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商报）

　　当前我国普惠金融总量覆盖面持续拓宽，但服务供给结构性分化、重信贷轻综合保障、规模导向带来潜在风险等问题逐步显现。近日，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创院院长贝多广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普惠金融不能简单等同于普惠信贷，也不应片面理解为“又普又惠”，行业需要跳出单一规模、投放量的评价逻辑，转向以金融健康、主体韧性为核心的效果考核，同时通过构建差异化制度安排、完善普惠金融生态，补齐“微弱”群体服务短板，推动普惠金融走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普惠金融不能窄化为信贷供给

　　谈及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结构性变化，贝多广表示，中国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尤其是信贷需求，在总量层面已基本得到满足。“但深入观察，不能只看总量，更要看结构。”

　　他援引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近日发布的《穿透“温差”：2025年小微企业金融健康报告》指出，当前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呈现典型的“长尾分布”。按照不同融资需求区分，10万元以下的企业满足率仅24.1%，50万元以下仅33%，在融资需求1000万元以下的区间内，受小额信贷低满足率影响，平均融资满足率只有51.6%。从所有向银行寻求融资的小微企业来看，平均融资满足率仅为54.3%。

　　贝多广表示，我国普惠金融本义在于服务“中小微弱”，即中小微企业与弱势人群，但现实中侧重在“中小”方面，“微弱”一端反而服务相对薄弱。由此，普惠金融向高质量发展深化，应当向“微和弱”群体持续深耕。

　　但普惠金融不能仅仅等同于信贷。贝多广强调，“现在的口径一讲普惠金融就理解成普惠信贷，实际上普惠信贷只是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当中的一个方面”。在他看来，整个金融体系都应实现普惠化、提高包容性，如保险在诸多场景下的价值甚至高于信贷，资本市场同样需要体现人民性与包容性。但理念的落地，还有赖于金融机构在产品层面持续创新、深耕细作。

　　他举例称，“当前人民币升值，不少出口型小微企业面临较明显的汇兑损失，金融机构应当提供避险工具与风险对冲方案，而非简单依赖信贷投放”。在他看来，保险、期货等各类产品同样能够赋能中小微弱群体，这正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发力方向。

　　而对于普通家庭与消费者，痛点则集中体现在普惠保险的供给不足。“中高端家庭的风险保障同样存在缺口。许多家庭仅个别成员参保，保障未能实现全家覆盖，一旦家庭成员发生大额医疗支出，极易带动整个家庭债务抬升。”他提出，“应当大力推广普惠型保障产品，依托企业渠道、团体保险等模式拓宽保障覆盖面。”

　　将金融健康作为重要考核目标

　　“金融健康并非新概念，普惠金融一经提出，便应同时蕴含健康之义。”贝多广指出，评判普惠金融成效不能只看服务可得性，更要衡量服务质量——即普惠金融的初衷是借助金融工具改善服务对象的经营、生活状态，如果主体获得金融服务之后，经营和生活状况反而持续恶化，就背离了普惠金融的初心。

　　贝多广认为，过去十余年，全球普惠金融工作重心集中在提升服务覆盖面、可得性，取得了显著成效；而发展到当前阶段，评价重心应当转向结果导向，重点观察服务对象的抗风险能力、金融韧性是否得到实质性提升，从最终成效检验普惠金融的成色。

　　在制度层面，贝多广建议建立“双重目标”金融机构的改革思路。他指出，大型银行资本实力雄厚，可跨业务板块调剂资源承担普惠任务，但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中小机构缺乏内部调剂空间，如果普惠业务长期依靠其他业务板块补贴，持续作为成本中心，模式难以长久。

　　贝多广进一步指出，农商行作为“双重目标”机构的典型代表，普遍需要同时满足商业可持续与社会普惠两大目标。这类深耕基层、服务“三农”、小微、灵活就业群体的机构，在国际上普遍配套多元扶持机制，资金支持来源包含公益基金会、地方政策扶持、税收优惠、专项发债等，保障机构能够稳健经营的同时，持续完成普惠使命。

　　贝多广呼吁，从制度规则层面，对承担普惠使命的金融机构应进行差异化划分，对这类机构的考核不能简单以利润为标尺，更要综合衡量其社会价值与普惠贡献。

　　展望普惠金融的长远发展，贝多广认为有两大方向亟待突破。一是重塑行业认知，普惠金融不等于单纯信贷，必须回归本源，把金融健康设置为核心考核目标，衡量金融服务能否切实改善中小微弱群体的经营与财务状态，以此引导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行为导向；二是落地金融机构分类管理机制，并非所有大型银行都要同质化布局普惠业务，各类机构应当立足自身禀赋、各司其职，如村镇银行天然适配基层普惠场景，应当配套差异化制度环境，保障这类机构可持续经营，持续深耕普惠一线。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周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