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外交一桩给力大事，正是“揍印度”：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大唐使节王玄策率团出使印度大陆的摩伽陀国，却正赶上摩伽陀国爆发叛乱，杀成一团的乱兵们，顺手抢了大唐使团的财物。

　　这可把王玄策大人气得够呛，愤然率领使团自卫还击，不但把作乱的摩伽陀国王子抓了俘虏，斩杀了一万三千多乱兵，还抓了一万两千多俘虏回长安汇报工作。从此“天竺震惧”，一顿大扬国威。

　　可问题来了，好端端的，王玄策大人跑到印度干啥去？其实，就为了“吃糖”——学习印度的制糖技术。

　　中国虽是糖果的故乡，但隋唐年间，印度制糖业早已跑在前头。产自印度的“石蜜”，自三国年间起，就是“中国贵之”，公认贵族享用的高档奢侈品，素来以产量稀少价格金贵著称。

　　晋朝时就有特殊法令，只要有人能增产二升石蜜，就能获得十斛谷子的重赏。可重赏之下，制造“石蜜”的熬糖技术，当时依然可遇不可求。直到大唐年间，唐太宗咽着口水拿定了主意：天竺有，那就派王玄策去瞧瞧？然后就误打误撞，有了一桩中国古代外交史上空前的“揍印度”奇事。

　　当然，缔造奇迹的王玄策，正事儿也没耽搁。随着“天竺震惧”，印度大陆先进的熬糖技术，陆陆续续传入大唐，并与中国本土蔗糖业完美对接，终于造就了中国古代蔗糖业的突飞猛进。

　　从唐宋年间起，中国糖果的产量越来越高，质量也越发精美，明代时更出现了“黄泥水淋糖法”，使制糖的成本大大降低。糖果，不但从贵族的专享，变成了民间的美食，更随着陆海丝绸之路走出国门，畅销世界各地。

　　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糖果出口国。

　　1804年至1829年，中国仅输往美国一国的糖果，就从每年几百担暴涨到上万担。甚至“远如不列颠岛，亦有华糖踪迹”。与其说，是当年王玄策的愤然一击，换来了“熬糖法”这个吸金神器。不如说，是那时中国人开放学习的精神，造就了这青出于蓝的逆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