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夏时报微博
图为天治基金历任董事长华夏时报记者 耿倩 上海报道
公募基金行业的人事时钟,在2026年下半年再度加速转动。
10月29日,天治基金发布董事长变更公告。公告显示,季大坤新任公司董事长,任职日期为10月29日。随着新任董事长到岗,此前由总经理林洪钧代行董事长超七个月的安排宣告结束。
这其实是行业“换帅潮”下的一个缩影。《华夏时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公募基金行业董事长层面的调整持续升温,仅下半年就有兴银基金、东方基金、长安基金、诺安基金、创金合信基金、金信基金等多家公司迎来新任董事长。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10月31日,年内公募基金行业已发生321起高管变更,涉及178家基金公司,其中董事长变动60人次、覆盖32家公司。
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公募行业年内迎来高管大面积高频更迭,是行业进入存量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综合体现。从本轮高管变动的人事变化来看,股东意志主导了绝大多数高管人事安排,经营考核不达标引发的团队调整大多来自股东层面决策,退休换代与治理重构等其余因素则起到协同助推作用。
信托系“老将”接棒
现年44岁的季大坤,是一名从大股东体系内成长起来的信托系“老将”。
公开履历显示,季大坤拥有研究生学历及硕士学位,持有基金从业资格。其过往任职经历集中于金融监管与信托领域。他早年曾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河源市中心支行,后长期在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吉林信托”)任职,历任财富管理中心副经理、主任,杭州信托部总经理、北京信托部总经理,以及总经理助理、异地信托业务拓展中心总经理(兼)等职务,现任吉林信托总经理助理。
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在的吉林信托正是天治基金的第一大股东。资料显示,天治基金成立于2003年5月,注册资本1.6亿元,注册地位于上海。从股东结构来看,公司是典型的信托系公募,其股东为吉林信托和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股东出资比例分别为61.25%、38.75%。
此次履新,结束了天治基金董事长岗位长达七个多月的空缺。今年3月3日,原董事长柴晓秀因个人原因离任,且不转任公司其他岗位,由总经理林洪钧代任董事长一职。从3月到10月,这家成立逾23年的老牌公募,在“一把手”位置上始终处于代管状态。
一名基金业内分析人士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吉林信托的控股地位,决定了此次任命的实质,那就是大股东直接选派核心管理人员入主公募平台。但对于中小公募而言,能否借换帅重构战略、补齐投研与权益短板,才是真正的考题。
小型公募的困境
翻开天治基金的治理史,“换帅”几乎是常态。Wind统计显示,公司成立以来已历经六位董事长,季大坤此番履新成为公司第七位董事长。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除首任董事长赵玉彪两度任职、累计任期约10年外,其余董事长任期普遍较短,共有4位董事长任职时间不足3年。而上一任董事长柴晓秀的任期仅约341天,为公司历任董事长中最短。
董事长频繁更迭的背后,是公司规模长期在行业尾部徘徊。Wind数据显示,天治基金的公募管理规模多数时间处于百亿元下方。2016年末至2021年上半年,规模在30亿元以下徘徊;2021年第三季度末到2023年上半年,公司规模在60亿元左右调整;直到2023年下半年,受益于固收扩容,产品规模首次在当年年底突破百亿元,达108.64亿元,创下2016年以来的历史峰值。但这一“百亿时刻”未能延续:2024年第三季度末回落至91.97亿元;2025年末进一步降至85.06亿元;进入2026年,规模继续承压,二季度末约为81.60亿元,三季度末为81.93亿元。
把时间轴与董事长任期叠加,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规律。吕文龙任内,公司规模总体收缩;单宇任内,公司规模由2018年末的14.37亿元回升至2022年末的55.38亿元;马铁刚2022年9月接任后,恰逢债基扩张周期,规模在2023年末升至108.64亿元,随后回落至90亿元左右;柴晓秀短暂的不到一年任期内,规模由93.45亿元降至83.94亿元;林洪钧代任的七个多月里,规模仍在80亿元出头低位运行。换言之,无论“一把手”如何轮换,天治基金的规模曲线始终未能摆脱“小型公募”的标签。
如果将视线从总量切到结构,天治基金的整体情况更为具体。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三季度末,天治基金旗下共有16只公募基金,合计规模81.93亿元,其中非货规模79.96亿元。分类型看,债券型基金6只,规模76.83亿元,占总规模比重高达93.78%;混合型基金9只,规模仅约3.13亿元,占比仅为3.82%;货币市场基金1只,规模约1.97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天治基金自2015年三季度起已无股票型基金。
产品结构的失衡,也折射出募资能力的弱化。在头部机构把持主流代销渠道、行业马太效应加剧的背景下,小型公募的零售募资困境被进一步放大。
公募“换帅潮”持续
天治基金的案例,是2026年公募行业高管密集更迭的一个缩影。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日,今年以来公募基金行业已发生321起高管变更(含代任),涉及178家基金公司。其中,董事长变动60人次、涉及32家公司;总经理变动86人次、涉及47家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合计146起,占比超过45%。
从新任董事长的任命看,背后多伴随股东战略调整或控股权变更。武泽伟认为,股东战略调整是本轮高管变动的首要推手,退休换代与治理重构属于重要驱动因素。具体来看,银行系、券商系公募高管多由股东派驻,股东集团内部轮岗、业务布局调整,会直接带动基金公司核心管理层更迭。到龄退休带来新老交替集中释放,老牌机构管理层迎来集中换届窗口,放大了变动数量。治理重构引发人事调整,既包括股权变更后的班子重塑,也包含合规整改、内部机制优化带来的管理层调整。
在行业从“规模驱动”向“质量驱动”转型、监管推动长周期考核与“重回报”导向的背景下,董事长变动已不再只是孤立的人事事件,而是机构围绕新一轮战略周期调整团队配置的常规动作。
“当前行业规模增速放缓,业务转型与经营考核压力持续抬升,部分管理团队难以匹配新的发展目标,股东方会通过管理层调整重新锚定发展路径。而监管也在持续完善公募治理体系,压实管理层责任,推动考核导向从规模优先转向持有人收益优先。行业人才市场化流动渠道更加通畅,成熟管理人才跨机构流动增多。”武泽伟认为,本轮人事调整覆盖范围广,不只是个别机构临时人事变动,而是行业优化治理、适配转型需求的常态化现象,后续节奏会随各家机构自身情况分化。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