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黄龙府考

　　辽国黄龙府的位置，对现代人考查那个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试图还原黄龙府的位置，是很多历史人一直在做的事业。在此，考据如下：

　　根据新、旧唐书、辽史、契丹史、渤海国志书等史料知，辽黄龙府的建立，是在辽太祖死后的事，是建立在原渤海国扶余城的位置上。后来，这个黄龙府因守将叛乱而废除；过45年后，辽国又在原址的东北方向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黄龙府，直至辽国灭亡。

　　在《辽史》中，黄龙府的概念最早见于公元928年。

　　《辽史》本纪三、太宗上载，天显三年（公元928年）正月，“黄龙府罗涅河女真、达卢古来贡。”

　　看似，辽太祖死后，辽太宗上任后的三年内，至少公元927年，甚至926年，就已经在东丹国的扶余城设立了龙州黄龙府。再加之这一年（公元928年），辽太宗又在东丹国的辽阳这个地方，由原东平城的名称改为辽国南京（到公元938年11月，又改为辽东京）。使得人皇王坐立不安，并于公元930年11月，“人皇王浮海适唐”（《辽史·纪三），使得若大东丹国归于辽国的大统一。

　　公元926年2月，辽国东方的渤海国被契丹人灭亡后，改渤海国为附属辽国的东丹国，由辽国的太子耶律倍主管，改渤海上京忽汗城为天福城。另有铁骊、靺鞨、濊貊、高丽、女真等国虽然独立为国，却已经附属辽国。所以，此时的黄龙府和辽国南京城两厢要地的设立，应该主要是防备东方最强的东丹国。

　　辽国设立黄龙府，是为了扼制东北方向的外国和外族势力，所以选择地点一定是十分慎重的。把黄龙府放在旧扶余城的地方，一是战略重地，二是削弱了东丹国的国力，三是威胁着人皇王的地位。

　　因辽太宗是辽太祖的二子，是越过了辽国太子耶律倍当的皇帝。这时耶律倍的东丹国有很大的地面，辽太宗不能不防。东丹国扶余城近临原先的辽国边境，是原渤海国的“契丹道”。是渤海国防御辽国的先头重镇，是渤海上京忽汗城的坚强屏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原渤海国能防御契丹，契丹自然要利用它防御东丹和东北各国。

　　在《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中写道：渤海国以“扶馀故地为扶馀府，常屯劲兵扞契丹”。

　　扶余城既是渤海国的“契丹道”，必然是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忽汗城）的最主要防御线之一。扶余城必然位于渤海上京忽汗城（现黑龙江省宁安市东京城）与辽上京临潢府（现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方）的中间，是忽汗城的防御屏障，用以阻挡契丹势力的重要防线。

　　查地图，上京临潢府的位置在北纬44°左右，忽汗城（龙泉府）的位置在北纬44°多一点。从辽上京临潢府到渤海上京忽汗城，二者基本是正西向东方向。二者之间的地理形式是：从昭乌达高原东沿，经东北大平原，到老爷岭西麓。如果在寒冬季节，江河封冻，则无河流水域阻挡，中间道路无大碍，二京之间可顺利直达。

　　如果扶余城不在这条直线附近，它就失去了“契丹道”的作用，失去了扶余府的意义。使得渤海上京忽汗城，与契丹上京临潢府直接面对；这种情况，决不是渤海国设立扶余“契丹道”的目的，有违历史常识和军事常识。

　　很明显，扶余府暨黄龙府，是东丹国天福城（既渤海忽汗城）与辽上京临潢府之间的重要军事节点和屏障。经查各种史料，以上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有说：黄龙府是因辽太祖死于扶余城而设立。比如：《辽史·地理志二》等多处史料中都有记载：“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

　　事实并非如此，辽太祖不是死于渤海扶余府，也不是从渤海返回时死去。

　　《辽史·纪二》中写到：

　　辽太祖行军到扶余府时是：秋七月，“甲戌，次扶余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陨于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见黄龙缭绕，可长一里，光耀夺目，入于行宫。有紫黑气蔽天，逾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

　　这段话，应注意“幄”、“子城”、“行宫”三个概念及表时间的词句。

　　一是“幄”，是指帐蓬。说明辽太祖到扶余城时，并未进城内。而是住在行军帐蓬内，所以才有“大星陨于幄前”。

　　二是“子城”，子城是契丹国行宫的子城，不是扶余城的子城。因为此时已经距大星陨于幄前八天时间了，同时要知道的是，此时辽太祖正在行军中。

　　三是“行宫”，这座行宫在哪里？

　　这座行宫，决非是扶余城。因为扶余城刚从渤海国收归半年多，所以辽太祖不住城内，而住“幄”中。此时的扶余城不可能设为行宫，更不可能新建行宫。这个“行宫”，是契丹官方公认的行宫，也叫东楼。位于契丹临潢府龙化州的东部，现今辽宁彰武以东，开原、铁岭一带。不在渤海扶余城，更不是辽国龙州，而是在龙化州。

　　特别是，书中所说是“次扶余府”，而不说“次扶余城”；也许辽太祖所到之处，只是扶余府所管辖的地界，甚至没有到扶余城。这时的扶余城应该归属东丹国管辖，由人皇王耶律倍管理。

　　《辽史·纪二》还记载：辽太祖从渤海返回时是，三月“甲申，幸天福城。乙酉，班师，以大湮譔举族行。”

　　本史还载，四月辛卯，人皇王耶律倍送辽太祖于伞子山而辞。从此看，辽太祖四月份就已经回到辽上京。那么，辽太祖七月份的行军，只能是辽国巡视性的常规行军。且出发地点应该是上京临潢府，至扶余府的地方而还。

　　《辽史》地理志一载：“龙化州，，兴国军，下，节度。本汉北安平县地。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称龙庭。太祖于此建东楼”。还说辽太祖于“天显元年（公元926年），崩于东楼。”

　　辽太祖行军到扶余城时是：“甲戌，次扶余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陨于幄前”。说明辽太祖到扶余府时，并未住于扶余城内，而是住于幄内，既帐蓬内。这时，不是辽太祖死的时候。

　　从“甲戍”日到“辛巳”日，是八天的时间，有黄龙“入于行宫”。这八天是辽太祖行军途中的时间，既从扶余城到了东楼。其中的“逾日”，是指过了一天，蔽天的紫黑气散去的日子，这一天是壬午日，才是辽太祖去世的日子。

　　《辽史·卷二·本纪第二》载：“太祖所崩行宫在扶余城西南两河之间，后建升天殿于此，而以扶余府为黄龙府云。”

　　很明确，这个行宫就是所谓龙化州的“东楼”。东楼的位置属于辽国上京临潢府龙化州，是汉朝北安平所属故地。而黄龙府所属龙州，是属于辽国东京辽阳府，汉时属扶余国故地。两地虽然不远，但从来就是不同境界和环境的地方。

　　《辽史》中，主要地方的记载，都是太祖死于行宫，而非扶余城。后来，辽太宗把黄龙府定于扶余府决不是因辽太祖死于扶余城而为之，不过是黄龙府的地位重要，使后人把辽太祖的死与扶余府的黄龙府硬联系到了一起。

　　龙州黄龙府的设立者，不可能是辽太祖。甚至“辽太祖改扶余为龙州”的说法也有待考证。扶余城因见龙的事件而改龙州，一定是在辽太祖死后的事，应该是辽太宗所为。

　　黄龙府的位置，与《辽史》中记载的通州和龙州是分不开的。

　　《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载：

　　“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升节度。统县四：（通远县、安远县、归仁县、渔谷县）”。

　　“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统州五县三：（黄龙县、迁民县、永平县，益州、安远州、威州、清州、雍州）”。

　　通州这个地方，是“太祖改龙州”，既辽太祖把这个地方改为龙州（？），辽太宗设黄龙府。公元975年（辽景宗保宁七年），守将渤海人燕颇在黄龙府叛乱，黄龙府被废。到公元1020年（辽圣宗开泰九年），更改为通州。这个地方是扶余国王城，渤海国扶余府。

　　《辽史》本纪第八，景宗上载：保宁七年（公元975年）“秋七月，黄龙府卫将燕颇杀都监张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讨之。九月，败燕颇于治河（现牡丹江），遣其弟安摶追之。燕颇走保兀惹城，安摶乃还，以余党千余户城通州。”

　　这里的“通州”，似乎在保宁七年就设立了。其实不然，还是“地理志二”说的对。因为在《辽史》中，找不到辽景宗更改龙州为通州的依据。只能是辽圣宗时，因重建龙州黄龙府，才把这里改名为通州。这里所以这么说，是因作者脱脱是元朝宰相，他是用后期已经成立的名称说这个地方。

　　《辽史》中的龙州，是公元1020年（辽圣宗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新建的。从引句可知——通州安远县与龙州安远州起码应该是近邻，或者就是一个地方。显然证实，通州与后设立的龙州是多么近。也就是说，先后两个黄龙府的位置是多么的靠近。

　　黄龙府的具体位置一直争论不休，应该在什么地方？

　　辽国原先的龙州黄龙府是原渤海国的扶余府，也是除东夫余和北夫余外的扶余王城。这一点，在《辽史》和其他史典中都是一致的。

　　首先看看辽国灭渤海国时，辽军的行动轨迹，也许能得知（根据《辽史》本纪二内容整理）：

　　原作者：山和海真人

　　原链接：https://blog.sina.com.cn/s/blog_1310978270102y0p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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