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日报)
□ 赵钰晗
随着数字技术持续演进,社会生产与消费呈现全新形态,不仅深刻改变日常生活面貌,也重塑着人们对文学世界的想象。电子设备、智能产品大规模普及,互联网持续发展,人工智能逐步介入文学领域,引发学界思考:前数字时代的书写方式,是否还能有效回应时代现实?就此而言,人工智能对文学的根本挑战,不在于作家会不会被取代,而在于它重塑了“文本”的形态与生产逻辑;文学研究需要突破传统结构主义分析框架,直面数字技术带来的现实变革,才能准确把握当代文学发展的真实动态。
一种挑战:人工智能对文本的重塑
数字时代文学如何实现自身发展,既是文学研究者关注的议题,也在创作者与读者群体中引发广泛讨论。人工智能作为当前极具代表性的具象化数字技术,对文学创作的原创性提出挑战。换言之,人工智能能否产出难以分辨创作主体的文字,甚至创造出具有长久影响力的文学经典?
探讨文学创作的原创性问题,需要回到文本本身。自结构主义思潮兴起后,文学研究将文本置于核心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学科自结构主义出现才以文本为根基。在结构主义的理论视野中,文本可被理解为这样一种接受过程:文本被看作能指链的流动,包括批评者在内的读者,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开展阅读,最终把文本意义整合为有机整体。这是结构主义解读文学文本的基本思路,当下不少读者仍沿用这套认知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讨论文学问题的视角。在这套理论框架里,文本被视作意义的统一体。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人工智能生成文本,本质上仍是人机协同的产物,无法完全脱离人的参与。但当文本生产引入机器参与,人们难免担忧:创作主体性是否会弱化,文本意义是否会趋于模糊。
由此,不少读者产生这样的疑问:人工智能介入文学创作后,文本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归属于人类作家?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作家能否被人工智能取代,而在于数字文本正在突破人们对“文本”的传统认知。人工智能生成文本,更新了大众对文本的固有理解。长期以来,文本被视作由人创造、能够生成意义的载体,最初以文字形态呈现;伴随媒介迭代,又表现为图像、视频以及多媒体复合体。人工智能则带来了传统定义之外的新可能:它以可计算方式生成文本,这与传统文学观念中对文本“不可计算”的预设形成反差。
这种可计算性,意味着AI生成文本与传统文本属于不同的生成维度。因此,不能把人工智能等同于前数字时代的作者。读者需要建立新视角理解AI生成文字,创作者也应当重新审视自身与文字的关系,思考文学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使命。过去,人们主要依托意义与理性理解文本;如今,要厘清人工智能与文学的关系,首先需要认识文本背后的生成机制。
一种机遇:新媒介时代的文学创作
面对人工智能参与文学创作这一现象,也出现一些反对观点。譬如有一种代表性看法认为,人工智能依靠用户反馈才能产出文本,离开训练数据与模型就无法开展创作。这种看法存在片面性。生成式人工智能无法直接理解自然语言,它接收的信息会被转译为代码运算,再将运算结果转换为自然语言输出给用户。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大模型,并不具备人类意义上的认知与理解能力,仅能通过概率运算模拟人类语言表达;用户反馈可以持续优化模型输出效果,推动模型迭代升级。
挑战与机遇往往相伴而生,人工智能之于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同样如此。
对文学研究而言,随着媒介变革重塑文本形态,文学史不再仅仅被看作作家、作品与思潮的集合,而要放置在更加开阔、超越纯文学视域的整体背景下考察。文学创作迈入全新发展阶段,这是具有时代性的转型。正如基特勒在《话语网络1800/1900》中阐释的,技术媒介变革会深刻影响文学形态,数字时代的文本分析因此带有鲜明技术属性。强调技术对于文本和文学的价值,并非全新论断。当下仍有部分学者未能充分认识到,数字技术深度介入当代文本生产:从大语言模型写作辅助,到网络文学创作,再到互联网平台内的文本二次加工。如果忽视数字媒介对文本形态的塑造作用,就难以看清文学未来发展方向。
对文学创作而言,人工智能不应仅仅被视作对手。一方面,人工智能具备强大信息检索能力。创作者可以借助它搜集素材、激发创作灵感,破解写作难题,例如查证人物设定相关背景资料、梳理情节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本身也可以成为文学书写题材。创作者既可以借作品描摹当下技术变革图景,畅想技术发展前景,也可以从人机伦理层面展开深度思考。
事实上,每个时代都存在文本与技术的关系命题。印刷术、留声机、摄像机等技术,都曾给文学发展带来冲击。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同样值得重视,它早已不只是单一技术工具,而是构成现实世界的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