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1845年3月,梭罗走进瓦尔登湖畔的林子,自此“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活得有意义”成了传诵名句。然而,瓦尔登湖离康科德镇不过两三公里,据说梭罗每周都回家吃饭,母亲也会送来点心、帮忙洗衣——他的隐居从一开始就带着“引号”。
梭罗要对抗的只是铁路和报纸,尚且无法真正与世界隔绝。今天的人们若想“步入丛林”,面临的挑战比他多得多。一串生活细节摆在每一位“隐士”面前:即使是远郊的小店也在用二维码收款;哪怕避开了外卖平台自己开伙,食材采买也会遇到各种电子场景;如果所居住的山林正好处于风景区,进入其中更要扫码。
以下四本书会从多个维度回答这些“当代隐居”的问题。山西青年杨淏把手机和电脑丢在家里,离线流浪134天;汉娜·布里彻在33岁生日那天关机,立誓“一年不插电1000小时”;人类学家兵分两路——阿利克斯·约翰逊钻进冰岛的数据中心,丹尼尔·米勒与中国合作者们共同探讨人们如何在数字空间生活。从前台展示到后台剖析,从个人体验到制度拆解,共同完成一次对当代数智生活可能性的追问。
关机与不插电——隐居实践可行吗?
杨淏的《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走的是壮游与苦修的路:134天,24省68市县,绿皮车与双脚。这场实验的结果既在意料之中,又充满了黑色幽默:事实证明,在当下的中国,关机流浪的难度远大于开机却身无分文。在湖北省博物馆门口,作者想进去参观,被告知一定要扫码预约。“可我就是不用手机啊,身份证、驾驶证我都有,难道不可以在你们门口登记吗?”“规定就是规定,所有人都得遵守规定,规定就是得在手机上预约。”最后,一位老者“救”了他,他冒充65岁以上老人的陪护才混进展厅。更不用提生活中处处需要扫码:公厕厕纸要微信扫码;在莎车街头找人换现金,被误认为“洗钱”;在赤峰客运站又被工作人员当成“间谍”……如果便利成为一种必需,那它还是便利吗?

《关机:离线流浪中国134天》, 杨 淏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6年出版
杨淏在书中引经据典,韩炳哲、陈嘉映、沈从文、普鲁斯特……哲学和文学填充了因失去手机获取信息所形成的信息真空。大片的时间促使他去观察生活:“打发时光应该是每个人的个人哲学,如何打发时间也是每一个独立个体的私密经验。但是在当代中国,几乎所有人打发时间的方式都是刷短视频。没有人在意此刻手机外的世界正发生什么,却都在观看虚拟世界中他者的生活发生了什么。”
杨淏的抵抗方式是写信。然而,今日的邮局寄信业务已十分冷清——武汉一家邮局找不出一张邮票;在新疆和田的邮政所寄挂号信,工作人员根本不会办理这项业务;临汾的业务员告诉他“你是这周第一个来寄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途径变得单一,时间漫长,情感反而被压得更深:“在那些看不到尽头的等待中,我的内心在不断积聚着情感,也在叠加着渴求的欲望。当终有一刻期待达成之时,那些从前积攒的情绪全都变成环抱着我的兴奋。仅仅一些关于家人的日常,在这时就可以使人获得前所未有的幸福。”
当作者重新回归手机、回归网络日常,他惊讶地发现:“我打开微信,发现整个页面和我离开时的状态没有任何区别。”后来才了解到,原来在互联网的规则中,外界给你发送任何信息,接收端必须在72小时内处于可接收状态,信息才会被收到。如果超出这个时限,这些消息就会像掉进大海中的石子一样,再也没有找到的可能了。虽然这134天的实验,被作者认定为“人生中精神最饱满、注意力最集中和工作最高效的一段时光”,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最后还是要回归手机——“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了一个人的‘体外器官’。这不是你在利用技术,而是技术在控制你。”
虽然在“数字利维坦”面前,普通个体并无多少选择利用或不利用技术的权利,但是作为一个心怀自由的灵魂,作者认为,人们可以对任何心生怀疑之事进行自我反叛。
汉娜·布里彻的《1000小时不插电》显然缺乏戏剧性,因为她提倡的是日常生活中要适当与网络隔绝。她认为的不插电状态是:手机不在身边,不查看电子邮件,不浏览互联网上的信息,不登录社交媒体,不看电视节目,杜绝任何形式的数字媒体——甚至不能听播客,以及所有的有声读物。当然,她鼓励所有参与其中的人为自己的不插电生活下定义。

《1000小时不插电:在数字世界中培养存在感》 [美]汉娜·布里彻 著 周悟拿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出版 《1000小时不插电:在数字世界中培养存在感》, [美]汉娜·布里彻 著, 周悟拿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出版
和杨淏具体而细致的脱离手机的经验相比,汉娜·布里彻将重点放在了如何调整心态上。本书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更多的是作者本人的感受和自我说服。比如她为了坚定实践不插电生活,会不停追问:“我分享的动机是什么?我是因为想让其他人也来参与才分享吗?我是因为渴望得到关注和认同才分享吗?”有了孩子后,她的一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育儿上,并逐渐接受自己的“不高效”。“我在20多岁时一直想要证明自己,仿佛坚信只有知识足够渊博才能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多么狭隘又令人窒息啊。”她逐渐意识到,生活在别人的目光中,并非好事,戒断社交媒体,反而可以断绝攀比之心,守护自己的内心。毕竟“人生在世,你的剧本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的样子——你要专注书写自己的故事。”
当然,她也试图从理论层面论证电子产品的危害,比如“通知疲劳症”:我们接收到的通知提示越多,对迫切需要处理的事务反而越不敏感——而这些往往都是真正的要紧事。不过类似的深入思考并非她书写的重点。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是自己在不插电生活过程中收获的感悟,可谓一碗“美式心灵鸡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读者因过分关注互联网世界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如果想要从理性层面对数智生活有更深入的认识,还需关注更多后台行为。
无需逃离——数字空间是虚拟空间吗?
《人间烟火2.0:人类学家眼中的数字中国》是一本由田野考察构成的书,即采用数字人类学方法调查与数字生活相关的多样人群:恩施抖音用户群体画像、大厂产品经理、上海养老院的照护员、乙女游戏玩家……尽管书名十分宏观,但编创团队声称:“我们不想把书里的任何人简化成‘中国人’的缩影,也拒绝用本质主义的标签去定义他们。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提醒我们:每个社群,甚至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特的逻辑与世界。”

《人间烟火2.0:人类学家眼中的数字中国》, [英]丹尼尔·米勒 王心远 编著,新世纪出版社2026年出版
全书的主要结论可能会有一些“反直觉”,破除了“数字空间等于虚拟、非数字空间即真实”的二分法:数字空间早已成为规范、监督与情感交织的日常场域。人们并未脱离真实社会,而是在不同平台之间调节可见度与风险,选择不同强度的“在场”。
编者强调:数字空间并非现实生活之外的虚拟附属物,而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技术并非抽象的系统,它总是落在特定的人身上,进入他们的情感、判断与选择之中。这种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经验,才是理解中国数字社会的落脚点。
在第二章,通过对普通人网络生活的全面观察,调查者向昆玉认为:数字媒体不仅能维系人们对家乡的情感,还会催生新的地方认同。短视频平台并未打破地方“知足安稳”的价值结构,反而让遵循或偏离规范的行为“变得更加可见,也更容易被讨论与评价”,地方性规范在点赞、转发中被不断试探、确认与重构。
那些认为数字算法可以控制人的行为的观点,可能也面临着挑战。第一章的作者李晓琳认为,使用经期追踪App的女性用户并不盲从算法,而是“按需取用、灵活应对”:有人把App当参照系自行建构经期理解,有人因预测失误用“仿佛遭遇背叛”形容感受——用户以自身经验不断修正、改写技术预设。相同情况也出现在第七章里,照护员们晚上“批量补填”数据,“做给系统看”——数字治理的理想在操作一线被变形与“再创造”。
数字空间是社会结构本身,而非虚拟附属物。智能手机已成为“随身携带的生活空间”,数字平台已从沟通工具演变为“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重塑着“附近”的形态——线上并非“附近”的对立面,而是其延展与转化。随着短视频、直播、电商等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不仅将孕育出多种新兴职业形态,也会在数字技术与传统劳动之间搭建起前所未有的连接通道。
所以,或许企图逃离数字世界做“隐士”,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表演性的行为。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两位作者也承认,根本无法完全脱离网络与数字生活而能在当下的社会中独立生存。
云即土——数字空间的实体依托何处?
既然数字空间未必是虚拟空间,那么它依靠的实体又是什么呢?
我们习惯说“云”,仿佛数据是轻的,飘在某个不耗电、不占地方、没有地址的天上。阿利克斯·约翰逊的《云落何处:冰岛数据中心的人类学考察》让“云”落地了:“我们的数据并非凭空而来,也不是无中生有地漂浮在天空中。光缆横穿海床连接各大洲;互联网交换点在物理上附加了多个网络;数据中心就是‘云及其大部分物理基础设施的核心’,其中的服务器存储着我们网络生活所依赖的数据。”英文书名“Where Cloud Is Ground”本身就是一个文字游戏:云落之处,即为土地。从数据的“流动”转向数据的“固定性”:数据中心是“数据停下来的地方”,运营商自己都说,这行“更像是一家掺杂了技术的房地产公司”。

《云落何处:冰岛数据中心的人类学考察》,[美]阿利克斯·约翰逊 著,徐偲骕 译,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出版
冰岛是本书的考察对象,也是国际数据存储产业的热点地区。作者通过在冰岛长达八年(2012—2020)的田野调查,跟踪了四类参与者:政府代表、倡导冰岛法律变革的数字活动家、在冰岛运营设施的数据中心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以及在数据中心产业集中地雷克雅内斯半岛生活的居民。几个世纪以来,冰岛在欧洲观察者笔下是“原始”之地,但云数据中心却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冰岛抓住了机遇,为数据落户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理由,从存储能力的角度为自己的国家进行了地缘政治定位。
数据中心落地的凯夫拉维克恰是前美军基地旧址——路网、电网、通信系统直接继承自冷战遗产。美军基地的开设与关停,都给当地经济带来不小冲击。所幸数据中心正让这片土地重获活力。不过,数据中心的这种“拯救”作用是有限的,“人口少”“简单社会”以及安静的环境,是数据中心选址于此的原因,建成后,势必无法如居民所期待的那样,将其改造为商业繁荣的大都市。数据中心强大的连接能力,并不能消除所在地的边缘性,甚至还会加剧冰岛地区间的不平等。
第五章讲述了一场“比特币大劫案”,冰岛多家数据中心接连失窃,窃贼搬走了矿机,但对服务器里的数据秋毫无犯——他们要的不是信息,是把廉价电力兑现为比特币的机器本身。高墙与安检声称保护的是数据,但真正保护的是不平等的榨取关系,是对能源、电力与土地源源不断的汲取。至此我们知道,原来数据产业不仅是“房地产”,在某种意义上更是“矿业”。2013至2016年间,冰岛数据中心的能耗每年翻一番,2018年又翻了一番。2020年,数据中心购买的电力,比全国家庭、医院、教堂、托儿所、学校和港口的用电总和还高出37%。尽管产业本身听起来十分“时髦”,但它在本质上依然是“旧产业”,依然存在着鲜明的不平等结构。
回到开头的问题:数智时代,何以隐居?四本书给出的答案并不一致。杨淏与布里彻试图证明虽然无法完全摆脱,但个人仍有关机与不插电的余地;《人间烟火2.0》提醒我们,数字空间早已是生活本身,逃离无从谈起;《云落何处》则把最后的退路也标好了价码——隐居所依托的“远方”,早已联网、计费、接通电网。
黄鹤或许真的飞走了,隐居却并未失效,只是换了形态:不是入山,而是在日常里为自己保留一段不被数据推送的时间;不是断网,而是始终确认开关握在自己手里。
原标题:《数智时代,隐士真的已乘黄鹤去了吗?》
栏目主编:朱自奋 文字编辑:金久超
来源:作者:郭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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