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桥梁都是由谁出资修建，和现今一样由政府负责吗|乡绅|桥梁|僧侣

　　2020年7月7日，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桥被洪水冲垮。

　　镇海桥，始建于明嘉靖15年（1536年）。相传是隆阜财主戴时亮为嫁女儿独资建造。清康熙初年水毁，由程子谦捐资670万贯，费时两年建成，通行17年又被水毁，程子谦说：“桥之不固，是我之过也。”遂以独资复建，桥未成就去世了。他的儿子程岳，时任广西清吏司、员外郎，为继承父志，终于把桥建成。

　　镇海桥是由戴时亮，程子谦这样的人独资修建的，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古代是特例还是普遍情况？古代的桥梁除了像今天一样由政府出资外到底还有谁会出资修建的呢？

　　官员

　　官员这个群体修桥的动力很好理解，无论是为了满足所管辖地区人民的切实需求还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和政绩，修桥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按照实际出资人不同，我们将官员募资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种：出资人全部为官员。

　　具体的形式为官员独资或数个官员捐出自己的俸禄集资修桥。如德安县舆梁桥桥志中记载：“知县顾允谐捐俸重砲，擢乡老王廷侃、曾宪师督理。”又比如九江湖口县通仙桥：“嘉靖中因迎景王，各官捐俸，委胡国臣建造”。对于这种出资人全部为官员的方式，无需政府出资，也不花费民间百姓的财富，官员则得到了名声和政绩，可谓是三赢的局面。只可惜因为桥梁的造价十分高昂，而官员的俸禄是有限的，因此只存在于少数的例子，并未能够成为一种普遍行为。

　　第二种：出资人包括官员，地方乡绅，商人等民间出资人。

　　在这种情况中，官员拥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通常为带头人或直接主持桥梁的修建。如大文学家苏东坡在惠州任职时修建的西新桥和东新桥，就是由他主导，民间参与募资，邓守安和希固负责修建的。在他的作品《东新桥》中有这么一句:“使君饮我言，妙割无牛鸡。不云二子劳，叹我捐腰犀。” 他又在《西新桥》中写道：“探囊赖故候，宝钱出金闺。”（自注：“子由之妇史，顷人内，得赐黄金钱数千助施。”）在修这两座桥的过程当中，苏轼作为募资带头人不仅捐赠了自己的犀牛腰带，而且他的弟媳史氏还捐了几千黄金钱，无论是从苏轼的号召力对募资的影响或是苏家实际投入资金的价值来说，苏轼都是募资行为的绝对主导者。

　　乡绅

　　乡绅是我国古代一个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不属于政府机构，但却又和普通百姓在社会地位上有明显的区别。不过权力和义务是对等的，乡绅们在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占据较多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要承担起相当的社会职责，像桥梁这样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仅针对乡绅个人而言，募资修桥这样的公益行为是在行善事，积阴德。并且衍生出了祈福的含义。如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马尾镇的双寿桥，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桥板上镌刻楷书：“明嘉靖癸丑磕源陈妇八十娘张氏同夫建立双寿桥为父母祷福。”

　　而对于整个乡绅群体而言，募资修桥可以给乡绅群体带来良好的口碑，提高其社会声望和社会话语权，从而有利于乡绅群体占据更多的社会财富。乡绅有了钱，募资修桥的客观物质条件也变得容易了，这对乡绅群体募资修桥的行为又有不小的促进作用。一个良好的修桥生态就这样形成了，乡绅满足了私人道德需求，稳固了乡绅群体的社会地位，民众则切切实实享受到了桥梁带来的便利。

　　除乡绅群体集资或由乡绅带头，民众参与的筹资行为外，乡绅独资桥梁出现的很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镇海桥就是如此，初代修建者戴时亮和二代修复者程子谦均为独资修建。《九江府志》中记载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十家桥是贡生黄锡顼兄弟捐建的；通田桥为监生刘维翰捐建；黄荆桥由顺治十二年举人周易元重修。《九江府志》中还记载了一位名为李修教之人，此人在康熙至雍正年间独资修建高桥、洲头桥、南港桥、霞红湾桥。就体现出一个词——财大气粗。

　　民众

　　桥梁的直接使用者是广大百姓。对于某个地区的民众来说，新修一座桥梁可能就意味着节省数里甚至数十里的脚程，所以作为直接受益者的民众其实才是最想要修建桥梁的人。他们没有什么政绩，名声的考虑，道德上的自我满足和积阴德祈福等目的也不足为重，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几乎是他们想要修桥唯一原因。即使没有乡绅，官员这一类人带头出资，百姓为了自身的切实利益也会自发的进行筹资。

　　如浙江余杭的花明村桥，据说在造桥时，施善募捐资助的村民姓氏五花八口，故名＂花明村桥＂。如湖口下新桥，其募资者中陈遇显卖田捐钱六十千文，李联辉卖棺捐钱十千文。如果当地民众对这座桥没有切实需求，还有什么原因能够让两位贫民不惜卖田卖棺也要出资修桥呢？

　　僧侣

　　如果说对于官员，乡绅，民众而言，募资修桥的主要原因是自身责任和利益的话。对于僧侣这样以普渡众生，做善事修功德为自我信仰的群体而言，精神上的自我要求和满足则是僧侣修桥的主要动力。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修桥可以给僧侣群体带来物质收益的，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僧侣名望的提升都可以使得寺庙香火更加旺盛。但根据台湾学者黄敏枝根据《福建通志》统计，宋代泉州“由僧徒兴修桥数为44，总数则为107，其比率约占泉州的41%。”物质利益驱动不太可能达到这样高的比例的，僧侣的信仰才是推动他们修建桥梁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