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第一次流亡日本。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组建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孙中山从海外回国，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9月，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又流亡日本；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1915年，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结婚；1916年5月1日，孙中山从日本返回上海。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还绕道日本赴天津。在40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在日本待了9年，其中仅神户就去了十多次，那里后来建有“孙中山纪念馆”，馆里的石碑上有孙中山亲笔写的“天下为公”。孙中山流亡日本时，他在日本的朋友约有300人。此外，当时日本社会上有很多人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可见，日本在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生涯中颇有位置。另外，中日两国文化同源、一衣带水，使得孙中山“把日本当成第二故乡”。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曾论及这两国的文化并作比较，以助于其民主革命事业。

　　在孙中山看来，日本以前的文化是“从中国学去的”，但经过长期发展，如今两国文化颇有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日本文化崇尚武力和强权霸道，而中国文化则崇尚和平主义、讲仁爱。

　　明治维新使日本逐渐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之后日本野心膨胀，逐渐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1913年3月22日，孙中山在长崎基督教青年会欢迎会的演说中说：“日本成为世界的一流国家，其进步发达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但其中最有力的因素是武力扩张。”孙中山接着表示这不利于世界和平，这样下去，“世界和平终究是没有指望的”“他们的帝国主义和列强一样”。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中还说：“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总之，孙中山始终认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文化崇尚武力和强权霸道。

　　晚年孙中山从日本强权霸道文化中预见日本迟早会侵略中国和实施灭亡中国的计划，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他们的陆军平常可出一百万，战时可加到三百万。海军也是很强的，几乎可以和英美争雄。”“驱逐舰在日本有百几十只，日本如果用这种战舰来和我们打仗，随时便可以破我们的国防，制我们的死命。而且我们沿海各险要地方，又没有很大的炮台可以巩固国防，所以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海陆军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日本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

　　孙中山认为，中国文化崇尚和平主义，讲求仁爱，反对武力和强权霸道。1913年3月22日，孙中山在长崎基督教青年会欢迎会的演说中说：与日本文化不同，“中国人的思想”是“四海皆兄弟”，“中国人的思想在历史上是和平主义”。孙中山又说：“中国固有的道德”包括“仁爱”和“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二、日本文化不大讲信用，但中国文化则注重守信用。

　　孙中山曾说，“外国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订货，纵然立了合同，日本人也常不履行。譬如订货的时候那批货订明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价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来有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货，不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国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孙中山同时认为，“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中国人为履行信用起见，宁可自己损失五千元，不情愿辞去那批货”。进行了上述比较后，孙中山得出结论：“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在东亚住过很久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都做过了生意的，都赞美中国人，不赞美日本人”“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既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发展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当时的孙中山在比较中日两国文化时还发现其中一些差异，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一是日本文化具有进取精神，但中国文化具有保守性。1913年2月15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中说：日本“进行了维新大改革”“发达成为今日之强国”；“中国立国久远，中国人多顽固保守，所以迄至今日国势仍极为衰微”。辛亥革命后，国人“逐渐觉醒”，进行各方面的改革，但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一个充满进取气象，具有进步思想，致力于文明事业，使之繁荣昌盛”“另一个是保守主义，思想也陈腐，凡新鲜事物，刚一萌芽，便横加阻挠”。二是日本文化注重科学，但中国文化缺乏科学精神。孙中山还注意到日本明治维新及其以后时期善于吸取国外文化，引进科学技术，推动其工业发展，而中国文化不大关心科学技术。这样，“日本现在的实业科学和种种文化都是比中国高”。孙中山从中日文化差异中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弊端，主张以后中国要参考日本文化的积极方面。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晚年仍对“同文同种”的邻国日本寄托幻想，希望他们同情中国处境，“关心中国”，并希望“两国如能互相协作，东洋和平，进而世界和平，易于得到保障”。这反映出他当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性认识不足。尽管如此，孙中山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对中日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比较，并初步发现两国文化的一些利弊，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这位民主革命家改革中国文化、借鉴外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致力于振兴中华民族。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