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长宁）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无论子女由哪一方直接抚养，父母双方均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依法负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等监护义务。当子女需求发生变化，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非直接抚养一方仅以收入低为理由进行抗辩，法院会如何认定？

　　离婚时，男方处于失业状态

　　双方协商确定抚养费标准

　　男方后续赴境外工作

　　孩子生活、教育开支日益增加

　　女方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

　　男方却辩称自身收入低

　　无力增加抚养费

　　这样的说法，法院会采信吗？

　　小美（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2岁时，父亲大强与母亲敏敏经法院调解离婚，约定小美随母亲敏敏共同生活。

　　当时，大强提交了单位退工证明等材料，证明自己处于失业状态，并称“鉴于目前经济能力有限，愿意每月支付2500元抚养费”，敏敏接受了这个方案。后来，大强出国了。

　　不料离婚后仅数月，大强给敏敏发来消息，称自己人民币不多，要用外币支付抚养费，还打算让小美出国就读国际学校，但敏敏坚持小美留在国内接受教育。

　　随着小美渐渐长大，生活、教育开支日益增加，但敏敏的收入水平却大幅下降。敏敏要求大强按时足额支付抚养费时，还常常受阻。

　　无奈之下，敏敏作为小美的法定代理人，代理小美起诉大强要求增加抚养费。

　　法院收案后，首先要查明大强的收入情况。大强表示，自己在国外工作，工资每月折合人民币仅9000元，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经济能力和离婚时相比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此不同意增加抚养费。

　　可小美推测，大强的收入远高于9000元/月，只是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考虑到大强在国外工作，收入证据形成于境外，法院认为，小美一方举证存在客观障碍，大强应当对于自身抗辩的事实承担举证义务。经向其释明法律后果，大强仍拒绝提交相关收入证据。

　　长宁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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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收入证据，导致其真实收入水平难以查明。即便按照其自述每月9000元收入，相较协议离婚时的失业状态，经济负担能力也有明显提升。大强主张经济情况未发生实质改变、无力增加抚养费，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纳。结合敏敏收入水平大幅下降，小美生活、教育开支增加以及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法院酌情将小美的抚养费调高至3000元/月。

　　后大强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法院在审理抚养费纠纷案件时，应当始终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结合子女实际成长需要、父母双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实际水平等因素综合裁量，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要。

　　当事人对于自身的主张，应举证予以证明。在直接抚养人客观存在举证困难，非直接抚养一方仅口头抗辩经济拮据、拒不提交相关材料的情况下，法院可依法认定其抗辩不成立，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以司法刚性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法官提醒

　　离婚后，父母依然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仍应当主动履行监护职责，保障子女健康成长、稳定生活、接受教育等权利。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

　　抚养费标准并非一经约定就永久不变，而是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依法调整。子女成长过程中的生活、教育、医疗开支需求处于变化状态，父母的经济负担能力也会随就业、收入变动等情况而发生增减。当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子女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或者具有其他法定正当理由时，子女有权要求有负担能力的父或母增加抚养费。

　　抚养费是保障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需要的基础法定费用，和父母之间的探望纠纷、经济矛盾、情感问题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父母不得以上述理由，擅自扣减、拖欠抚养费。针对抚养费产生纠纷，可先自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依法通过诉讼途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