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培风客

　　在我刚开始研究宏观的时候，我是从经济指标出发的，后面我发现经济周期是串起来经济数据的一个绳子，然后我研究经济周期，到后面我发现经济周期可以被人为改变，所以我开始研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到最后我发现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或者任何什么政策都是由人决定的，而人的行为是由文化驱动的。

　　所以人文科学真的是如他名字所说的，是研究人和文化的科学。

　　昨天有读者说希望能分享一些普通人用得上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是用得上的。

　　例如当你身处公司的政治斗争的时候，你可以用历史上的很多例子去判断谁会赢，如果你是参与者，这有利于你站队，如果你是发起者，这有利于你战胜自己的对手。

　　例如当你处理家庭关系的时候，你可以多想想你的亲戚到底想干嘛，怎么打造一个团结的群体，怎么获得更好的家庭地位并且引导一个家庭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可以保证，你在历史书上读到的，很多时候是两个正确答案的斗争，就是谁都没错，然后胜负是由天命决定的，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公司中，在行业中，你会遇到很多傻子，在用错误的方法去斗争，那么你可以从历史中学到怎么去战胜他们。

　　在中国，如果你想做任何改革，你一定会面对三个东西的阻挠

　　- 文化

　　- 制度

　　- 经济

　　所以脱离政治讨论经济，脱离经济讨论文化，脱离文化讨论政治都是有所欠缺的。

　　今天我想讨论的是三个改革家，范仲淹，王安石和张居正。这三位在王朝中后期改革的人命运各不相同，但其实凭良心说，这三个人的结局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在王朝中期改革更惨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王莽新政，永贞革新，戊戌变法

　　那么为什么？因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王朝是上面三个东西的大一统，儒家礼法，官僚系统和地主经济

　　所以如果你改革，你一定要同时改革这三个，如果你只改革一个，另外两个地方的保守派都可以把你压制回来。

　　那么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同时推行超过三个领域的改革，那么恭喜你，你获得了第一关的通行卷。例如范仲淹的改革十条

　　- 明罢黜，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戎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里面有官僚系统的改革，有经济改革，有读者会问那么儒教改革在哪里，这里是一个历史问题，其实我们说中国是个儒家社会，从汉武帝时期开始，但他并不是一个连续的，在唐朝的时候，佛教其实很多时候是凌驾在儒家之上的，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中国古代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大一统的王朝和极度分散的小农经济的矛盾（当然这也可以被说成土地兼并），这个矛盾在2000年来几乎无解，当小农经济，离散思想，分裂主义盛行的时候，佛教往往比儒家更符合社会的思潮，而当文明重新聚拢的时候，儒教就开始兴起。所以有宋一朝终结了五代十国，其实整个也都是一个儒家慢慢取代其他两家的过程。

　　那么范仲淹成功了么？没有，非但没有，而且可以说非常失败，他的变法就持续了半年，就失败了。范仲淹遭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那么事后诸葛亮去说，他错在哪里呢？这里我想多说一句，不要因为我们现在站在1000年后就觉得范仲淹没本事不聪明，我可以担保大部分人把你丢在那个位置上我估计不要说做成事情，能不能活下来都是问题。不要用上帝视角去觉得古人是傻逼。

　　范仲淹犯下了一个基本错误，就是他虽然认识到了他需要同时改革官僚和经济制度，伴随着文化的改革。但他没想清楚用谁来改革。言官嘴巴一张一闭，一个点子就出来了，宰相要负责执行，那么这么大的改革，谁来改革呢？

　　那么中国改革家的第二个艰难就出现了，你会发现中国的改革必须是用官僚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去改革官僚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就是说，由于我们是一个内部完备的体系，所有的改革都发生在内部，所以其实你是要内部人自己做改革。

　　当然中国也有更简单的内部改革，陈胜吴广也是改革家，朱元璋也是改革家，但如果你是在王朝内部中后期做内部改革，你的难度就大很多。

　　其实如果你这样想，第一个想清楚这个改革无解问题的人是王莽，但他犯下了另一个错误，叫做皇帝自己不能是改革家，不然不团结的影子就会出现，所以后世的改革往往都是由一个副宰相或者宰相发起。

　　历史的残酷之处就在于，你即便吸取了所有前人的教训，后面还会有一个你想不到的黑天鹅等着你。

　　总结一下，范仲淹其实已经是吸取了很多前人的教训，但他依然犯下了两个问题

　　- 他主张节流而不是开源

　　- 他发动了皇帝，但他因为他要求节流，所以他在动员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时候，面对了无限的阻力

　　更致命的是，范仲淹对于改革的难度估计不足，当原有的官僚集团开始对他发起攻击的时候，他日渐萧条，他的同僚和他说“阁下若更畏缩循默，则不唯国计渐颓，亦恐祸患及身”，范仲淹最后自己祈求外任。等于是自己认输了。

　　这无碍于他写下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的名句，进亦忧，退亦忧。大家如果还记得岳阳楼记的第一句话就是庆历，事实上这篇文章就写在他变法失败后一年。如果带着这个理解去读岳阳楼记，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准备了一辈子变法，然后一年就被反对派干掉的人。留下了自己的想法。从权力的高点到低点他就用了一年，那么你去读岳阳楼记里面那两段，第一段写淫雨霏霏，第二段写春和景明，这个排序其实说明他当时可能还抱有一丝希望。

　　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改革家只有一次机会。

　　等到二十年后，王安石吸取了范仲淹的教训

　　首先王安石不觉得或者不说问题是花太多了，他觉得问题是赚太少了。这就是个很大的进步

　　其次王安石看着官僚阶级的顽固，他把对于官僚阶级的改革优先级放在了后面，在富国，强兵，取士三法中，他首先解决经济问题，在开始看上去获得了官僚阶级的拥护，取士则是徐徐图之的意思。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逻辑的做法，我相信如果你看了上面范仲淹的故事，明白要用三个系统去改革三个系统的荒诞，你会觉得王安石做法是有道理的。但王安石还是出了问题。

　　在历史书上，对于王安石的评价是用人不当，他任用的官员过度心急，把变法变成了扰民之举。但这就是历史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了，有一个问题叫做，为什么变法的官员总是用人不当？王莽也是如此，后面的张居正也是如此。我觉得这是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不进行吏治改革，那么你只会面对两种人

　　- 一种是不合作的人

　　- 一种是看起来合作的人

　　对原有经济制度的打破和重组，一定伴随着很多的不确定性，这个过程中如果官僚系统没有经过改革，那么结果就是王安石的改革和王莽的改革，原有的利益集体可能会先赚一笔再泼脏水。

　　这个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比方说明朝很多人都说明实亡于万历，但说这话的人和鼓励万历干张居正的人也是一群人。

　　所以王安石的变法也失败了，他吸取了很多教训，他隐藏了自己改革官僚系统的决心，决定徐徐图之，但没想到经济改革没有官僚系统的支持都无法完成。

　　而当历史来到张居正的时期，他吸取了前人几乎所有的教训，

　　范仲淹证明了原有利益集体会反对，不会有心平气和的改革，王安石证明了绥靖政策也没用，那么剩下的选择就不多了

　　而且他握着两个天大的好牌，所以我不会用张居正的成功去苛责范仲淹和王安石。

　　第一，宋朝是和士大夫一起共天下的，这是王朝的初始条件决定的（对于所有改革的人来说，初始条件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条），明朝不是，所以明朝可以实行更加严格的集中

　　第二，如果说王安石和范仲淹是皇帝喜欢他，但朝中还有其他掣肘。张居正拿了一张王炸，皇帝只有十岁。而且太后和权势最大的太监冯保被他收买了。

　　这里我又忍不住多说一句，团结人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能力，我在生活中看过两种人，一种是能力很强但持才傲物的人，一种是和光同尘但没有决心的人。这都很多，能力很强决心很多，但又能和光同尘的人是很少的。但一般改革就需要这样的人，锋芒太露难度很大，没有毅力根本不会做这个事情。

　　我看过的大部分在行业，公司，国家的改革，最容易失败就是改革者太强，或者表现太强。其次是改革者太弱。这个度的把握真的是一个灵魂问题。

　　所以如果你是张居正，你会怎么改革？你看到这里你会发现

　　- 要开源不要节流

　　- 官僚系统的改革要在经济改革之前

　　- 要否决反对意见，改革总会有反对意见

　　张居正改革之前进行了一个准备工作，在隆庆时候他写了一个《陈六事疏》

　　1，省议论

　　2，振纪纲

　　3，重诏令

　　4，核名实

　　5，固邦本

　　6，饰武备

　　这里面基本说的就一个事情，叫做先改革吏治

　　在万历元年，张居正第一个改革就是吏治改革，既然逃开不行，绥靖也不行，那就第一个干吏治

　　不过张居正的吏治改革非常有意思，张居正的改革和王安石的吏治改革不同在于，王安石没有获得皇帝的完全支持，张居正有，但张居正对官僚系统更加怀柔。他的做法其实和后面毛主席非常类似，他在政治上对对手的打击非常残酷，但并不会把事情做绝，很多次他的政治对手被革职之后，明神宗给了很严格的处罚，都是张居正去修改回来（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他自己唱双簧，这不影响结论，甚至会更凸显张的手腕），如果王安石被叫做拗相公，张居正的官声要好很多，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是如此。

　　所以张居正的意思是，只要你不拦着我改革，就也不下死手，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上张居正对于皇帝，太后和太监系统的把握，整个官僚系统陷入了一种干不过，但也不想拼命的地步。

　　可以说这个区别导致了王安石和张居正在吏治改革的巨大区别，王安石和他的政敌干得死去活来，而张居正选择了更加有趣的方法，对于坚决反对的他坚决打击毫不手软，对于部分反对的他放去闲杂岗位，然后提拔一些新的血液去填补，所以张居正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利益群体。

　　可以说，在经过了2000年的失败尝试后，张居正找出一个非常讨巧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古代改革的难题。

　　从范仲淹的没预料有压力顶不住压力，到王安石的不畏反抗但干不过，到张居正的霹雳菩萨手段并用。时间已经走过了太久。

　　其实经济改革在古代中国都是类似的，因为古代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大一统的王朝和分散的小农经济，所以只要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就可以迎来中兴。这点张居正的运气是很好，明朝的王爷们是没有战斗力的，可以说明朝的王爷们不仅没有战斗力，甚至很惨。所以他处理土地兼并问题的难度没有以前那么大。

　　所以总结一下，在古代中国，做改革会面对三种阻力，文化，政治和经济。其中政治阻力是最严苛的，大部分改革失败都是失败在这里。所以吏治的改革在中国古代的改革是第一位的事情，你逃开它，你会有范仲淹的失败，你对抗他，你会有王安石的失败，张居正拥有比王安石和范仲淹更多的权力，但选择了更加怀柔的做法，用一个利益群体去对抗另一个利益群体的做法最后获得了成功。经济改革反而是吏治改革的一个结果。

　　当张居正写下题目里这首诗的时候，四顾风涛满天地，百年兴废如朝昏。我觉得前一句很好理解，他这一生太多敌人，后一句我觉得他可能隐约摸索到了王朝兴衰的秘密。从我自己来说，我第一次了解他是从一本叫做张居正的历史小说中，当时我只是觉得这个人有一种无穷的力量去改变一些事情，我很欣赏他的一往无前，现在再去看他的故事，我觉得他对太后，对冯保，对小皇帝，对顽固的敌人，对友善的敌人，对朋友，对后辈的很多做法是值得学习的。

　　一个意志坚定改革，但为人处世看上去却没有太多原则，总是无可无不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