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史官（微信号：chanshiguanc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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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所谓徐阶案，指的是海瑞审理的徐阶与松江府民众发生于隆庆三年间的一场纠纷。上个世纪60年代，吴晗曾就此改编成历史剧《海瑞罢官》，并搬上舞台，使此案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
吴晗据《明史·海瑞传》的中“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认定徐家是强占百姓的田。或许是“兼并”这个词启发了吴晗，他将此案解释为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
与吴晗相较，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更为完整地把握了《明史》中关于此案的史料，试图串联起“贷”、“兼并”、“还田”三个关键词，将此案理解为：徐家放高利贷——借贷方无法偿还——土地兼并。
在黄仁宇看来，高利贷虽然不合法，却能解决民间资金需求，故而有其存在的价值，而海瑞要求退田，更多是出于道德层面而非法律层面的考量。
缘于阶级的温情，使吴晗对海瑞不吝赞美；惋惜晚明错失转型资本主义的机会，令黄仁宇对海瑞持保留态度。尽管两人立场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经意地让情怀湮没了故实。
徐阶案的真相是什么？《明史》中记载很简略，好在关于此案的笔记不少，我们可以爬梳史料，来推演和还原历史的细节。隆庆三年（1569）六月二十四日，海瑞巡抚应天十府。他接手的江南其实是个烂摊子，因为不久前曾遭受洪灾。统计辖区灾情上报中央，调动各种资源进行赈灾，够他忙活老一阵子了。半年后，即隆庆三年十二月，海瑞巡历华亭县，查看吴淞江水患。或许在视察过程中发现了什么，他“允许农民检举乡官的不法行为，勒令乡官退还侵夺的民田，同时认真平反冤案”。（李鸿然《海瑞年谱（续二）》）海瑞应该是在此期间接触到徐阶案的。据明代范濂的《云间据目抄》记载，“时刁民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十为群，沿街攘臂，叫喊号呼；而元辅三第前后左右，日不下数千人”。海瑞允许民众检举退休官员的不法行为，不料引发了华亭民众围攻徐阶府第。太平时期，几千人围住了退休宰相的家，这绝对是震惊朝野的一个大新闻。面对复杂的案情，海瑞需要小心应对。如果徐阶真的如此鱼肉乡里，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会容他活到现在？！那么，这几千人为什么要围攻徐阶家？要求徐阶退田。从留存的史料来看，要求徐阶退田的人主要有以下几类人：1、投献人2、典卖主3、徐家的仆人4、徐家的亲族。徐阶家世清贫，到了他这一辈才得以暴富。其田产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投献”的方式获取的，即大量的小地主、少量的富农为了逃避赋役，将田产托在徐阶名下，因为徐阶作为正一品乡官，享有6000亩左右的赋役优免特权。（据万历三十八年的《优免条则》反推）《大明律》规定，投献双方“杖一百，徒三年”；弘治十三年（1500）、嘉靖二十七年（1548）出台的《问刑条例》则规定投献人“发边卫永远充军，受限人家长参究治罪”。隆庆年间延用的是嘉靖二十七年出台的《问刑条例》，显然，在理论上，明目张胆的投献是违法的。但法不外乎人情。古代培养一个读书人颇不易，往往是倾一个家族之力。士子考举功名之后，自然是要回报家族的。所以社会上下慢慢就接受了亲族之间的投献，也没有官员来问罪。投献这种行为，给双方带来的利益实在太大了，所以投献人远不止于亲族。为了规避法律风险，不是亲族的人投献，就得变通了。变通的结果，往往是连人带田投献给受献人，比如隆庆五年揭露的孙五案，就是连人带田投献给徐阶，孙五改名为徐五，假装是徐阶的“家人”。另一种规避法律风险的投献方式，是双方签订假的典卖合同。通过假装典当土地而到期没钱赎回，从而达到投献的效果，这种钻法律空子的行为，就像现在为了规避限购，假离婚买二套房一样。既然当初投献时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投献的结果又对双方都有利，那么，现在这些人为什么又要反悔？
因为海瑞到应天后开始试点一条鞭法了。
在的我们印象中，一条鞭法是张居正在万历初年推行的，其实赋役改革的尝试早在嘉靖年间就开始搞了。海瑞的改革包括“以概县之田，承当概县之役，从而废除排甲轮役制”、“按亩征银，差徭官自雇募，百姓免除力差”等。（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
简单点说，以前小地主为了逃避赋役，投献是非常划算的，现在海瑞搞赋役改革了，投献已经不划算了。所以，出现了这种几千人围攻宰相府的盛况。和黄仁宇理解的不一样，海瑞并非一个道德至上主义者，他对投献人并不同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刁民”。海瑞关心的是在投献过程中真正的利益受损人：那些安分守己的民户，因为投献双方逃避的赋役会转移到他们身上；那些遭受洪灾的佃户，因为田产转手会引发耕种权、佃租比率的纠纷。基于此，海瑞希望徐阶减租，被徐阶拒绝了。尽管两人都认同赈济灾民，但海瑞认可的方式是减租，而徐阶认可的方式是放贷。（分别见海瑞《被论自陈不职疏》、徐阶《世经堂集》）这涉及到两人义利观。与大家印象中海瑞不一样，真实的海瑞并不反对致富（海瑞《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如他对徐阶的纺织求利视而不见。明代于慎行的《榖山笔麈》载：“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议者，如华亭相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公仪休之所不为也。”翻遍《海瑞集》，找不到海瑞对此一事实的任何评论，可见，海瑞并非仇富，他只是反对反对巧取豪夺，不劳而获。翻阅海瑞早年在琼山就学时写的《乐耕亭记》，我们不难发现海瑞的义利观：“贾子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今之为民者五，曰士、农、工、商、军，士以明道，军以卫国，农艺生九谷，工以利器用，商贾通焉而资于天下。身不居一于此，谓之游惰之民。”海瑞主张士、农、工、商、军各司其职，勤劳致富。这并非他个人的观感，在当时的士人群体中，已经发展出一套义利兼备的标准，即财富的获取方式必须是劳作所得，而非不劳而获。在海瑞看来，徐阶通过投献的行为致富，显然是钻法律空子，属于不劳而获了。所以，在徐阶拒绝减租之后，海瑞强行要求徐阶退田。《榖山笔麈》记载了这个细节：“华亭家人多至数千，有一籍记之，半系假借，海至相君第，请其籍削之，仅留数百以供役使，相君无以难也。然自是华亭宾客、苍头毋敢借声势横溢。世谓海受华亭恩厚，以是窘之为负义，其实有益华亭，然于报施之义则左矣。” 从时人于慎行的笔记中可知，海瑞要求徐阶退一半田是较为合理的。“半系假借”指的是徐阶的数千“家人”，有一大半是假冒的，相对来说，徐阶的24万亩田产，至少有一半是钻法律空子搞来的。
于慎行还说了句公道话，某些人认为徐阶曾经有恩于海瑞，海瑞逼徐阶退田是忘恩负义，其实海瑞这么是在报恩。如果徐阶也这么想，就没有后面的事了，可叹徐阶不甘休。
一个月后，即隆庆四年正月，徐阶指使给事中舒化攻击海瑞的品行。徐阶的这次活动，被老对手高拱给压下去了。
二月，徐阶双管齐下，一面买通秉笔太监冯保，在皇帝面前伺机行事；同时行贿给言官戴凤翔，内外配合，动摇皇帝对海瑞的信心。二月二十五日，朝廷正式下令，命海瑞“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升保定巡抚右金都御史朱大器为右副都御史代之”，海瑞遭遇了明升暗降。三月初二日，海瑞从邸报得知戴凤翔弹劾自己后，上疏辩诬。结果，就在三月二十五日，南京粮储者职位被裁革，海瑞被彻底罢官，徐阶案也就告一段落了。直到隆庆五年，徐阶的“家人”徐五进京，撞到高拱的手里，才又重新浮出水面。如果海瑞一直在应天待下去，应该会清丈江南十府的田亩，待查到徐阶有24万亩地，远远超过6000亩的赋役优免额度，不知道海瑞会如何处理徐阶的漏税问题。徐阶一案，并非个案。乡官通过“投献”聚敛田产，又通过“飞洒”的手段隐瞒田产，从而达到逃避赋役的目的，这是隆庆年间普遍存在的问题。塌方式的腐败，光靠司法是无法清除的，只有制度上入手。后来张居正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的改革，并没有解决藩王的土地占有问题。皇室靠血统就可以继承权力和财富，凭什么不让十年寒窗的官员分点残羹冷炙？！故而吏治败坏，其来有自。明朝覆亡，亦是题中之义。 参考资料
张廷玉《明史》、海瑞《海瑞集》、王国宪《海忠介公年谱》、徐阶《世经堂集》、高拱《高文襄公集》、姜金顺《徐阶案与晚明江南的投献》、姜金顺《海瑞的道义经济》、张显清《明代土地投献简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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