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i自然全媒体）

　　刚果（金）供应着全球约七成的钴；中国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稀土、钨、锑、镓、铟等11种矿产产量占全球50%以上，稀土冶炼分离产品占全球94%，永磁材料占85%以上。

　　然而现实是矿业链利润微薄。刚果（金）手工矿工一天挖12小时，只能换到几美元；而一吨精炼钴在国际市场上曾卖到5万美元以上。产能的巨人，利润的矮子，产业政策与技术升级解释不了。我们习惯了从资本、技术甚至地缘角度来解释，现在需要从产业工人和劳动来突破问题。

　　西方的劳资对立不再有当年工运的模样，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只是换了空间形式，转移到全球尺度上：北方有资本，南方有劳动。矿石、材料、电池、整车——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但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层层截走。劳动创造了一切，却拿不到应得的那一份，出现了惊人的“折价”。

　　一、价值的来源与占有的分离

　　矿石大多挖自南方国家——刚果（金）的钴、印尼的镍、智利的锂、赞比亚的铜、几内亚的铝土矿，往往是中国加工：冶炼、分离、提纯，变成工业材料。2024年，全球战略性矿产前三大加工国市场份额升至86%，大部分集中在中国——中国加工品到了链条西端，进入新材料、系统集成和终端制造，西方以天价摆上货架：非洲矿工在坑道里的每一锹，中国工厂里每一道工序，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层层叠加，价值一点点凝结。

　　但价值实现在别处，在一个由西方需求、西方定价、西方货币主导的体系里。凝结劳动的地方，不掌握价值实现；实现价值的地方，不从事生产。占有价值的一方不需要出现在生产现场，靠控制价值实现的条件，完成对劳动的占有。

　　二、占有的三种机制

　　资本对劳动的全球性占有分三种手段：不等价交换、制定规则、控制话语权。

　　第一种：不等价交换。

　　商品到货币转化的“惊险一跃”，在西方需求、西方定价、西方货币主导的体系里完成。劳动能否被承认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以什么比例被承认，要在市场上兑现，市场边界和支付能力是被旧秩序限定的。

　　北方用较少劳动的产品，换走南方较多劳动的产品。南方出口的商品蕴含的劳动时间，多于它换回的；北方进口的商品蕴含的劳动时间，少于它付出的。价值从劳动密集端，净流向资本密集端。

　　表面上看，这是市场的自然结果。在劳动价值论尺度下，这不是等价交换，是一部分劳动被无偿转移。凝结在商品里的劳动，有一部分从来没有被支付。据测算，2024年以来，一个国家从中国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商品价格平均下降约0.5%；从中国进口增加10%，整体进口价格下降1.6%。中国输出的“消费红利”是折价：红利落进终端市场，折价打在劳动上，是劳动价值被让渡出去的那一部分。

　　第二种：制定规则——把占有固定为法。

　　这种折价无法单纯靠提高效率、改变产品结构扭转，锁死这种不利的是规则，不等价交换被写进规则，变成一种制度性权利。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把关税减让、市场准入、补贴纪律规定为普遍义务，却对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的农业补贴、技术出口管制留出巨大空间。约束后来者的产业政策，放任先行者的垄断地位。南方试图用出口管制把加工环节留在本土，被诉诸争端解决机制；北方对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以“国家安全”为名豁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把资本账户开放、财政紧缩、汇率浮动规定为受援条件。南方国家一旦陷入债务，就要接受结构调整方案，削减公共支出、开放资源部门、私有化国有企业。资源主权在债务谈判桌上被让渡。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规则把专利、技术标准、商业秘密保护成壁垒。南方被标准封锁挡在门外。知识是劳动创造的，但知识的所有权规则，把创造变成了向资本付费的义务。

　　交换层面的不等价，被规则固定为合法；劳动一端的追赶，被规则限制在允许的范围内。“折价”最坚硬的部分不是市场偶然造成的，而是被规则确立、被机构执行、被法律保护。资本对劳动的占有，从经济事实变成了法权事实。剥削被制度化了。

　　第三种：控制话语权——把占有说成劳动过错。

　　规则之上，还有话语。“产能过剩”——批评中国最常用的词，里面装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补贴竞赛、赔本抢市场、产能锦标赛，这种过剩真实存在，要反内卷，约束无序价格竞争，减落后产能。但即便这一种“过剩”完全消除，指责也一个字都不会少，因为“过剩”是假问题——指控的不是错误，而是丰裕；过剩的不是产能，而是被旧秩序阻断的价值实现渠道，把一个分配问题（为什么巨量劳动得不到等量的价值承认）改写成一个生产问题（你们生产太多了）。指责生产，就不必追问定价；承认过剩，就不必重建渠道。

　　交换、规则、话语——三种机制合在一起，完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全球性占有，但维持的是一个不稳定状态。价值在劳动一端创造，价格在资本一端实现；实体在南方增长，虚拟价格在西方膨胀，这就是“脱节”，虚拟资本兑付预期，失去了实物抵押。关键矿产成了救命稻草，西方一夜之间要“去风险”、再工业化，因为“玩脱”了。

　　三、南方国家的位置：同一条链

　　这不是一个地租问题。即便南方国家提高权利金、提高原矿出口税，把地租多争回来一些，劳动还是停在“被承认的下限”。改变这个处境，就要让矿石在本土完成加工，让劳动在本地增值——也就是工业化。

　　当今世界，能大规模提供这套工业化能力的，是中国。中国与南方国家是同处劳动一端的两个环节。一个提供原料的劳动，一个完成凝结的劳动，共同面对实现端的垄断。中国的资本有机构成更高，但这是在同一端内部的层级。

　　国内有疑问：支持南方国家工业化，是否“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把全球市场看成了一个固定大小的蛋糕。恰恰是旧秩序压扁了全球需求才造成的。在旧秩序里是零和的，因为需求被压扁了；打破旧秩序，蛋糕本身就变大了。

　　全球南方几十亿人的现代化需求真实存在，却没有支付能力。他们一旦工业化，就是全球市场的新增消费者。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产能要变现，必须有需求。南方国家工业化，创造的不仅是新供应者，更是工业需求者。“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预设了技术是垄断资本，会不断贬值。但技术和工业能力是劳动创造的，只有被劳动者掌握才能创造更多价值。中国不是一个资本垄断国家，支持他国工业化是支持全世界劳动者，一个以劳动为基础的国家天然站在劳动被承认的一边。

　　南方国家要摆脱劳动被折价，只能同中国站在一起。

　　四、分裂的代价：“西南方对东方”的结构分析

　　垄断者要维持垄断，必须防止两件事：南方国家获得加工能力、中国获得稳定资源。守住两道门的最优策略是把南方国家从中国身边拉走。

　　让南方国家满足于卖原矿（承诺市场准入、承诺技术转移、承诺“去风险”后的新订单），让中国失去加工原料（从而瓦解凝结中心）。这是“西南方对东方”的实质。只要垄断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策略就会作为客观最优解浮现出来，无论是否有人“设计”了它。

　　五、重新占有：唯一能改变的东西

　　既然症结在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唯一可变的是价值实现的渠道。改变渠道就改变折价；不改变渠道，折价就固定。渠道扩展一端向上，链条移动向新材料、系统整合与终端制造，每上移一格，等量劳动就能多换回等量报酬；一端向外，就是南方国家工业化，为整条链创造新的承认者。

　　一个是现有蛋糕里多分一份，一个是把蛋糕做大，中国自身及南方双管齐下。中国连续20多年实施援外地质调查项目，累计为140多个国家培训8600余人；2025年在G20峰会上提出《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截至今年9月已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

　　西方的“脱钩断链”不是对产业链重排，而是对承认权的没收——让劳动进一步贬值。反对“逆全球化”不是害怕失去市场，而是因为这是劳动承认权的倒退；支持南方国家工业化，就是要把全球市场从资本垄断的压扁状态中解放出来。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专栏作家）

　　来源：《中国矿业报》

　　作者：王立彬

　　新媒体编辑：刘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