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纪中展讲决策）

　　2026年5月，江苏昆山的泰利森精密电子公布了一份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企业仅剩45万元财产，来自设备拍卖、银行存款和追回的部分应收账款；确认的债务却有259.57万元，其中职工债权62.41万元，欠社保1.23万元，欠税1.51万元，普通债权194.42万元。扣除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剩下的32.25万元全部分给员工，职工债权也只清偿了51.68%。社保欠费、税款和其他债权，分文未得。

　　这份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开的方案说明，问题不是企业不愿还，而是按法定顺序分完之后，已经没有钱了。法律可以规定谁优先受偿，却不能让一家没有财产的企业凭空变出钱来。

　　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公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11月1日起施行，其中社保欠费处罚引起老板们的关注。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家企业：连1万元社保都拿不出来，罚3万元又能怎样？这不是说企业可以不缴社保，而是提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当企业已丧失支付能力，社保征缴该如何处理？

　　11月1日，到底变了什么

　　2026年9月2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26年第20号公告，公布这份裁量基准，涉及9大类、66项行政处罚事项，并配套8项“轻微不罚”事项。最大的变化，是把此前存在地区差异的裁量标准统一到全国层面。其中，用人单位逾期不缴或少缴社保费，被纳入违反税费款征收管理类事项，按欠缴金额、占比等确定处罚档次。

　　但要强调，最高罚3倍并不是今年才有的规定。2011年施行的《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已明确：未按时足额缴纳的，责令限期缴纳或补足，并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所以，11月1日并不是社保征收制度突然改变的日子，也不能据此认定将开展集中追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标准统一后，企业对违法成本和征管确定性的预期可能改变。

　　老板为什么觉得越来越难

　　这些年，越来越多老板不再先谈怎么做大，而是谈怎么守住利润和现金流。增长快的时候，很多成本被增长掩盖；增长放缓、竞争激烈、利润变薄，过去不在意的成本就变得格外敏感，社保是其中之一。

　　一家制造企业有100名员工，月薪8000元，若企业承担的社保费率合计按25%估算，一年工资960万元，社保还要额外240万元。各地费率和基数并不相同，这里只是说明，工资不是用工的全部成本。再设想这家企业年营收5000万元，净利润率3%，全年利润只有150万元，价格降一点、回款慢一点、银行抽贷，就可能由盈转亏。可社保和工资一样，每月都要付：订单少了要缴，亏损了原则上也要缴。企业收入高度波动，用工成本却是刚性的。

　　这不是少缴社保的理由，企业招人时就应把法定社保成本完整计入经营模型。但一家企业从有利润到无力偿债，有时只要几个季度。这时，光讨论老板该缴多少，已经不足以回答现实问题。

　　三类企业，三种问题

　　讨论社保欠费，首先应把企业分成三类。

　　第一类，有钱却不愿缴。老板照样买车、分红、投资，却在员工社保上能省则省。这类行为必须依法纠正，因为省下的不是效率，而是把本该承担的成本转嫁给了员工和社会，对守法企业也不公平。

　　第二类，有经营能力，但暂时没钱。有订单、有客户、有技术，只是遇到应收账款难回收、银行抽贷或行业周期，陷入短期流动性困难。关键是在保护员工权益的同时，帮助它恢复支付能力。

　　第三类，已无能力继续经营。产品失去市场，债务远超资产，没有合理的恢复前景。关键是依法退出，并尽可能保护职工债权。

　　三类企业承担同样的缴费义务，经济处境却完全不同。这里并不是主张企业一称困难就可减免处罚，处罚必须有法律依据，不能凭同情决定。但在制度设计上，确实需要研究：能否更早识别那些仍有经营价值、只是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

　　比罚款更值得研究的四件事

　　第一，建立更有效的困难企业识别机制。有没有真实订单？是否持续亏损？有没有转移资产、违规分红？税务申报、银行流水和财务报表能否相互印证？对恶意逃缴，依法追缴处罚；对确有困难、仍有经营价值的企业，可以研究在法律授权范围内提供有条件的缓缴、分期补缴。

　　第二，让企业重整发挥更大作用。有些企业只是债务结构出了问题，客户、技术、品牌和生产能力仍在，通过债务重组或新投资人进入，就可能继续创造就业和缴费。关键是有没有足够低成本、便捷的重整机制，让中小企业不至于非要走到彻底破产。

　　第三，更有效地保护破产企业的员工。老板的经营风险，不应简单转嫁给员工。完善职工债权保障，研究欠缴社保造成的待遇衔接困难如何救济，可能比增加罚款更直接地保护劳动者。企业可以破产，员工的人生不能跟着破产。

　　第四，重新审视用工成本与社保筹资的长期关系。这不是简单讨论降不降费率，任何调整都要考虑基金支付、财政可持续和人群之间的公平。灵活就业、平台经济、人工智能不断改变劳动关系，筹资制度也需要不断适应。

　　企业如何活下去，也是社会保障的问题

　　以前老板见面谈增长，今天更多谈现金流还能撑多久、回款什么时候到、要不要裁员。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企业都困难，但对传统制造、线下服务、建筑工程等竞争激烈的行业，经营安全的重要性确实在上升。

　　企业最重要的社会价值之一，是创造就业。一家百人企业，背后可能联系着100个家庭。企业持续经营，员工有工作，社保体系也有持续的缴费；企业倒闭，老板损失投资，员工失去岗位，社会还要承担失业和再就业的成本。当然，这不意味着可以为了保企业而无限期牺牲员工权益：靠长期违法欠缴才能生存的模式需要调整，靠拖欠工资、逃避债务才能经营的企业，也不应被无限保护。

　　真正应该支持的，是有正常经营价值、愿意履行法定义务，只是在暂时困难中需要合理调整时间和债务结构的企业。保护企业，不是保护所有企业永不倒闭，而是让有价值的企业活下来，让没价值的企业依法退出，让失败的成本得到合理分担。

　　成熟的制度，要既守住员工权益的底线，也理解企业有兴衰成败。这比讨论罚款是1倍、2倍还是3倍，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