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
当 AI 以月为刻度刷新世界，公益该用什么尺度衡量自己的价值？
10月15日，在首届“亚洲公益国际会议”上，杨斌教授以“慢公益”为题，重新思考技术加速时代公益的使命与影响力：有些改变需要效率与方法，有些价值却要用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来守护。
从播种未来的耐心，到对年轻人第一份工作的关注，再到让更多普通人从旁观走向参与，慢公益不是慢下来，而是不让“速度”遮蔽了人的成长与福祉。
让快时代的慢公益，把社会做暖，让人世间更平等，让未来更可期待。
杨斌老师在2026 首届“亚洲公益国际会议”主论坛演讲。
2026年，是人工智能步入人类文明进程七十周年。要有所纪念，不该只是达特茅斯夏季研讨，也还应该包括那笔资助。1955年秋，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生物医学研究的莫里森博士，收到一份申请。评审意见他写得很坦率：庞大复杂，不够聚焦，“难以清晰领会”——何况这份提案还存着很多不确定性，连申请书标题里的那个词——人工智能——都是头一回出现。此前闻所未闻，更谈不上多大的共识。末了，莫里森还是给了——给了申请额的约一半，7500美元。这才有了1956年夏天的达特茅斯暑期研讨会，人工智能由此亮相人类历史舞台。
某种意义上讲，（像莫里森这样的）公益人，书写着人类的未来——播种一些不一样的种子，孕育一些让人类福祉有可能整体上一个台阶的新计划（new initiatives）。但请注意：1956年播下的这粒种子，要等到二十一世纪的一二十年代，才开始被认可，及漫长历程的溯源。种子与收成之间，隔着的常常不是几年，是几十年。这就引出一个重要的主题——slow philanthropy，慢公益。
慢公益的“慢”，字面上正与这个时代之“快”形成鲜明对照。过去这一年，头部AI实验室，旗舰模型几乎月月发新版，“日新月异”真的不是修辞。但，当技术以月为刻度刷新，公益慈善却要用效率、速度、规模之外的不同尺子来度量自己：不是这个季度做成了几件事，而是几十年、上百年后，人们因你（们）的支持而有了怎样的持久改变，过上怎样的新生活。
先得说明白：慢，说的不是速度慢，更不是低效。慢食运动在四十年前就提醒过我们：慢的反面不是快，是分心，是心不在焉，是目标被异化。这里，我试着给“慢公益”一个定义：始终以人的成长与福祉为目的的公益慈善——目的自在，而不是被发展出来的指标所带偏。它等得起几十年后的收成，把爱与帮助送到未来、也送到未来尚未照拂的人那里去。快是更新的节奏，慢是扎根的深度；时代按月刷新，而人心人性、本地温度、多元价值，人与人的关系，要突出“慢”来守护。
为什么慢公益对AI时代、对大变局中的人类，尤其重要？因为大变局甩下人（可能是少数人，也可能是很大一部分人）的速度，也前所未有；一个社会若只剩快的那一套逻辑，就只剩下优胜者——而慈善，是文明特意留下来的一道慢的、却始终敞开的门。
就在这几天，慢有个新注脚。刚落下帷幕的诺贝尔颁奖季里：物理学奖得主哈尔岑，1988年就提出了在南极冰层中捕捉中微子的构想，从构想到奖章时隔三十八年；诺奖的等待时间在整个20世纪都在变长，“超过二十年已成常态”。这几枚奖章，是制度化的慢——社会用它最庄重的仪式承认：真正的影响力，要经得起几十年后再看。本届医学奖得主迪塞罗斯也总在提醒：光遗传学的起点，是绿藻里一种”没有任何应用目的”的光敏蛋白研究——恰恰是那些当下看起来最无用的发现，后来真正改变了科学进程。科学慈善中最可贵的，是敢于持续投入在那种看上去”没有产出”的方向上——一个方向可能五年没有突破，十年后才豁然开朗。播种、守护这种可能，是慢公益比较起政府和企业来的独特优势。
把时间再往回拨九百年。1049年，北宋皇祐元年，范仲淹用毕生积蓄在苏州置下千亩良田，创设范氏义庄；次年，手定十三条《义庄规矩》——族人日给一升米、岁给一匹绢，嫁娶丧葬各有定数。此后宋元明清，王朝更迭，义庄一直运转到二十世纪中叶，被学界视为中国历史上延续最久的民间慈善组织。范仲淹“身无以为敛”，连下葬的钱都没留下；他留下的制度，比任何王朝都长久。中国慈善的基因里，衡量影响力从来不是算规模排座次，而是穿越周期的守护。
在中国，如何界定并实现公益的影响力？我的观察，可以概括成一对张力。一方面，公益慈善要理直气壮地讲衡量：我们主张”为善也须善为”，要把产品思维、精益方法引入公益，让善行可度量、可迭代。中国的公益有后发优势，它不长在企业的”外挂”上，而是体现为内生——把解决社会问题嵌进价值链的上游，让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内在与共。慈善事业在中国应对复杂社会经济挑战中的角色演变，正在于此——从财富末端的分配者，到价值源头的共创者。但另一方面，也要有清醒：可度量的，常常有掌声；而公益慈善的本分，恰恰在那些无法预测、不可测量、甚至无人为他发声和争取的地方。要敢于沉静地、谦逊地做慢公益。两种逻辑该怎么并存？我的体会是：可度量的，把事越做越好；不可测量的，专注把心放对——指标服务于使命，而不是使命迁就指标。
慢公益，就是要更愿意去持之以恒地改善公益土壤、社会文化基础。要问中国最近十年的实践里，有什么最核心的经验值得与国际同行分享，我会说这一条：把资源与组织能力，投向让普通人”从旁观到参与”的基础设施。十年之间，中国的公益借助科技把行善的门槛降低到举手之劳，降低到指尖一动——指尖捐款、捐步、随手公益，绝大多数是小额、是日常；指尖背后，善意被连接、被记录、被看见，长尾被激活，参与本身成了不以善小而不为的生活方式。这不是捐赠总额的新闻，这是以亿计的普通人第一次与”公益”二字建立关系的日常。善的生态，靠的不是几次大额的善举，靠的是亿万次微小的善意汇流成河。参与的人多了，社会的向善之心就厚实了——土壤的改良为什么是慢的：一次捐赠改变的是账户，一次次参与改变的是人心里的默认设置。这虽比任何一笔捐赠来得慢些，但更深远，也更根本。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实践给出的其实是一个更深的判断：作为社会转型推动力的公益（philanthropy as transformer）——公益不只是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它改造的是社会的微观心理结构与宏观上的风气。但这不是通过口号和政策做到的。慈善改变受助者，这看得见；它同时改变着参与者的心、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底色。这个改造是怎么发生的？指尖公益让”给”这个动作变得轻省、不用多思索，久而久之，“他人的难处与我有关”就成了默认设置；亿万次微小的善意，就这样一点点调暖了陌生人社会里人与人相处的色温。风气不只是靠倡导出来的，更是慢慢生长出来的。当然，基础设施降低了门槛，也要警惕它削弱了郑重感；热闹要服务于参与，不能替代参与。中国经验经历过这样两面。
慢，也要拥抱计划之外的惊喜。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是七十多年前批出那7500美元的同一家——当年发起消灭钩虫病的运动，“根除”二字从未兑现——钩虫病至今仍没有被消灭；可美国南方县一级的公共卫生体系，就是从那场以灭虫为名义上的运动里长出来的。真正的影响力，常常不在你设立的指标里，而在你守护的初心里。
慢，要重视守护本地价值，不同地区有不同优先和紧要的社会挑战，也有传统和国情所带来的解决方案差异。即使是全球议题，也要重视本地方案，因地制宜，公益才能少阻力，多助力，各按步伐，共同前进。
慢，要保有代际尺度的耐心：塞罕坝三代人把森林覆盖率从11.4%种到80%，联合国环境署为此授予“地球卫士奖”。这个例子体现出慢的伟大力量：影响力要长在本地价值的土壤里，要有做难而正确事情的长期主义，才经得起周期旱涝的考验。
慢，是以人为本。变革之际，如何能让人的潜力最大化？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预计，到2030年，劳动者的核心技能中约39%将发生变化。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吉翁的研究说明：技术革命在总量上并没有造成持久的大规模失业，但代价从来不是均匀分布的——创造性破坏甩出去的人，承受的是真实而持久的损失。过去两年在我们参与主办的S大会上，我分别谈过AI时代公益人应该更敢于突破之前的很多想象边界（dream bigger），也要更注重AI能促进劳动者的福祉（pro-worker），凭借平技之势，体察失技之苦，对于因为AI而发生的社会变化与层落分化，公益要看得见，并伸出手，且要未雨绸缪，不能等雪球滚大。
说到人的潜力，我还特别想提初阶之失（missing junior loop），多说说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超越经济之外的重要价值。这一轮 AI 冲击里，已经有的统计显示出入门工作在减少，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在承压，这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更应从社会角度去理解把握。它伤得不是”雇佣”这个旧概念，而是打击着”入门”“走入社会”这个关键动作。第一份工作交付换来的，并不只是工资，更是一种来自社会对一个人的确认——“我被这个社会需要”；这份确认，是一个年轻人敢于畅想人生的前提。金字塔不能从第二层盖起；第一级台阶可以变形，但一旦缺失后果严重。企业是有企业的效率逻辑，而慢公益，却不能只用效率的语言来看这件事。所以我要借此呼吁：公益机构在 AI 转型的这个关头，对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要有一份特别的关注、一份专门的投入——去资助、去设计、去创造那些包容笨拙、鼓励从出错中学习成长的入门机会。可以重新焕发21世纪的新学徒制，把”学中做”设计成岗位本身；也可以在资助中专门留出”带教新手”的份额，可以让第一级台阶变成缓坡，变得长程，而不能抽掉。这是慢公益在当下最不该缺席并抱有使命感的一件大事。
当技术以月为刻度刷新，被甩下的人连”慢慢学”的资格都可能失去——失技是会传染给心态、传播给社会的，从”我学不会”到”未来已经不属于我了”，往往只要几个季度，且具有不可逆性。AI发展再快，人之为人的成长、尊严、相互扶持，不能快，也不该快，这是慢公益应该贡献的关键之处，要不厌其烦地促进和推动前沿实验室不要背离以人为中心的基线，持续建言政府和整个社会多一些让人更是人而非机器的“保守”立场。
最后，落回到人。我常常想，什么是好的公益人？慢本来应该是教育和公益的题中已有之义，但在这么一个AI和社会大变局的关头，我感觉有必要专门把“慢”字加在慈善和教育之前，来强调慢的不可或缺。慢，不是动作慢——相反，很多时候公益人是高效的，是很敏感和动作迅速的，想想救灾和打拐中的公益人；慢，突出的是目的自在——目的在公益慈善本身之内，而不在公益慈善之外的指标里。真正做到慢，也就不内卷。我观察到，公益做着做着，有时候容易事务化、业务化，满心想着落实事儿；而很多公益人从小团队刚起家、做着有限资助的时候，往往满心满眼都是人——不仅把钱花在人的成长、尊严与幸福上，心也总在人这里。以人为中心的立场并不自然就守得住，要时时提醒自己：心还是要在人这里。享受做好事、帮助人的全过程——结果固然要紧，有些不尽如人意也不全由我们掌握，但过程本身，就带给公益人实践中的幸福，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至善与圆满。
慢公益的慢，也内含着公仆（servant）的姿态。“公仆式领导”（servant leadership）的提出者罗伯特·格林利夫（Robert Greenleaf）说：自始至终，公仆与服务不是姿态，不是工具，不是阶段，不是妥协；作为公仆而服务他人，不是不得已，而是欢喜甘愿，尽得其乐。也因此，它常与众人当下的喝彩和期待并不一致——这种服务，是沉潜的、坚韧的、长期的、无我的。不妨用格林利夫的句式，做一个”公益之问”：受助者是否像个人一样获得了成长——更健康、更聪明、更自由、更自主？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否从中受益，或者至少，不会因此更加边缘？菩萨畏因，凡人畏果。公益人，则要畏因如果——果，常常要几十年、上百年后才看得见；能由我们把握的，只有此刻播下的种子。慢中才总有“人”，慢中才更能用“心”。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未来已来，只是分布尚不均匀。我想，慢公益对这两件事都负着荣光的使命——让人类更美好的未来早些到来，也让它更均匀地分布，惠及每一个群体、每一个角落。刘慈欣在《乡村教师》里写过一段有名的话，外星文明观测地球后惊叹道：“他们有一种个体，有一定数量，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这类个体充当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他们叫教师。”请允许我把这句话，转赠给各位同道——你们正是这样的个体，分布于各个社会各处，充当着不同群体之间爱与帮助传递的媒介。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名字，叫公益人、慈善家（philanthropist）。
我想特别引用清华校歌里的两句歌词，“服膺守善心无违，海能卑下众水归”。愿我们公益人、慈善家，都有海一样的谦逊与耐心——不争一时之先，不恐短期落后，慢得自在，谦卑如海，众水自归。让快时代的慢公益，把社会做暖，让人世间更平等，让未来更可期待。
杨斌博士，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清华大学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研究生院院长等职。杨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与领导力、企业伦理与社会责任、高等教育管理等；著有《企业猝死》《战略节奏》《在明明德》等，译有《大学的窘境与革新》《变革正道》《管理者而非MBA》等；开发并主讲《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领导力与组织变革》《管理思维》等多门清华大学精品课程。
编辑：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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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莉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