最惊人的事就是一日杀三子，事情起因是太子李瑛、鄂王和光王被人听到抱怨皇帝和贵妃（武惠妃），武惠妃随即向皇帝告状，认为李瑛意图谋反。李隆基就是政变上台，十分忌惮太子，他一直担忧太子身边的政治集团，事发后，他不顾张九龄的劝阻，立即决定废除太子。

　　令人意外的是，李隆基不仅废掉了太子，还将三人一并赐死了，这一决定吓坏了所有人，人们不敢相信，皇帝居然如此的刻薄寡恩，这给所有臣子的心里都埋下了一点不安。

　　仅在两年后，皇帝又干出了一件让天下人惊讶的事，皇帝看上了儿媳杨玉环，皇帝不顾人伦，将杨玉环封为贵妃，儿子李瑁只能忍痛割爱。

　　我们可以看到，开元时期的皇帝和天宝时期的皇帝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初期皇帝还没有”妄为“的资本，需要对现实做一定妥协，后面随着权力稳固，天下安定，他再也不需要压抑自己的本性。皇帝初期的英明恰恰是为后期的”不务正业“做准备。当皇帝展露本性后，贤相集团也就失宠了。

2

　　提起李隆基，人们总是会想起姚崇、宋璟，但事实上，李林甫才是”大唐盛世“的代言人，李隆基在位44年，任用宰相26人，姚崇、宋璟合起来任期不过6年，最后一任贤相张九龄的任期也不过3年，而李林甫的任期就高达19年。

　　皇帝对李林甫的信任，实际上远超之前的历任贤相。李林甫很能干，尤其擅长敛财，但他被皇帝赏识，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唯上“，李林甫很善于迎合皇帝，他永远与皇帝保持一致。

　　之前的贤相集团，虽然能力强，但总是在乎天下苍生和儒家伦理，在关键时刻总给皇帝添堵。李林甫与贤相们不一样，他从来只以皇帝为中心，会为皇帝干很多脏活，甚至不惜得罪太子。

　　李林甫得罪人太多，以至于他的儿子李岫都担忧父亲会遭遇报复，李林甫也深知一旦太子登基，就是他的末日。但他也知道，对刻薄寡恩的皇帝来说，如果不执行命令，死得只会更快，他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

　　李隆基后期宠幸的人，还有杨国忠和安禄山，这两个人的发起和李林甫一模一样。

　　安禄山营造的也是一个愚忠的形象，安禄山打了败仗被押往长安，拜皇帝不拜太子，有人质问他，他傻傻的说：“只知有皇帝，不知有太子”，李隆基嘲笑他肚子大，回答肚中“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李隆基随即大喜。

　　安禄山成为节度使后，和杨国忠争宠，便提出要做杨贵妃的义子，当时安禄山比杨贵妃大16岁，别人都觉得荒谬，安禄山却怡然自得，他还模拟当时给婴儿祈福的“洗三”仪式，扮作婴儿讨杨贵妃开心。

　　安禄山每次见皇帝和贵妃，更是先拜贵妃，李隆基问为什么，他就说我们胡人都是先拜母亲，再拜父亲，李隆基听了更加喜欢安禄山。安禄山成功营造了一个“愚忠”的形象。

　　另一位讨皇帝喜欢的佞臣杨国忠也是，杨国忠早年的发起其实并非依靠杨贵妃，而是靠得敛财能力，天宝年间，由于皇帝频繁发动战争，并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唐朝的军费上涨了6倍，让已有的财政捉襟见肘。

　　还是六品小官的杨国忠上书，说可以将粮食卖掉换成布帛运到长安，李隆基采用后果然府库充盈。杨国忠敛财的能力深深吸引了皇帝，在李林甫死后，他成为最有权势的宰相。

　　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三个人得宠都是因为唯上，能够不折不扣的贯彻皇帝的意志，甚至不惜得罪太子和天下人。

　　有人以为，皇帝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说法是错误的，皇帝思考的，从来只有自己的权力，即使是奉行与民休息的皇帝，出发点也是”老百姓不要造反“，考虑的是家天下的安危。

　　甚至这一点，很多皇帝都做不到，因为短期的妄为并不会立即招致报应，”妄为“的后果往往是子孙后代来承担，当事人无须付出代价。

　　人性是不宜高估的，统治者总会怀有侥幸心理，这种正义的”迟到性“让昏君总是多于明君。李隆基就怀有侥幸心理。

3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众说纷纭，很多人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唐朝设立了节度使制度，为了方便边境战事，并弥补中央财政的不足，李隆基授予了节度使军政和民政双重权力，节度使既可以招兵训兵，指挥打仗，也管理一方的税收和人事任命，其权力跟诸侯相当。

　　但是光有节度使制度并不一定导致安史之乱，一是节度使往往都在边关，广阔的内地没有节度使，中央在人力物力上仍具有优势。二是这么多节度使，皇帝完全可以拉一打一，单一节度使掌握的兵力是有限的，像陇右、朔方这样的大边镇，也不过六七万兵力，与全国50万的总兵力相比仍是少数。

　　没有李隆基和杨国忠的一系列骚操作，即使制度有毛病，也很难酿成大乱。

　　李隆基的第一个错误，是封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这样他就掌握了18万的兵力，超过全国总数的1/3，拥有了造反的实力。

　　第二个错误，是严重低估了君臣、同僚间的猜疑链，李隆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此前的所作所为严重影响了君臣、臣子间的互信。就史料来看，安禄山的谋反并不是蓄谋已久，而是被逼造反，逼迫安禄山的人就是杨国忠。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和安禄山成为了最大的对手，杨国忠本就看不惯安禄山，之前合作对抗李林甫更多是政治利益。杨国忠的思路是，李林甫死后，就属自己和安禄山最受宠。如果不除掉他，恐怕对自己不利。

　　杨国忠先是引入西部边军的将领哥舒翰来制衡安禄山，之后更是天天散播“安禄山谋反”的言论，并不断阻碍安禄山成为宰相，这让安禄山惊惧不已。

　　安禄山的思路是，自己现在固然受皇帝宠幸，但是皇帝本人是个反复无常，刻薄寡恩的人。皇帝曾经那么崇拜张九龄，最后还是将他罢相，皇帝那么信任李林甫，最后还是听信杨国忠的谗言，让李林甫晚节不保。（被诬谋反，被削去官爵，抄没家产，诸子被流放岭南，棺木被劈开，尸体被取下朝服。）

　　（杨国忠取下李林甫口中的明珠）

　　在权力面前，皇帝甚至不在乎自己的骨肉，一日杀三子，强娶儿媳，打压太子李亨，这些安禄山都看在眼里。

　　对于这样一个薄情的人，安禄山接受再多的赏赐，也不会消除担忧，对安禄山来说，与其相信李隆基的善意不如尽早准备。就在杨国忠污蔑安禄山谋反后，安禄山开始招兵买马，这反过来又成为杨国忠的论据，似乎坐实了安禄山有反意。

　　由于杨国忠说的太多，最后李隆基也有了疑心，对安禄山入相的请求暂且不发，还派人去范阳查看实情，这彻底触动了安禄山敏感的神经。

　　除了杨国忠的逼迫，安禄山另一个造反的原因是他得罪了太子李亨，当时李隆基已经70岁了，安禄山生怕李隆基突然去世，上位的太子一定会拿自己开刀，但这个理由只是次要原因，因为安禄山大可以等到李隆基死后再造反，没必要提前冒险，真正促使他在天宝年间起兵的，还是杨国忠和李隆基制造的猜疑链。

　　安史之乱就这样在君臣的猜疑中爆发了，李隆基的好大喜功、刻薄寡恩在随后的战事中暴露无遗，他杀高仙芝、封常清，逼哥舒翰出战，让一场可以及时遏制的叛乱演变为一场浩劫，大唐就此由盛转衰。

　　谈到安史之乱，很多人会将教训归结为节度使权力过大，中央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但地方权力大真的就一定天下大乱吗？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欧洲，会发现地方权力大是常态，欧洲贵族权力比节度使还要大，君权一直都很弱小，但欧洲各王朝反而延续了很多年，这一分权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出太大的乱子。

　　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这一体系？根本在于这套体系内部本身就是缺乏互信的，维系体系的是权谋而不是法律和契约。

　　自秦以后，中国的法理一直是君主专制，皇权至高无上，皇帝的权力没有边界，没有人会对没有边界的权力感到放心，极度的不平等下，君臣、同僚、父子间的关系，一定是充斥怀疑和欺诈的。

　　而唐朝，恰恰是一个对权力缺乏约束的王朝，从李世民到武则天，再到李隆基，朝廷充满了政变、兵变，各种违背人伦的戏码不断上演，权力倾轧达到了顶峰。

　　节度使无论现在权势多么大，他们都是犯法的逆臣，意味着不能将权势传给子孙，也意味着用任何方式除掉他们都是合法的。看似风光的节度使，其实一直活在朝不保夕的状态。

　　在一个普遍缺乏互信的社会，没法拥有任何稳定的秩序，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要弱化甚至消除猜疑链。这是安史之乱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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