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文晏：在女性友谊间找到互相托举的力量|想飞的女孩

　　来源：青年志Youthology

　　2017年，一部聚焦性侵题材的电影《嘉年华》上映，导演文晏希望借此让社会关注到被殒没的女性声音。而凭借这部作品中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她的名字也开始被更多影迷所熟知。

　　当时，国内广泛的电影创作和观看，还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性别。而《嘉年华》和当时全球掀起的#MeToo运动遥相呼应，隐约成为了新阶段的先声，影响了许多成长中的女性。

　　这部电影在业界也备受关注。文晏凭借它入围包括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在内的多个国际奖项，拿到了金马奖最佳导演。

　　而在《嘉年华》上映八年后，文晏带着由她担任导演和编剧的《想飞的女孩》回来了。这也是一部在上映前就备受关注的影片，入围了第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在这部作品中，她与文淇、刘浩存两位青年女演员合作，描绘了一对表姐妹在时代浪潮冲击下的命运挣扎，延续着她对边缘女性议题的关注，并在电影层面杂糅了武侠、喜剧、黑色电影等诸多类型元素，作出了形式上的探索。即便如此，呈现边缘女性所承受的“痛感”是文晏导演一贯表达的核心。

　　借着这部电影的上映，我们和导演文晏聊了聊她创作《想飞的女孩》的缘起和过程，她自身关于女性处境的思考，以及关于未来创作的设想。

　　（本文涉及轻量剧透）

　　姐妹情谊与飞走的女孩

　　在《嘉年华》之后，文晏想要拓宽自己对现实的关注范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洪流中“野蛮生长”的重庆点燃了她的兴趣。起初，她着重在访谈那一批敢为人先做服装生意的人。后来，她逐渐关注到有关下一代的生存境况。在那个社会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个人命运被裹挟前行，各种相伴而生的问题也让许多家庭猝不及防，尤其是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困扰。

　　《想飞的女孩》原型同样取材于现实中的人物。在重庆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导演了解到了一对表姐妹的故事，以及看见了一个女孩在手臂上文的一只黑乌鸦的照片，她从小在父母吸食毒品的环境中成长，自比乌鸦，又于2019年离世。文晏被这这些边缘女性的故事所刺痛，她说，这些痛感是她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她意识到，这些女性的成长是被忽视的，并希望能够被看见。

　　于是，她想要在电影中呈现这样一对姐妹的命运，并通过回望过去二三十年的历史，更纵深地去思考女性的生存以及彼此间的关系，希望能看到电影的观众可以从中汲取面对困境时的勇气和力量。

　　在《想飞的女孩》里，“女性”是如何被展开的？小的时候，姐姐方笛（文淇饰演）会在家庭发生矛盾时捂住妹妹田恬（刘浩存饰演）的耳朵，和她一起唱儿歌，是相互庇佑的关系。但方笛也会在看到妈妈对田恬有特别关爱的时候，感到自己被忽视而露出一丝淡淡的嫉妒。在两姐妹的成长过程中，见过更多世面的方笛会对田恬有许多天然的照顾和提醒。而后来田恬去片场寻找方笛帮助时，又经历了从被拒绝到被完全接纳的过程。

　　两位彼此依存的女性间有着自然又反复无常的情感联结。但姐妹情谊，始终是她们在绝境中维系生存的脐带。导演文晏是如何理解她们的命运和她们之间的情感？

　　Q：您是如何看待电影和现实中这些女性的互助和情感的？

　　文晏：电影中这对表姐妹的关系，就是生长在一个屋檐下，既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的状态。所以她们之间自然会有很多情感的变化和流动。它的动人之处就在于，我们不用去理想化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生没有任何矛盾。

　　当方笛看到田恬把自己母亲辛苦挣的钱交给吸毒的舅舅，她当然会不高兴和不满。她跟母亲投诉之后，没想到母亲还护着田恬，她也绝对是会难受的。但是她们都是心地善良的女孩，互相之间也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当方笛发现妹妹身处绝境的时候，一定会伸出援手去帮助她。

　　这映照着我们人生中和各种女性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会接纳女性友谊本身存在的起伏和流动，并且在矛盾爆发的时候去理解彼此间的差异性，找到共同的地方互相扶持。所以我想要呈现真实的、变化的女性关系，即便是有这样那样的变化起伏，也依然能够找到互相托举的力量。

©《想飞的女孩》

　　Q：为什么给电影取名《想飞的女孩》？

　　文晏：我觉得“飞”是每个女孩心中都有的愿望吧。因为女孩子身上背负的东西很多，受到的限制和规训也很多。何况片中的田恬和方笛这对姐妹有一个如此极端的原生家庭呢？她们面临的重压是远远超过其他人的，那么最本能的想法，可能就是从牢笼中飞出来。

　　电影关于“想飞”的概念和表达，可以和田恬手臂的乌鸦文身和方笛作为一个武打替身在房檐上飞的意象相联系。乌鸦本来是上古神鸟，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被污名化成了一个不吉祥的动物。那么作为不幸运的孩子，田恬会觉得自己就是乌鸦，但也不仅仅是这样，因为乌鸦至少还能飞到天上去。这个片名最终指向的是，每一个女性都在渴望挣脱困境。

　　Q：在影片的结局，姐姐方笛以类似乌鸦的造型在银幕上起飞。这个设计背后有怎样的想法呢？

　　文晏：从（田恬丧生于）大海那场戏之后，方笛回到家里就已经穿上了田恬那件红色的毛衣，这两个人物已经合二为一了。也就是说，田恬这一生的抗争，转换为了方笛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最终当她站在城楼上的时候，就是带着妹妹一起飞的。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结局理解成一种绝地反击或者涅槃重生，也是我的一种愿景。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只要心里有这样的愿望，那么她终将起飞。所以我希望用这个意象来表达我认为在真实的世界终将发生的结局。

　　这里也有一个虚实之间的微妙处理。前面方笛在片场的戏都是戴着威亚的，唯独这一场没有了，但是整个又像是一个小电影的呈现方式。站在观众的角度，把这个结局想成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的：可以是方笛正在拍的电影，也可以是梦境或者幻想。

　　我们在片尾字幕快结束的时候，设计了一声很巨大的雷声。懂得的人可能会会心一笑，觉得说那是一只黑色的大鸟，飞到了高空。我们就是想暗示大家，在这一刻很多东西都远远超出现实的局限了。

　　这种虚实莫测是我近年来很强烈的感受，因为我们真的日益生活在荒诞之中，这个世界是多维度的，现实的、网络的、还有更加虚拟的……很多社会新闻总是让我惊掉下巴、难以置信，会让我去想我们到底身处于一个什么世界中？

　　我将电影的拍摄地设定在了影视城和重庆，都是魔幻感十足的空间，一个是在短短三十年间面貌彻底变化的地方，一个就是为了造梦而打造的工业场所，两边都不断上演着人间悲喜剧。但是哪里的故事更真实呢？谁也说不清楚。

　　Q：那您怎么看待那些已经飞走的、逃离的女性，有什么想对她们说的？

　　文晏：我觉得还是继续努力吧。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还是没有那么容易，克服了最初的一些困难之后，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困境。但我相信她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后面只会越来越好。因为她们应该会从这第一步里获取力量和自信，也能更多地看到女性之间互相给予的帮助。

　　之前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放映的时候，正在做阮玲玉回顾展的沙丹老师在映后说，阮玲玉就是一个想飞的女孩，虽然她陨落了。我想说的也是，每一个陨落的女孩都化成了翅膀，让下一代的女孩能够飞起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在往前走，在努力想要飞起来。

©《想飞的女孩》

　　先要看到苦难，才能理解抗争

　　“困境中的女性”似乎是文晏不变的关注点。《嘉年华》将目光投向困在性别暴力中的女孩，《想飞的女孩》则是讲述困在性别身份、原生家庭、阶级和时代中的女性的过去与现在。

　　这是两部气质完全不同的电影，不仅是主题的变化，也有人物主体性的表达差异。《想飞的女孩》引发的部分争议也正源于此。当17岁的田恬选择生下自己的孩子，并将其视作人生最大的自由与希望时，我们要如何去理解其中的主动与被动？女性困境和女性主体性是怎样的关系？

　　Q：片中这对姐妹是有原型人物的。想知道对于您来说，改编真实故事的难点是什么？

　　文晏：每一次基于真实去创作的时候，都需要完成对生活的跨越。生活中一定藏着重要的灵感，但是我们呈现的一定是对生活的理解。这次我面临最大的挑战是既要呈现出强烈的情感，同时又要去理解现实貌似没有那么逻辑化的一面。

　　创作这部影片的过程，为我提供了一种如何理解她人的重要经验。因为每个人的原点、路径都不一样，所以作为旁观者，没有资格去评判当事人的命运选择。只能说进入到对方的处境，并且从她的行事轨迹中去学习和汲取。

　　很多朋友看完这部电影都会跟我说感受到特别强烈的痛感。我说对，因为这个痛是我自己每天都在感受的，我也每天都在努力让自己去保持内心的平静。

　　Q：您刚刚提到痛感，我们在《嘉年华》里也感受到痛感，但是更隐性。您当时并没有直接去呈现这个女童被性侵的过程，而是对准了周围人的一系列的反应，从而勾勒出了系统性问题。在《想飞的女孩》里，这种痛感更显性了，这里面好像有一种来自创作者目光侧重的变化？

　　文晏：做《嘉年华》的时候，我也思考了很久，我的视点到底是什么？后来我觉得，还是要加上旁观者小米这个角色。因为我最初也是从社会新闻里取材，看到了特别多性侵案在发生，但很快就销声匿迹没有下文了。这种对女性的暴力不像其他犯罪一样公之于众，并不总会有司法追究，大家对此也沉默不语。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它必须以隐秘的形态被呈现在电影里面，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

　　但是《想飞的女孩》是聚焦在两个女孩的成长上的，这是离我们很近的两个女孩。她们成长的痛感，每个人都经历过，只是说程度不同。那我们就不再是《嘉年华》里面的旁观者了，所以我选择了另外的方式去呈现痛感。

　　Q：那您是如何理解电影中对痛感的呈现的？是否有过担心对痛有过多的关注？

　　文晏：我当然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又想到，我成长过程中热爱的电影都是不惧怕疼痛的。痛感是电影里很正常和自然的东西，任何性别的人都会有遭遇痛。正是因为有痛感，才能唤醒麻木和无知。

　　我喜欢看这样带着勇气和智慧且不逃避现实的电影，所以当我自己去做电影的时候自然而然也会这样做。对我来说，我恰恰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揭露到今天为止世界上各个角落针对女性的暴力，但是如果都不以任何方式在电影里呈现的话，大家怎么知道呢？所以我觉得，将痛感嵌入整个电影的结构是有力量的，能让大家深切感受到两个女孩命运的挣扎。

©《想飞的女孩》

　　Q：现在许多观众会思考希望自己能看到怎样的女性电影，包括呈现女性苦难的电影是否真的有助于改善女性的处境？您是怎么理解女性苦难与女性抗争之间的关系的？

　　文晏：世界之大，大家的出发点和经验非常不同。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得首先愿意去相信有人跟自己的生活不一样吧，先要看到苦难，才能理解抗争。

　　我现在的感受是，已经觉醒的女性似乎不再想看到觉醒之前的女性故事了。但即便是觉醒后的女性，也依然在面临各种各样的困境。所以我觉得觉醒后的人，更要去发掘那些仍然陷在泥潭中的故事。觉醒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是因为我们足够幸运，是我们的家庭和教育使得我们能够相对顺利地走到这条路上。

　　田恬和方笛这两个角色也总是在抗争，不只是有苦难。因为英雄（英雌）不是总打胜仗的，所有失败的人都可能是英雄（英雌）。我这几年一直在很深入地去研究历史中女性的境遇，如果从统计数据的角度来说，过去99%以上的女性肯定都是服从了那一套封建礼教的。但是我们真要把她们都说成是腐朽落后的吗？她们竟然完全无意识地就去接纳了这些强权压迫的观念吗？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她们都抛弃掉？或者说她们就不值得书写了？我相信她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质疑过、努力过、抗争过。所以哪怕她“失败”了，也是我的英雄（英雌）。

　　电影里，方笛从表面上看是更“强”的那个人，她像一个女战士那样从家中出走。田恬貌似是个从小有点瑕疵的女孩，比如她会被爸爸教唆去骗钱。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她不是“优秀”的，她选择了去生孩子，没有选择考大学。但在后来姐妹相见的戏里，方笛知道了田恬的所有经历，才终于明白，自己所逃避的原生家庭的一切，都是田恬一直在扛着。所以她会觉得留下来的田恬比自己更勇敢。最终也是田恬抗争了二十多年的人生，让方笛获得了起飞的勇气。她们之间的困境和力量都是相互的，这就是我想去讲述的女性英雄/英雌史。

　　「女生不能坐剧组的苹果箱」

　　在《想飞的女孩》上映之前，剧中演员文淇在接受周轶君采访时谈到自己的性别观察与观点。其中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她说剧组的开工箱是不允许女生坐的，因为“女性是不干净”。她小时候在剧组就会潜移默化受到这种说法的影响，后来才意识到不对劲。

　　这种陈腐的厌女文化和《想飞的女孩》中她饰演的武打替身在剧组遭遇的歧视似乎形成了呼应。不仅如此，电影中影视城的这一条线，也带出了身为女演员的其他困境。我们和文晏聊了聊她在行业中的观察，以及她如何理解并想要创作怎样的大银幕女性形象。

　　Q：片中有一场戏是关于剧组霸凌的。文淇饰演的替身演员，在生理期且气温很低的情况下，被剧组导演反复要求下水，甚至让她长期在水里憋气，但是又不给她任何的指导意见，只是一条一条重复。您是希望借这场戏来表达对行业现实、女性困境的隐喻吗？

　　文晏：对，这是肯定的。拍电影也是一个特艰辛的工作，武打替身就更加辛苦了。比如 TA 们经常拍摄爆炸和着火的戏，都不是有万全的安全措施的。所以我们电影里呈现的，只是 TA 们日常的冰山一角，已经相当克制了。如果不是片中方笛正处于生理期，这都谈不上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霸凌。我们也没有刻意去渲染这个导演就多么多么坏，重在呈现一个真实的样貌。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电影行业里还有这么一个很辛苦的职位，TA们也有自己的困境。

　　我相信各行各业的职场人也都会面临这些问题，比如你加班加到很晚了，交了方案之后马上被打回来重写，你还得连夜工作。那这算是霸凌吗？好像也不那么谈得上，因为这些似乎都不是有人刻意而为的，这就是系统之中普通人的生活和艰辛。

©《想飞的女孩》

　　Q：电影中方笛去试戏的时候，拿了一个非常狗血的剧本，是两个女人在雌竞，不仅台词很拗口，整个对话的氛围非常虚伪。这部分是否也是在呈现现实中女演员会遇到的真实情况？

　　文晏：这个就是过去这些年里最常见的一种狗血剧本，很多女演员到今天都在面临这样的困境。当她在努力寻找一个角色的时候，大部分时候都会碰到这一类剧本。导演会希望她们演一出深情的雌竞，为那个不在场的男性流下热泪，以此表现出合格的演技。但是谁能拿着这样的剧本演好呢？所以电影里方笛就说，对不起，我干不了这个事。

　　当时我们在写剧本的时候，我也跟联合编剧彭静（在本片中饰演田利华）说，你试戏遇到过那么多狗血的剧本，就把记忆中这些剧本的内容写出来。后来我们就精心编写了这个桥段的台词，因为也是想对女演员的困境做出真实的反映。

　　Q：在未来的创作中，对于呈现更丰富、复杂的女性形象，您对此有什么计划或想象吗？

　　文晏：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男性凝视，在讨论过去男性主导的电影里对女性的呈现问题。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过去电影呈现的女性形象太有限了，不是“圣母”就是“蛇蝎”，当然还有很多“花瓶”。但是在中间地带的女性少之有少。作为创作者，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创作出丰富的女性角色，把“圣母”和“蛇蝎”之间的空白填补上。

　　过去银幕上的男性可以怎么样，今天的女性也可以怎么样。但是往往我们会看到，无论男性是小丑还是士兵，完美的还是不完美的，都会有人喜欢。但是当中间地带的女性出现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女性不该那样。这种苛求，就是对男权社会下女性压力的延续。

　　而当我们要拓宽银幕上女性的呈现空间时，恰恰是要回到电影本身，不能概念先行。电影是能够展现人性最幽微时刻的一种媒介，所以我们应该坚持让电影与现实发生本质的关系，真正深入人的具体处境。

　　比如说，我们今天会提到 girls help girls，如果大家在顺境中，互相帮助或许是很容易发生的。但是如果我们都处于逆境中呢？如何要在自己都很艰难的情况下去理解和帮助她人？我觉得电影就可以展开这些很关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