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循回来看,近代以来的庚子年,中国基本都是多灾多难。
比如180年前的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英国暴揍。1900年,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暴揍,最终赔款4.5亿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
1960年,中国上演“三年困难期”,2020年,中国则面临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战疫”。
12月31日,“武汉出现了不明肺炎”,已经成为了2020年全球最大的黑天鹅。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零点,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合计确诊病例17205例,疑似病例21558例。
国外方面,北京时间1月31日至2月1日18时期间,共有瑞典、俄罗斯、西班牙、越南、德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报告新增25例确诊病例;目前共有来自亚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南美洲的23个国家报告确诊病例131例。
汹汹疫情,让全国人民又一次众志成城团结了起来。
在全民团结对抗疫情之外,有一个关键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诚然,大城市化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全球各国的发展趋势,也是正确的发展趋势,但趋势之下也有风险,高密度的人群,最易爆发严重疫情。
君不见,此次疫情爆发地的武汉,已经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城市,确诊病例数目高达5142例。
武汉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城市,除了是疫情爆发地之外,还因为这里集聚了1100多万人口。
湖北人口5900多万,下辖12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而武汉独揽1100多万,占了近20%。
数据:各地卫生健康委员会武汉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是处在武汉都市圈之内的黄冈。目前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全是湖北省内的城市。
而湖北省之外,疫情确认人数最多的是坐拥人口数量最多的重庆市,目前确诊300例,其次是温州、深圳、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杭州、台州、南昌。
数据:各地卫生健康委员会
以上城市,要么是中心城市,要么是人口大市。温州人口接近千万,台州也有六百多万。
如今,城市化已经进入2.0时代,全国人口会继续汇聚到中心城市,以及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都市圈中。
这种发展模式,有利于全国资源的调度和集中,利于经济发展,但也增加了大城市的管理压力和防止突发事件压力。
以此次疫情来说,由于确诊人数、疑似人数规模大,武汉市面临着巨大的医疗资源(口罩、防护服等医疗设备,以及医护人员等)紧缺。
中央为此,直接在武汉加建了火神山与雷神山两座医院,支援武汉。
此外,昨天,中央召开会议,明确要求紧缺物资统一调度,优先保障武汉和湖北其他重点地区。
在此次疫情爆发之前,这种压力和风险被很多人忽视。
其实,人口过分集中在中心城市,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一旦爆发战争,过度集中的资源与人口,反而会成为不利因素。
因此,从此次疫情中,我们需要得出的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
第一,要敬畏自然,不要疯狂索取,不要以为人类是自然的掌控者,站在了食物链最顶端就可以予取予求。
如果没有那些蠢货异想天开地重口味,尝鲜吃了蝙蝠,此次疫情可能就不会爆发。
第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要走出自己的特色,不能照搬日本、韩国等地区的经验。
日本绝大多数人口都挤在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韩国人口集中在首尔、釜山都市圈。
中国14亿人口未来还会继续往中心城市集中,但是中国的国情与日韩不同,中国人口庞大,不能过分集中在中心城市,需要有其他城市来分散人口,才能防控风险。
因此,本号以为,在此次疫情之后,各省政府可能在建设省会中心城市之外,会加快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建设,尤其是省会独大的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北、陕西、湖南、安徽等。
像广东、江苏、浙江、山东,都是双核城市,人口本就没有过度集中在省会。广东省的人口集中在珠三角,江苏省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苏州、南京、无锡等城市,浙江省人口主要分布在杭州、宁波与温州,山东省人口主要分布在青岛、临沂和济南等城市。
这四个省市的发展模式可圈可点,需要发展副中心来防范风险的主要还是省会独大的人口大省。
一方面,省域副中心城市可以作为省会或首府的副手,帮助带动全省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分担省会或首府的人口、管理压力。
目前,省会独大的人口大省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分布情况统计如下:
有些省设立了好几个省域副中心,如黑龙江、山西等。
其实,按照人口规模和自身经济实力,大多数省只需在省会之外,再扶持一个省域副中心城市即可,多了虽然分摊了风险,但也会分散资源,阻碍发展。
因此,从权衡风险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多数省与自治区,打造一个省域副中心即可。
湖北可扶持宜昌或者襄阳,河南扶持洛阳,江西扶持赣州,四川扶持绵阳或南充,湖南扶持衡阳或常德,广西扶持柳州,辽宁扶持大连,云南扶持大理……
如此,才能在灾难到来时,尽可能让灾难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