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娱再也拍不出这样的豆瓣9.4|无悔追踪|抓特务|冯小刚|韩红|电影评分

　　来源：看理想

　　冯小刚新片《抓特务》即将下映，截至发稿时，票房停留在1.19亿，远不及预期。公众的关注点也不在电影本身，而是韩红那句“走个面儿”，算不算对观众的道德绑架。

　　一地鸡毛外，由同一部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无悔追踪》却意外翻红。这部电视剧于1996年播出，豆瓣评分9.4，口碑极高。网友Beth甚至评论“大陆电视剧无出其右者”。

　　与其纠结新片掀起的争议，不如重看老剧《无悔追踪》。这部国产剧巅峰之作里，有时代的善变、狂热与冷漠，也有小人物的迷失、执拗和善良。

　　看到最后，《无悔追踪》试图回答的，其实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问题：当外界动荡不安，身处其中的普通人，到底应该坚守什么，又能留下什么？

　　01.

　　历史中的旁观者

　　故事发生在1949年的北京土唐刀胡同。主线剧情围绕基层片警肖大力与潜伏特务冯静波展开。肖大力怀疑冯静波的身份，干脆搬到冯静波隔壁，誓要查清对方是不是特务。两人一个查、一个瞒，纠缠近40年。

　　主线剧情外的群像，才是《无悔追踪》真正的精彩之处。复旦大学历史学者段志强曾说过：“我们总是把历史想得太大，把个人想得太小。”他认为，宏大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过度简化，只有一个个具体的、小人物的生活拼在一起，才能构成真正的历史。

　　《无悔追踪》在进行这样的拼图。第一集里有名有姓的角色就有十几个。剃头棚的学徒孙焕章、卖力气拉黄包车的李三、给妓院打杂的丫头大眉子……这群小人物共同经历了“土改”、“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再到改革开放，每段起起落落的人生加起来，刚好绘出完整的新中国众生相。

　　就拿胡同里的小剃头棚来说，建国后，剃头棚改名“土唐刀理发馆”，遇上公私合营，又变成合作社。“文革”期间，理发馆响应号召改名“尽开颜”，取自诗句“三军过后尽开颜”。1979年，“尽开颜”再次改回“土唐刀”，等改革开放后，又改叫“远远发廊”……几个名字映射了半部新中国现代史。

　　这样以小见大的细节还有很多。要体现建国初期热火朝天的氛围，剧中不只有警察局开会时的掌声和欢呼，还有屋外跳皮筋的小孩，都在说“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的顺口溜；要传递动荡时期的狂热，不只有喊口号，还有学生们不肯回家，高呼“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候，你竟然想着吃饭”。

　　《无悔追踪》把日常的柴米油盐嵌进宏大的历史节点里，镜头总是先讲老百姓的生活，再自然而然地从生活中看到他们亲眼见证的历史。

　　胡同居民被卷入一场又一场运动，但他们也是幸运的。位置是天然的阶级，他们生活在北京，既是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许多苦难的旁观者。

　　三年困难时期，有人从老家逃回土唐刀胡同，语焉不详地说乡下人是“涨死的”、“憋死的”。这个时候，对于城里人而言，饥饿只是遥远的口述。

　　然后苦痛被拉近，有乡下人来城里投奔亲戚却横死，尸身送去化验，发现死者肚子里有大量香灰、荞麦皮、花生皮。城里人压根没意识到，或者说，不敢意识到这是因为乡下饥荒遍地，很多人饿到极点，饥不择食。最终，医生都轻飘飘地判定死因是“吃错了药”。

　　作为亲历者，土唐刀胡同的居民常常被巨轮碾过，但作为旁观者，他们又总能在巨轮的缝隙间侥幸逃脱。

　　《无悔追踪》的创作者和角色之间也保有着旁观者的距离。借用影评人赛人的话说就是，“有一种事不关己，但又不敢高高挂起的冷冽感”。

　　20世纪70年代，肖大力的妻子亚琴不堪折辱，上吊自杀。剧集未曾着墨于亚琴生前的心理活动或身后的惨状，只是以冯静波的视角切入，定格到冯静波发现后的震惊与悬在空中的两条腿。

　　肖大力的母亲也死于“文革”，镜头以同样冷峻的态度交代老人的死亡。没有尸身的特写，没有泛滥的煽情，待肖大力归家时，只来得及看到送葬的队伍，与冷冰冰的灵柩。然后一声哀嚎，家破人亡，下一个画面就跳到了“文革”末尾。

　　镜头的冷漠恰好与时代互文。小人物的生活中能看到历史，但历史不会停下来，看看身处其中的小人物。任凭个人历经生离死别，妻离子散，历史只会冷眼旁观，从未因此多一分垂怜。

　　所谓旁观，便是一种不置可否的中立态度。无悔奉献也好，投机取巧也罢，对于旁观者而言没有差别。时代的冷漠与健忘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上一代人的信仰、牺牲、贪婪、仇恨、怀疑、委屈……到了下一代，通通会被忘得一干二净。

　　02.

　　被带去何方

　　建国后的30年是红色的。在这30年里，与旁观者的冷漠相映衬的，是每个亲历者的热忱。《无悔追踪》提供了足够充足的样本，呈现不同的人面对信仰的不同态度，以及最终会被信仰带去何方。

　　首先是受到感召的孩子们。大炼钢铁时，马路牙子、城门楼子，甚至房屋院墙的砖都被扒下来，充作炼钢的材料。孩子们也要每天上交钢铁，超额完成任务的获得表扬，完不成的则被狠狠批评。全民头脑发热，孩子同样学会了不择手段，有人干脆去偷别人家的钢铁交给学校。

　　集体的狂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每个孩子的价值观。陈凯歌曾经回忆自己的童年，孩子中出现人为制造的等级制度，刺激着每个身处底层的小孩，都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

　　为了融入集体，孩子会做出各种不堪回首的行为。《无悔追踪》中的小孩选择盗窃，幼时的陈凯歌则选择了暴力，殴打一个被视为“坏分子”的年轻人。陈凯歌说：“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察觉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

　　信仰和暴力、权力相伴相生，有人被踩进泥里，也有投机者攀上云端。苏大姐就是典型的投机者。从麻刀铺伙计到妇联主任，再到区长、对外贸易系统局长，苏大姐一路平步青云。冯静波评上劳模时，她和颜悦色要给冯静波介绍对象。冯静波并不买账，而是敏锐察觉到，“她说话的口气，根本没把我当人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洪涛在《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中，提出“权本主义”概念：“权力自身的获取、保持、扩张、彰显，令他人、他物屈服，成为了政治活动乃至生活的所有目的。权力原本像货币，是一种‘通货’，用来‘换取’各种具体利益——荣誉、地位、财富及特定目的的实现——的工具，现在，它本身成了目的……以权力的自我增值为目的的政治方式，不妨称之为‘权本主义’。”

　　苏大姐信仰权力，最终求仁得仁，位高权重，也沦为权力的奴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世俗意义上，权本主义者往往不会落入太糟的境地。

　　真正悲剧收场的，往往是那些不曾握有权力，就被蹉跎得面目全非的普通人。“文革”期间，因为母亲的缘故，祁百练被逐出红卫兵队伍，摘掉袖章。他无法接受，夺过袖章别进衣服，甚至因为用力太大，将别针深深扎进了自己的肉里。

　　红卫兵让他抽打自己的母亲，否则就不可能重回队伍。祁百练听命行事，母亲不堪受辱，上吊自杀。不知是真的信仰使然，抑或是为了自我欺骗，祁百练还在文革期间把名字改成“卫革”，寓意“护卫革命”。

　　名字隐喻着自我，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里，作为人的祁百练和母亲一起死亡，只剩下一具名为祁卫革的空壳。“文革”结束后，祁卫革将妻子视作母亲的代偿，“像对待亲妈似的”对待妻子，却无法正常进行夫妻生活。他还患上了精神分裂，时不时半夜喊着妈妈，从噩梦中惊醒。

　　狂热是一种传染病。有人被染上后，干脆献祭自我，扶摇直上；也有人只是暂时发烧，然而病去如抽丝，等到高热褪去，仍要独自面对漫长的折磨。

　　03.

　　停滞的时间

　　沈从文曾经在分析信仰时，提到“我思”和“我信”之间的矛盾。对他来说，任何信仰必须经过思考才能形成。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信在思之前，选择信仰是不需要，甚至不能思考的。沈从文认为，这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献身、政治皈依。

　　能与这种献身般狂热相抗衡的，唯有流动的时间。时间会带来遗忘，当外界氛围回归平静后，大多数普通人也都慢慢开始了正常生活。唯独肖大力是个例外，时间在他这里是停滞的。

　　改革开放后，胡同里其他家庭购入牛仔裤、可口可乐、电视机等等新鲜玩意，只有肖大力，穿一身旧制服，不买电视，整天翻着一本破破烂烂的英语字典。那本字典是三十年前从冯静波家里翻到的，只是一本普通字典，但肖大力执拗地相信里面藏着特务代号。为了时刻紧盯冯静波，他甚至拒绝升职，依然在胡同里当一个基层片警。

　　肖大力在1951年抓过另外一个特务阎殿昆，后来遇上特赦，阎殿昆去香港做生意。改革开放后，阎殿昆成了贸易公司副总经理，手握重金，回到北京拓展业务。作为统战对象，阎殿昆住着北京最好的酒店，苏大姐也需要和他搞好关系。

　　时间呼啸而过，曾经被奉为圭臬的规则、黑白都已颠倒，唯独肖大力还活在30年前，做着一个名为“抓特务”的梦。

　　肖大力的悲剧性，不仅在于无法跟上变幻莫测的时代，还在于他从始至终都保有人性的善。作为手握一丁点权力的小片警，他习惯将枪口抬高一寸。只是，在那个年代，伤害始终存在，留给普通人的选择很少，要么将痛苦转嫁给更弱者，要么就只能独自支付代价。

　　派出所要完成买国债的任务，其他同事挨家挨户，催着邻居多买一些，肖大力选择自掏腰包；帮邻居申请北京户口，名额有限，他把儿子的名字从名单上划去，换成邻居的，结果儿子因为没有户口失去工作，纵然有知识，也只能做煤炉工人。

　　他拒绝做社会层面的加害者，但回到家里，却成为子一辈的加害者。直到最后，妻子变成墙上的黑白相片，儿子工作不顺受尽委屈，只有曾经的敌人荣归故里，他望着墙上的遗照一声长叹：“我这是为了什么呀？”

　　《无悔追踪》原名《比窦娥还冤》，有人认为，电视剧曾经的名字是创作者给肖大力这一生写下的判词。但或许，无悔是真的，冤也是真的，在肖大力这里，宏大信仰、个人执拗与付出的无数代价早就交织成乱糟糟的线头，根本捋不清楚。于他而言，追踪并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命运本身。

　　在剧集结尾，创作者还是给了肖大力一个交代。冯静波被肖大力的精神感动，在女儿的陪伴下自首。然而，原著小说里，冯静波早已飞去异国他乡，只是留下一封信，赞颂肖大力的无悔追踪。

　　04.

　　脆弱的善良

　　肖大力用漫长的人生完成一场追踪，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但旁人无权评判这是否值得。事实上，在他与冯静波的猫鼠游戏中，最动人部分也根本不是结果，而是两个人频频展露出的相似的人格底色——把人当人。

　　冯静波在潜伏过程中一度心灰意冷，烧炭自杀，是肖大力和妻子及时发现，救了他的命；中学老师董布菊因为莫须有的原因被打为特务，手铐将她的手腕磨出血，肖大力又拿出手绢，帮董布菊包住渗血的手腕……

　　因为立场，肖大力逮捕了很多所谓“罪犯”，但他从未忽视这些阶下囚的疼痛，还频频搭把手，拉他们一把。

　　汉娜·阿伦特曾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她发现，某些体制内的执行者，会把自己变成“命令的载体”，彻底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良知，只知机械执行上级命令。同时，很多执行者还会主动割席，认为犯人是“次等人”，因此对这些犯人的折磨也不必背负道德压力。

　　同样作为一个手握权力的人，肖大力活出了“平庸之恶”的反面。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帮助这些曾经的“坏分子”，他说：“当警察的不是石头，有的时候，爱什么恨什么，由不得自己。他们过去走错过路，可是现在还是规规矩矩做人。”能说出这句话，就意味着他跳脱出了身份的限制，没有丢失人最宝贵的部分。

　　冯静波和肖大力一样，总能看到条条框框外的普通人。他是中学教师，让他给学校提意见，其他老师琢磨检举揭发，他却发现女厕所坑位太少，学生们老得排队上厕所；别人忙着大炼钢铁时，他心疼锅炉被砸，孩子们的早饭没地方热一热……

　　维克多·雨果曾经在《九三年》里写道：“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最狂热的年代，土唐刀胡同的普通人能艰难度过，靠的是更多和肖冯一样的、有情有义的人。

　　冯静波的妻子大眉子曾在妓院做过打杂丫鬟，谣传妓院老鸨有一个黄金打造的尿盆。“文革”时，街道来人质问大眉子，知不知道尿盆藏在哪里。大眉子不可能凭空变出金子，邻居造假出一封外地寄来的信，说尿盆早被人卖了，才帮大眉子解了围。

　　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深入研究农民运动。他提到弱者反抗权力时的共性：“有时，这种反抗会变得主动积极，甚至走向暴力，但更多的时候，它以消极不服从、暗中破坏、逃避和欺骗的形式出现……农民发起的形式多样、数量众多的小规模反抗，最终会使自诩高明的大人物们在首都构想的政策陷入全然混乱之中。”

　　在土唐刀胡同，无数脆弱的普通人，通过柔性的抵抗，一次次和最坚固的权力周旋。大部分时候，这些抵抗的初衷，只是善良。

　　玛莎·纳斯鲍姆在《善的脆弱性》中提到，作为一种美德，善良、同理心这些品质是相当脆弱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社会中，真正存活下来的，往往是理智的、会趋利避害、自私的人。然而，胡同里的普通人守望相助，有人借出油盐酱醋，有人帮忙撒谎遮掩，也有人只是说了一两句带着情谊的话，众多微小的善意叠加，就可能让最终的结局发生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