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各位有没有发现，在整个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战争史中，唯独秦国没有出现过“功高盖主”的权臣。当然，有人会以穰侯魏冉和文信侯吕不韦来反驳，但无论是魏冉还是吕不韦，在他们风光无限的背后无非是“狐假虎威”的仗势欺人罢了。一旦君恩不在，要么是灰溜溜的滚回封地，要么在凄怆惶恐之中饮药自尽。试问，这样的人，当得起权臣的称呼吗？

　　而秦国之所以始终没能出现权倾朝野、足以改朝换代的权臣的因素，则在于世代秦王皆是大权独掌，会借权与人却绝不会放权于人的角色。这种先天性的政治环境，无形中也为法家的落地生根、发展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最终使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中唯一一个纯粹的君主专制的集权国家，负担起一统天下的历史重任。公元前361年，刚刚继位的秦孝公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面向天下诸侯，公开招募贤能异士与之大业。并慨然许下“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的诺言，当此之际，刚刚在魏国求职失败的商鞅索性辞魏入秦，通过特殊途径参加由秦孝公自己组织的面试，并成功入职。

　　公元前359年，淹蹇良久的商鞅终于获得秦孝公的支持，在秦国开战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而随着变法的深入，地辟西戎，向不与六国交通的秦国逐渐崛起，隐然而有睥睨天下的姿态。但所谓“福兮祸之所伏”。功成名就的商鞅却也得罪了当时秦国的权势派人物，太子嬴驷及其师傅公子虔。不仅如此，由于法令内容过于严苛的问题，威名赫赫的商鞅却并没有享受到想象中的尊敬和钦佩，秦国之人莫不很之欲死。

　　而素有“以身徇道不苟生”之志的商鞅对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所以，每逢出行之际，没有“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阘戟者旁车而趋。”的装备，往往不敢轻易出门。就此而言，貌似权威煊赫的商鞅在秦国的地位并不十分乐观。毕竟，树敌太多的他眼前所有的荣华都是来自于秦孝公一人的恩赐，一旦孝公不在，那么商鞅的前途自然也就微茫而凶险。对此，雄才大略的秦孝公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但即便如此，他却从来没有要为商鞅缓解危局的打算。不得不说，帝王无情，一至于此。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刚刚继位的秦惠文王随即诏命逮捕商鞅，惶惶不知所措的商鞅于是连夜逃奔，一路上因为“法令”贯彻的非常彻底，以至于所有旅店民舍皆不敢收留他，而在他想要逃亡魏国的时候，又因为之前与魏国的矛盾被拒之门外。不仅如此，魏人甚至还主动将商鞅捆绑起来，打算交给秦国。当此之际，商鞅趁着魏人的疏忽又亡命本会封地——商邑，并发动军兵攻打郑国，试图以此打开求生通道。但由于势力渺小，终究还是被秦军扑灭。尸身被拉回咸阳，车裂示众。一旦法家巨擘，就此陨落。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

　　换言之，穷途末路之际的商鞅是有想过要造反的，但是区区十五邑的兵马并不足以使他具备造反的胆量和成功的可能性，对这一点，其本人也是非常清楚的。毕竟，如今的秦国是他一手打造的，有多少分量和实力，天下之大，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所以，在他艰难逃回商邑之后，他下一步的选择并不是发兵抗击秦军，或攻打咸阳。而是希望从东南边攻打郑国，借此来打通东出的通道，方便自己亡命天涯。综上所述，自始至终，商鞅都不曾在秦国获得过真正意义上的实权，他所拥有的不过都是借势于秦孝公的王权罢了。即便有“取而代之”的想法，那也不过是“镜花水月”的梦幻泡影。所以说，在他貌似显赫的高贵背后，实则是将自己放在了积薪之上烘烤。一旦火势蔓延，那也就逃生无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