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和鄂州交界处的村庄，一辆鄂A车冒夜雨往前开，被什么东西挡住了路。父亲下车，回来时脸色难看：有人在路中间立了一块墓碑。“他们怕我们是从武汉逃出来的”，父亲的声音有些激动，“他们不想让我们从这边过。”
从恐惧，到担忧，再到被处处歧视，过去一周内，湖北人经历了一场心理的漂流。如《人民日报》所说：“抗疫”不能成“恐鄂”，我们唯一共同的敌人是新型冠状病毒。
好的是，这种状况正在慢慢改变。
鄂A、4201和武汉口音
1月24日，除夕一早，云南大理一个村子的停车场，在此度假的郭芮一家遇到了麻烦。一个年轻人过来说，鄂A的牌照不允许开出去！郭芮说，不开出去，我们只是看一下有没有剐蹭。停车场管理员过来帮忙解释，他们已经住了很久，没有关系的。年轻人面露怀疑，说，这个事我要报到村里去。
半个多月前，郭芮父母从武汉自驾到大理。21日，郭芮所在科学期刊杂志社放假，第二天，她飞来和父母团聚。当时，武汉的疫情已露出苗头——单位每天都要量体温，呼吁大家戴口罩——但“封城”的消息要等到23号才被宣布。按原计划，他们一家将在大理度过这个春节。
回到民宿，郭芮正睡午觉，隐约听到了争吵的声响。醒来后，母亲神情严肃地告诉她，那个年轻人已向村主任举报。村主任来找民宿老板交涉，说，湖北来的车停在村口，会让游客和本地人激烈反应，我们这里不允许你们再住。郭芮母亲说，让我们走可以，要有个正常程序，好歹量下体温吧？村主任说，量不量体温都是题外话，大理不许你们继续待了，你们去丽江或者西双版纳吧。
半晌过去，郭芮父亲走去停车场，又看到了那位年轻人，正在质问管理员：为什么还不让鄂A的车主走？父亲气上头了，说，我们现在就走。回到民宿，他们一家开始收拾东西。民宿老板挽留，要不再住一晚，今天是大年三十。父亲说，算了，大年三十让你们被别人吼，添麻烦了。
郭芮一家踏上了归乡的路途。
途径贵州的车窗外|图片来源：郭芮
同样因为“鄂A”惹上麻烦的还有在北京的Andy，这半年她都没有回过武汉。1月27日，她接到片警电话，说小区里有人报案，让她把车挪开。她感到奇怪，车就停在停车位里，肯定不会挡住谁。她后来才被告知，举报人只是想找出这辆鄂牌车的主人。她很不舒服，感觉背后出现很多双眼睛，她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监视。
在丽江，55岁的陈先生和太太来到订好的酒店，却因为自己4201打头的武汉身份证，没办法入住。警察前来调解，让他们去医院做检查。开了健康证明，警察又说，我们没法强迫酒店老板接待你，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
陈先生找到了一个微信群，里面都是滞留在云南的湖北人。群里有人提供一处酒店式公寓，200多元一晚，收留湖北人。他在26日住进去，第二天一早，周边居民报了警，警察又赶了过来。酒店外贴了封条，拉起警戒线，警察守在门口。起初，他们被禁止点外卖，饮食问题没法解决，交涉了好一阵，警察才勉强同意他们点外卖送到酒店前台。
在海南，武汉口音成为了瘟疫的标志。1月20号，也就是钟南山院士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的那一天，汉口的小陈一家从武汉飞到了海口。出了机场，小陈母亲用“自己觉得还很标准的普通话”和司机讲话。司机一听便说，你是武汉的吧？你们那里的病好像很严重，边把车窗打开了。
慢慢地，人们谈论武汉的口吻严肃了起来。在海南西岛景区坐游览车时，小陈和母亲在用武汉话闲聊。后排忽然有人愤怒地说，“都是武汉来的！”她们一下噤声了。
23日，随武汉封城，返程航班取消。几番考虑，小陈决定先带家人去长沙，想着实在不行，就租车回去。大年三十晚上九点，他们抵达长沙黄花机场。可等入住酒店后，前台空无一人，店主在电话里驱逐了她们。母亲还不甘心，见隔壁旅馆门口坐了个男人，她问，你这里能不能住啊？男人说，你们不会是武汉的吧？母亲又用“非常不标准的普通话”说，我是武汉的。男人说，那我们不收，你赶紧走，你不走我走了。
话毕，男人从前台消失，转身往楼上跑了。
消息更新中
此时的武汉城里，封城的消息仍未传遍每个角落。1月23日早上9点，武汉大学的快递小哥张泽下楼，看到房东的房门紧闭，心里嘀咕：这大爷之前成天开着门，天天找我催水电费，怎么现在连门都关上了？小吃店里，人们都戴上了口罩，他吃完一碗热干面，掏出手机一看，群里在发：武汉封城了。
上楼前，他又去房东门前看了看，还是大门紧锁，他意识到不对劲了，“房东跑了，他连钱都不要了！”这时，同为老乡的主管打来电话，说自己今天上午八点多就跑了，时间太紧张，没来得及叫上张泽。种种迹象下，张泽做了决定，下午就要随同另一位老乡回家。收拾东西时，他只带了三本书同行，其中一本便是福柯的《说真话的勇气》。
来到武汉出城的收费站，捎他上路的老乡拍了一段视频，发了条朋友圈：加油，武汉！张泽感到荒唐：明明人都跑了，却还在加油武汉。
25日，大年初一下午，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了一条公告：1月26日零时始，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眼看武汉回不去了，刚离开大理的郭芮一家打算赶回鄂州老家。父母的户口在鄂州，当地还有一套房，从疫情的感染数据来看，鄂州比武汉安全。
一家人开始联系各自在鄂州的朋友，朋友们说还没封城，私家车应该能进来。几小时后，他们又不断收到新消息：鄂州可能进不来了。郭芮想在网上核实这个消息，在微博和本地公众号上，看到的消息都像假新闻，慌乱让她忘了去看看政府官网。比起武汉能轻松查到哪几个高速还开放，鄂州的信息无处可找。同学发给她一张截图，她没读懂那段表述，上面只说了哪几个高速口不能进鄂州，可是鄂州到底是不是要封城了？
她怀疑手机导航也跟着禁行令的更新在不断变动。零点之前，他们始终按照同一条路驶向鄂州，零点一过，那条路线在地图上消失了。在尝试了几条不同的路线、并全部失败后，她们只好又改道向武汉行进。
零点已过，武汉能通车吗？这也是个未知数。几小时前，武汉市的那条公告后面又加了一条：对禁止通行的机动车通过手机短信形式提前24小时告知车主，未接到短信通知的机动车可以通行。收到短信的到底是通行还是禁行？郭芮读了几遍才理解，父亲没有收到短信，却担心禁行令还会再变。
清晨4点，他们驶入武汉，街上通行一切正常。到家几小时后，朋友发来微信，说接到通知，鄂州从零点开始全面封城了。事实上，官方发布的公告称，鄂州全市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实行交通管制的时间是1月25日14:30。但在此之前，一家人谁也没能找到一份正式、清楚的声明，语焉不详的消息夹杂着恐慌，不断发射到他们身上。
鄂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
25日下午四点，36岁的武汉人周阳也收到了“中心城区机动车禁行”的公告。她给社区打电话说，母亲有肾病，每隔一天要去医院做一次透析。目前没有接到上级指示，社区的工作人员说。电话挂掉了。两小时后，社区又给她打了回来：是有这个事，但现在一些医院的透析滞后了，你得去落实，后天是不是确定要去做透析。
透析怎么能滞后呢？周阳没有收到医院的任何通知。透析小组的电话占线，医生的电话也占线。赶不上透析，母亲身体里的水分和毒素就排不出去，“整个人等于泡在毒缸里”。她举着手机在房间走来走去，业主微信群在讨论社区配车，群里500个家庭，一台车，车要留给发热的病人。
我母亲是走不到医院的，她在那天下午的采访电话里一遍遍强调。医院离她家一站地，但母亲的身体只能支撑自己走到楼下的菜市场。透析四年，母亲瘦了30斤，每次透析后回到家，要睡两个小时才有力气起来吃午饭。
我做好违令上路的打算了，周阳说，逮我那就逮吧。到了晚上，禁行令加上了“短信通知”这条前提，周阳没有收到短信。第二天一早，她看到街上的私家车飞奔如初。
除夕夜，还在长沙街头漂泊的小陈一家意识到，所有旅馆都不会收留他们了。他们转身回机场，想着至少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经过机场附近的派出所，母亲说，实在不行我们就报警。小陈走上前问门口的值班保安，我们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了，可不可以在这里住一晚上？保安把小窗户拉开，听罢，只说里头没有凳子，坐不了。母亲很生气，你们这么大地方，连一个凳子都没有？保安说，你们这个事情，我们也管不了，要不然那边还有个网吧，你们去网吧住一晚上？
他们最终折回机场。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除夕夜，小陈把所有短袖都穿在身上，裹着外套匆匆睡在了机场的凳子上。
隔天，小陈加入了一个“长沙回武汉”的微信群，看到有人已经从长沙回到了武汉。这时她才知道，直接买长沙到武汉的高铁票，票务系统上所有票都是灰色的，但如果买经停武汉的车票，就还有回家的可能。她当即买了长沙到安徽六安的车票。上车时，她问乘务长，武汉站能不能下车？乘务长没说什么，只让他们登记。
一个半小时后，列车即将抵达武汉站。广播里说，所有想在武汉站下车的旅客都到某车厢里统一下车。小陈看见，站台上空无一人，连灯都关上了。两个女孩开心地向列车员挥手说再见，列车员也开心地朝她们挥手。小陈也轻松下来，回到武汉，她不再害怕了，“在外面反而不受待见”。
空荡的武汉站|图片来源：小陈
他们被病毒攻击，我们被敌意攻击
早在启程之初，郭芮一家就说好了，一路只睡收费站，不去找酒店，免得再被驱逐和拒绝。粗算起来，行程24小时，加上过夜，他们在24号下午5点出发，能赶在26号凌晨到湖北。启程前，他们带上了棉被、泡面和刚蒸好的花卷。
我们不麻烦任何人，父亲一路都这么说。可在第二晚，疲劳驾驶让他在收费站睡过了计划的时间。朋友之前说，零点鄂州封城，但他们晚了半小时才到边界。路过一个收费站，父亲问工作人员，能进鄂州吗？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箱子打开检查了，说可以。父亲又问从哪儿走，对方答，跟着导航走。可导航把他们导去了一条狭窄的泥路，要穿越武汉和鄂州交界的一个村庄。
天下起雨，车向前开，前方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像有什么东西竖在那儿。父亲停车下去看，回来的时候，脸色很难看：有人在路中间立了一块墓碑。“他们怕我们是从武汉逃出来的”，父亲的声音有些激动，“他们不想让我们从这边过。”
父亲想再试试别的路，想起了一条大路可以走。走到大路上，他们的车又被一个警察拦住了。他们解释了一番前因后果，警察说，不管怎么样，就算是你们自己错过了，现在高速路口已经不对你们开放了。父亲掏出身份证，说我们本来就是鄂州人，想要回家怎么办？公安说，那你们自己去找酒店等消息吧，鄂州什么时候不封城了，你们什么时候进去。父亲戴着口罩，警察也戴着口罩，父亲上前一步，想再解释，对方马上说，你离我远一点。
车里的泡面|图片来源：郭芮
一省之隔的河南洛阳，刚从武汉返乡的李彦青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你不要出门，你不要害人。”他觉得莫名其妙，又想起来前一天，武汉封城时，县城的工作人员给他打过电话，问身体怎么样、武汉情况怎么样，采集了他的住址、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他还收到了同学发来的一份excel表格，里头就有那天他登记的全部信息——接下来的陌生电话，他决定统统不接了。
原定的同乡朋友聚餐也取消了。朋友们向他发来慰问，但结尾总要加上一句：“你不要出门。”李彦青想，这话里总还是有点嫌弃的意思吧。
马尔代夫，来自武汉的刘女士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31岁生日。她和女朋友住进7000元一天的“水屋”，水屋建在海上，阳台上就能看海吹风。晚上，所有星星都清晰地闪烁在头顶，她想要“一辈子待在这里”。
四天后，武汉封城，航空公司取消了她们回武汉的航班，她们只得搬入市中心一家“破烂招待所”。此时马尔代夫回国的直飞航班只能前往广州或上海。她们飞到广州后，入住的酒店前台小姐却要求她们出示“七天健康证明”。刘女士说，我出门九天了。前台说，这是公司规定，我也是打工的。
酒店告示|图片来源：刘女士
她俩套上三四层口罩，打车到医院。接待员听闻来了两个武汉人，让她们赶紧站远一点，“得有两米以上”。接待员和领导打过电话后，又说，你们得去发热门诊。
明明就没有发热，为什么要去发热门诊？刘女士和朋友回到了酒店，尝试打110、换民宿均未果，晚上九点，在酒店大堂，刘女士哭了起来。她的哭声最终招来了黄冈籍的经理，把她们送去了另一家愿意收留武汉人的酒店。
箱子里装着的还是波西米亚风的长裙，最厚的不过一件薄外套和牛仔长裤。刘女士便开足暖气，闷了一晚。隔天起来，两个人脸涨得通红。有人来敲门，三位穿黄色防护服的卫生所成员进来，拿温度计往她们脸上扫，显示38度。又测了腋下，体温正常。防护人员说，你俩不要激动，不要紧张。
刘女士想换一个有窗户的房间，酒店工作人员没露面，把一张房卡放在了她们门口。附带还有一瓶消毒液，“你们自个儿把里头消消毒！”也没人来打扫了。
两位女士定了三天房，但她们不知道，接下来俩月都得困在这儿吗？虽说酒店普通，也得要三百块钱一天啊。
湖北红安，快递小哥张泽搭着老乡的车，总算是回到了老家。大年初一，亲戚给他母亲打电话拜年，说的却是：你们不要来我家拜年了，尤其是张泽。他到市中心溜达，戴着口罩，街上却空无一人。晚上，他给我们发来微信：
“他们被病毒攻击，而我们从武汉回来的则是被莫名其妙的敌意攻击，太魔幻现实了。”
2020年的除夕夜
1月21日，周阳得到消息，母亲做透析的医院要开始接收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了，那晚，她失眠到凌晨三点。隔天一早，母女俩赶在7点前开车到医院。站在大门口，母亲对她说，你不要进去，我这个年纪了，你还很年轻。“我看着母亲的背影，她一个人进去了。”采访中说到这里，周阳又一次哭了。
正在做透析的母亲|图片来源：周阳
朋友不聚了，门也不能出了，李彦青待在洛阳老家自我隔离，天天玩吃鸡、王者荣耀、阴阳师，还看起了《切尔诺贝利》——据他所说：“很应景，也很硬核。”更具体来说，不是待在家，是待在自己的房间。大年三十，父母走进他房间，没戴口罩。他把他俩推出了房门，再把门反锁上，冲着门外的父母喊话：“你们不戴口罩，我就不开门。”
年夜饭，李彦青一个人在房间里吃了碗猪肉韭菜馅的饺子。今年，他也错过了和父母包饺子的环节。
除夕的凌晨一点，冒着云南的大雪，陈先生开车到祥云县郊区的一家招待所落脚。老板看到他出示的健康证明，爽快地办好了入住手续。两小时后，他被不断传来的敲门声唤醒——他的身份证在前台登记时进入了系统，赶来的警察在门外要求他起床登记信息。测完体温，警察站在离他一米远处，回头说，最好还是把鄂A的车牌摘掉。
大年初一，陈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摘掉自己的车牌。他联系了拖车公司，把车运到昆明的4S店，然后租车赶赴昆明。
“我是不是真有病？”在云南搬完行李上了车，郭芮感觉四肢无力，可能是搬东西太费力气，但她又想，也可能是真的感染了。她上网查资料，发现感染者未必会发热，难怪村里人没给他们量体温，就断定一定有问题。
为什么非要来云南？出发时她不知道会封城，不知道疫情很严重，只想着全家团聚。现在，她忍不住在心里暗示自己：我是一个潜在的病毒携带者，我是一个不安全的人。如果我没有来云南，父母是不是本来可以过个好年？被撵走前，村支书来问民宿老板，这里住了几个人？老板说，两个人。没人敢提到她的存在。她想，是我给所有人添了麻烦。
车子开动了，父亲的脸更阴沉。从前逢年过节，她家是云南的常客。早年这里还没发展好旅游业，父亲就发现了大理。现在郭芮想，这些感情可能是一厢情愿，他们被这座城市当成了一个麻烦。要是主动去找酒店，说不定也能住进去，但父亲害怕再一次被拒绝。第一晚，父亲憋着一口气，绝不在云南过夜。直到凌晨3点，他们到了贵州境内的第一个收费站，一家人盖上棉袄和被子，在车里睡了三个小时。
那一晚也是除夕夜，往年的这个时候，郭芮会在手机上收到点不完的新年祝福和红包，今年什么都没有。接近零点，天空绽开了烟花。她把车窗摇下来看，烟花开得特别大。“他们是把欢乐建立在湖北人的痛苦上“，正在开车的父亲说。母亲把头扭到了一边，“我再也不喜欢云南了。”
手机上不断有微信涌进来，叫他们别回来，“别回来”三个字刷屏了。父亲接到了朋友的一个电话：有些话我们不方便说得太明白，但你们就是不要回武汉。要不我们别回了，有一回郭芮提议说，父亲如她所料地拒绝了：如果情况很糟糕，那就是给省外人添麻烦；如果没那么糟，我只想回家好好休息。
她知道父亲心里受了伤，不想继续在外流浪。担心父亲疲劳驾驶，郭芮给他买了很多含着提神的口香糖。一路上，一家人一起玩一个游戏：看前面是什么车牌，猜想车主的遭遇。看到一辆浙A，她问父亲，浙A为什么在赶路呢，浙A又不是鄂A。父亲说，浙江的防御做得紧，估计人家不想在外面待了。凌晨两三点，一辆鄂A开到眼前，父亲说，这是跟我们一样的人，都是被嫌弃的人。
*文中陈先生、张泽、小陈、刘女士、Andy为化名
撰文 | 洪蔚琳、李颖迪、刘诗予
编辑｜吴呈杰、康路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