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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油产能不是简单看开工率!

炼油产能不是简单看开工率!
2026年11月08日 08:06 新浪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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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化工信息周刊)

  关键词 | 炼油产能结构性矛盾与优化路径共 9032 字 | 建议阅读时间 15分钟

  商务部于2026年7月28日发布的文件指出,产能供需关系呈现“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特征,不同国家和行业不存在统一的产能利用率判断标准。就炼油行业而言,特定时点的开工率仅能反映当期运行状态;判断产能是否供过于求还需结合需求变化趋势、装置条件、企业经营状况和保供功能等指标综合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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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炼油产能现状

  在大型炼化项目集中投产后,中国炼油工业进入能力高位平台期。据统计,2025年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约9.48亿吨/年,较上年增加1500万吨/年;同期成品油消费量为3.46亿吨,同比下降3.5%。当前,我国炼油产能既面临总量压力,也存在不同产品板块和炼厂之间的产能利用水平差异。2025年,全国炼厂平均开工率约为74.1%,地方炼厂仅为50.3%,而民营大炼化则维持较高负荷运行。名义加工能力相同的炼厂,由于二次加工装置、原料来源、产品方案和销售渠道的差异,其实际产出、调整成本和保供作用存在不同,因此,全国平均值无法反映这一差异。

  国内相关政策同时提出总量控制、结构升级和能源储备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明确提出,到2025年国内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在10亿吨以内,其中,千万吨级及以上炼油产能占比约55%;《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则将实物储备与产能储备、矿产地储备并列,要求统筹能源储备方式。

  1.1   对炼油产能问题的传统认识

  业界首要关注中国炼油能力扩张、利用水平及其治理。白俊等将炼油产能供过于求概括为阶段性和结构性矛盾,认为需求增速放缓、地方炼厂扩张、油品质量升级滞后和出口渠道不足共同导致产能利用率偏低。边思颖等指出,地方炼厂快速扩张是炼油能力增长的重要来源,新增项目需同时满足规划布局、原料来源、码头运输和市场需求配套等条件。费华伟等研究表明,国内炼油能力增速已趋放缓,成品油需求见顶和大型炼化项目投产将使行业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竞争。这类研究形成了我国炼油能力总量富余与落后产能并存的基本判断,但多从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和行业平均开工率进行测度,对需求侧变化如何传导至不同炼厂缺乏讨论。

  从产业组织和装置配置解释炼厂竞争力是另一类关注重点。Walls分析了中国炼油业市场化进程及不同所有制炼厂的结构特征。Chen等认为炼油环节需适应交通燃料需求变化和产品质量升级。Kaiser系统总结了Nelson复杂度指数的应用,说明一次加工规模不能完整反映炼厂的原料适应能力、重油转化深度和产品结构。这些研究揭示了装置配置、经营制度和复杂度对炼厂竞争力的影响,但未将需求变化、装置约束、主体经营和低负荷运行原因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

  在能源安全维度,既有研究从供应多样性、库存缓冲、产能冗余和系统恢复能力等方面讨论供给弹性,指出最低成本并非能源系统配置的唯一目标。对炼油行业而言,账面闲置能力只有同时具备原料、人员、公用工程、产品切换和物流条件才能恢复实际产出,而对低效闲置与可调用保供能力的区分仍不充分。

  上述分析自成体系,但三者之间缺少衔接。基于此,本文将需求变化作为起点,分析产品联产结构和装置配置如何影响炼厂运行的调整,再结合主体经营条件和保供功能对存量炼化能力的处置方向(保留、改造、淘汰)作出判断。

  1.2 分析思路和数据来源

  本文从动态均衡角度,分析炼油产能供给与成品油需求波动相匹配的阶段性、滞后性和差异性过程,主要围绕3个问题展开:成品油需求结构变化如何传导至炼油产能调整;产品联产关系、装置配置、原料、市场和政策等因素如何影响产能调整的速度和方向;不同存量能力的退出、改造和保留依据是什么。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石油规划总院《中国油气与新能源市场发展报告(2026)》、国家统计局及相关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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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油产能动态调整的分析框架

  2.1 需求变化与产能调整存在时间错位

  炼油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项目决策与建成投产之间存在明显时滞。在需求增长阶段形成的项目储备,可能在需求增速放缓甚至下降后才释放产能;而已运行的炼厂承载着高昂的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故市场转弱时,企业通常先降负荷、调整原料和产品方案,再考虑改造、整合或退出。因而,需求下降不会立即转化为同等规模的产能退出,能力高位和开工率下降会在一段时期内并存。

  炼油行业的再平衡通过不同周期内的产量调整、装置改造和能力退出完成:短期通过改变加工负荷、检修安排、产品收率和出口规模调节产量;中期通过二次加工改造、产品结构转型及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改变存量产能的用途;长期依靠新项目投产和低效装置退出改变名义能力总量。3个层次相互衔接,解释了需求已下降而炼油能力仍继续增加、不同主体开工率走势不一致的现象。

  2.2 产品供给受一次加工和联产关系约束

  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是常减压装置的设计规模,只反映炼厂处理原油的入口能力。原油经过常减压蒸馏形成不同馏分后,还需进入催化裂化、加氢裂化、重整、焦化等二次加工装置,才能形成满足质量标准的汽油、柴油和航煤。原油品质、装置配置、检修状态和加工方案都会改变产品收率,名义一次加工能力与成品油供给之间存在多道转换环节。

  分品种有效供给取决于可运行的一次加工能力、装置可用率和合规收率的共同约束。企业分别填报的汽油、柴油和航煤最大可产出量,受制于联产关系,不可将三者简单相加,视为可同时实现的产量。即便是相同的一次加工规模,燃料型炼厂和炼化一体化炼厂所产出的产品组合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一差异决定了需求侧的波动无法直接按比例换算为一次加工能力的退出规模。

  2.3 产能属性差异决定调整空间

  炼厂复杂度、运行效率和产品灵活性共同影响产能调整进程。复杂度反映二次加工装置相对于常减压装置的配置水平,复杂度较高的炼厂通常具有更强的重质原料加工和深度转化能力,同时也承担更高的投资、能耗和维护成本;运行效率体现为单位能耗、排放、加工成本和稳定运行水平;产品灵活性则反映炼厂在不同原料和产品方案之间调整的弹性。基于上述差异,处置方向可归为3类:能耗和排放长期不达标、稳定运行能力较差的装置首先面临退出要求;具备二次加工基础,但产品结构不适配需求的装置具有改造价值;复杂度较高但目标产品缺少市场的项目也可能长期处于低负荷运行状态。

  2.4 低效闲置与保供能力冗余需分类识别

  低效闲置和保供能力冗余都可能表现为低开工率,但意义截然不同:低效闲置来自产品缺少市场、成本偏高、装置落后或原料渠道受限,长期保留会占用资源并拖延结构调整;保供能力冗余则需要在正常经营之外承担待命义务,在大型装置检修、运输受阻或区域供应波动时恢复生产和产品调节。

  库存储备可直接填补短期供应缺口,而产能储备的作用在于冲击过后具备恢复生产的能力。然而,账面产能只有在原料供应、生产许可、在岗人员、公用工程、产品切换和外运条件等同时满足时,才能转化为可调用产能。因此,存量治理需分类认定应退出能力、有条件改造能力和可调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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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炼油产能的变化特征

  3.1  炼油能力进入高位平台期,成品油产量开始回落

  2015年中国炼油能力约7.80亿吨/年,2025年增至9.48亿吨/年,10年间增加约1.68亿吨/年。浙江石化、恒力石化、盛虹石化、裕龙石化等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成为主要增量。

  与此同时,成品油产量已呈回落态势。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加工量为7.38亿吨,同比增长4.1%,而成品油产量降至3.79亿吨,这表明,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投产和“减油增化”等因素正在改变原油加工量与燃料产品产量之间的关系。

  从产业政策目标维度分析,2025年国内炼油总产能控制在10亿吨以内,其中,千万吨级产能约5.102亿吨/年,已接近55%的结构目标。伴随华锦阿美等项目投产,国内产能还将继续增加;预计“十五五”时期,国内新增炼油产能仍在3000万吨/年以上,而成品油需求继续下行。原油加工能力与成品油需求变化呈反向变动,在现有燃料产品结构下,存量产能的市场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收窄。

  3.2 汽柴油消费量持续下降,航煤需求保持增长

  2025年中国成品油消费量为3.46亿吨,较2024年减少1258万吨;汽油消费量为1.46亿吨,同比下降3.9%;柴油消费量为1.59亿吨,同比下降5.0%;航煤消费量为4102万吨,同比增长4.3%。同期汽油、柴油和航煤产量分别为1.53亿吨、1.65亿吨和6081万吨,当年均有产需富余,其中,航煤产需差为1979万吨。尽管航煤需求的增长改变了成品油需求的品种结构,但其产量仍高于同期消费量。

  预计到2030年,中国汽油需求将由1.46亿吨降至1.05亿吨,柴油由1.59亿吨降至1.23亿吨,航煤由4102万吨增至5200万吨,成品油总需求降至2.80亿吨。汽油和柴油需求合计减少约7700万吨,航煤需求仅增加约1098万吨。航煤需求增长仅能部分缓解产品结构失衡压力,既不能改变成品油总需求下行的整体趋势,也无法替代总量层面炼油产能的退出。

  当前,我国成品油需求结构的变化节奏已快于装置和产品方案的调整。2025年,汽柴油产量合计约占成品油总产量的84%,航煤占16%,既反映了当前消费格局,也体现了催化裂化、柴油加氢和调和体系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后续产业调整需同步处理汽柴油产能收缩和航煤等增长型产品的产能转换,需注意的是,单纯增加航煤名义产能无法化解行业总量供过于求的压力。

  3.3 民营大炼化保持较高负荷运行,传统地炼开工率下滑

  参照中国石油规划总院相关研究的分类框架,本文将我国炼油主体分为四类:主营炼厂、其他国营炼厂、民营大炼化和传统地炼。其中,主营炼厂承担区域保供和跨区调运职责;其他国营炼厂区域性或专业化特征较强;民营大炼化则以高度一体化著称,2025年恒力石化、浙江石化、盛虹石化、裕龙石化4家企业炼油能力合计约9600万吨/年,占地方炼厂总产能的31%,其原油加工量合计占比超过45%;传统地炼主要分布于山东等地,多以燃料型装置为主。这四类主体的装置与产品特征、原料和渠道、运行约束及产能调整方向见表1。

  保供责任、产品组合、原料来源和销售渠道的差异化,使不同炼厂形成差异化的开工决策。主营炼厂装置负荷除受加工利润影响外,还与装置检修、库存水平和集团计划有关;其他国营炼厂更多受区域资源和集团任务影响;民营大炼化可根据油化产品价差调整中间物料去向;传统地炼以汽柴油为主要产品,原料、税费、环保约束和销售渠道对其边际加工收益影响更直接。

  2025年,恒力石化等四家民营大炼化装置基本保持高负荷运行;同期地方炼厂平均开工率降至50.3%。地方炼厂平均开工率数值掩盖了企业内部差异:民营大炼化通过炼化一体化产品结构保障原油加工规模,而传统地炼则同时受到汽柴油需求下滑和经营成本上升的双重影响。四类炼厂的开工率对比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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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油产能结构性矛盾的形成机制

  4.1 汽柴油需求收缩与产能调整存在错位

  汽柴油需求已由增转降,而现有炼油装置体系主要形成于交通燃料持续扩张阶段,这一时间错位构成当前产能压力的直接来源。航煤需求的增长虽可改善中间馏分的结构,但远不足以抵消汽柴油的减量,燃料产品占比较高的炼厂仍需通过降低负荷、调整产品或退出部分产能来应对。

  炼油生产的联产特性使产品结构调整无法按终端需求等比例完成。原油经常减压蒸馏生成石脑油、煤油、柴油和蜡油等馏分,随后分别进入催化裂化、加氢裂化、重整和加氢精制等装置。其中,催化裂化主要生产汽油、液化石油气(LPG)和催化柴油;重整装置兼顾高辛烷值汽油组分与芳烃原料;加氢裂化则主要产出石脑油及中间馏分。各装置间的物料互供和收率约束,进一步加大了灵活调节的难度。

  不同装置组合下,需求下降向加工负荷的传导路径存在差异。催化裂化和柴油加氢占比较高的燃料型炼厂,中间物料的去向有限,汽柴油销量下降会直接压低原油加工量;而配置加氢裂化、重整、芳烃和乙烯装置的炼化一体化炼厂,则可将部分石脑油和加氢尾油转供化工,在较大范围内调整燃料产品比例。前者更易形成持续低负荷运行,后者则需要在成品油和化工品市场之间选择收益较高的产品方案。

  产需差和出口结构进一步划定了产品调整的空间。2025年,汽油、柴油和航煤3类油品均呈产需富余状态。从出口结构看,三大类油品出口总量为3944万吨,其中煤油出口占比接近七成。出口可短期缓冲年度供需压力,但长期调整仍取决于国内产品结构、海外市场容量和加工利润。

  4.2 二次加工配置限定产品转换边界

  燃料型炼厂产品转换困难,根源在于二次加工装置和公用工程围绕汽柴油生产形成:催化裂化具有较强汽油导向,降低汽油产量需同时调整反应深度、原料构成和调和方案;柴油产量下降会影响直馏柴油、催化柴油和加氢装置负荷;缺少加氢裂化、航煤加氢、重整和化工配套的炼厂,扩大航煤、芳烃原料和裂解原料生产通常需新增装置或进行较大改造。不同二次加工装置在产品切换方向与改造成本上差异显著:加氢裂化装置可在石脑油、航煤和柴油之间调整切割方案,但需要充足氢气和后续精制能力;重整装置兼顾汽油辛烷值和芳烃生产;乙烯装置则为石脑油、加氢尾油等中间物料提供化工去向。

  产品转换能力决定装置的可改造性,运行效率则决定装置是否具有继续运行的经济和环保性。现行标准要求炼油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为7.5kg标准油/(t·能量因数),基准水平为8.5kg标准油/(t·能量因数);同时,污染物排放标准也对现有装置改造提出要求。

  “油转化”的可行性还取决于化工品市场容量和园区产业链配套条件:乙烯、芳烃及下游材料项目投资较大,多个炼厂同时转向乙烯、对二甲苯(PX)等产品会增加同质化竞争;现有炼厂(即存量炼厂)是否适合“油转化”需同时评估现有装置、目标产品需求和园区产业链配套条件。

  4.3 经营条件差异造成各类主体开工率分化

  炼厂开工率分化是需求变化通过不同经营条件传导的结果。主营炼厂拥有较稳定的原料供应与销售体系,并承担保供职责,短期产品利润下降不一定直接转化为同幅度减产;民营大炼化以炼化一体化综合利润决定负荷运转,除成品油之外还有芳烃、烯烃和下游化工品收入;传统地炼产品集中于汽柴油,因原料和批发渠道受限,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均易压缩边际加工收益。

  2025年的市场与政策变化同时挤压传统地炼利润。92号汽油和0号柴油批发均价同比分别下降7.82%和8.50%;燃料油进口关税和消费税抵扣政策调整,导致部分以进口燃料油、稀释沥青为原料的山东地炼加工成本增加500~600元/吨。产品价格下降发生在收入端,原料和税费增加发生在成本端,两者叠加导致相关炼厂较主营炼厂更早降低加工负荷。

  据统计,2024年山东32家地方炼厂中有4家原料完全依赖燃料油或稀释沥青,另有9家相关原料占比超15%。这类原料约束不会同等作用于有稳定进口原油来源的主营炼厂和民营大炼化。地方炼厂50.3%的平均开工率同时包含传统地炼减产和民营大炼化高负荷2种相反情况,不能直接作为全部民营炼油能力的退出依据。

  产能处置需识别低负荷运转背后的逻辑:计划检修和库存管理是短期性因素,油化产品利润变化是周期性因素,原料和税费冲击可通过经营调整缓解,能效环保不达标且长期缺少市场才表明装置缺乏持续价值。将这些情形合并为一个开工率标准,会造成退出对象选择失准。

  4.4 账面闲置能力与可调用能力需要区分

  成品油供应保障既依赖库存水平,也依赖生产体系在供应波动中的恢复能力。库存可在事件发生后直接填补即时缺口,产能储备则在库存调节之后恢复持续生产,作用时间更长,启动条件也更复杂。

  炼厂属于连续生产系统,单套常减压装置能启动,并不代表目标成品油可稳定出厂。原油供应、二次加工装置、公用工程、生产人员、质量检验、储罐和外运通道需同步恢复。可调用能力还应明确可生产的产品、启动所需时间、最低连续运行水平和稳定运行期限。

  现有产能统计主要记录一次加工能力和加工量,对装置冷备状态、人员配置、原料落实、产品切换和外运条件缺少统一记录,由此可能产生两类偏差:一是长期停工和配套缺失的装置以保供名义延缓退出;二是具备实际调节价值的备用能力因市场低负荷运行被视为一般性低效产能。

  可调用能力的价值还取决于其承担的具体任务情境。如,大型装置集中检修时需补充特定品种,或区域运输受阻时需就近生产并具备可用外运通道。因此,产能储备是一种兼具明确义务和成本的公共服务,不能以保供概念笼统覆盖所有闲置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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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炼油产能分类优化路径

  5.1 控制新增普通燃料型产能,落实实质减量置换

  新增炼油项目应以成品油和化工品的中长期需求为依据。汽柴油需求已进入下行阶段,若普通燃料型项目继续扩张,会增加后续降负荷和退出成本;对于能生产航煤、特色油品或与园区产业链配套的项目,也应核验目标产品市场和现有同类产能,防止以产品结构转型名义形成新的同质化能力。10亿t原油一次加工能力控制红线用于划定全国炼油产能上限,项目管理还需进一步落实被替代存量产能的实际退出安排。新增项目投产前,应确认置换产能已关停、相关生产许可和统计产能已核减,并核查新增产品市场、能效环保水平和存量装置利用状况。减量置换政策只有落实到装置退出和产能台账调整,才能为存量改造留出市场空间。

  5.2 以能效、市场和改造价值确定退出次序

  低效产能退出需综合技术性能、市场适配性和经营可持续性3个维度进行研判:能耗排放不达标、长期运行不稳定、二次加工配套不足、产品以普通汽柴油为主且缺少保供任务的装置,应列为优先退出对象;仍有稳定产品市场、能效达标或具备整合改造条件的装置,可通过兼并重组和技术改造提高装置利用水平。

  现行产业目录将200万吨/年及以下常减压装置列入淘汰类,并对1000万吨/年以下装置提出限制和改造要求,但具体处置仍需结合例外条件和实际运行状态予以判定。在退出评价体系中,应统筹考量能效基准、排放标准、连续运行情况和改造投资回报等多种因素。市场退出、兼并重组和产能置换需协同推进,防止以改造名义变相增加普通燃料能力。

  装置达到能效环保要求仅说明其具备继续运行的技术底线,并不代表产品具有长期市场。对具备改造条件和改造后仍缺少市场的装置,应分别评估其停工窗口、改造投资、目标产品需求和预期收益。

  5.3 按装置条件分层推进产品结构调整

  现有炼厂改造需从已有装置出发确定产品方向:具备相应馏分和精制条件的炼厂可提高航煤生产能力;具有焦化、润滑油或船用燃料油基础的炼厂可发展特色产品;配置重整、芳烃和乙烯装置的炼厂可根据市场需求调整部分中间物料去向。产品选择应基于装置基础和目标市场,避免“减油增化”概念被简单套用。

  现有炼厂可根据投资规模和装置变化,将产品转换分为3个层级:运行优化是在现有设备范围内调整切割方案、催化裂化和加氢装置运行,投资较小,产品变化幅度有限;装置改造是增加航煤加氢、加氢裂化或特色油品装置,需停工改造和配套公用工程;产业链重构是新建乙烯、芳烃及下游材料装置,投资较大并独立承担化工市场风险。政策支持力度应与改造深度和目标产品需求相匹配。

  现行稳增长政策已明确提出严控新增炼油产能,并合理安排乙烯和PX新增规模及投放节奏。改造项目立项审批阶段,须同步开展成品油与化工品市场的双向容量评估。一方面,对于仍以普通车用汽柴油为主导、缺乏实质性减量置换安排或产品差异化路径不明确的项目,应从严审批;另一方面,对于目标市场清晰、具备供需缺口的航煤、特色油品及高附加值化工材料类项目,则可在完成可行性论证后纳入有序推进范畴。

  5.4 建立可调用能力认证、履约和补偿机制

  可调用能力应从账面统计转为合同化管理。主管部门可按照装置状态、原料来源、启动时间、连续运行水平、可生产产品和物流条件开展认证,明确企业在保供期间需达到的产品数量、质量和响应要求,并定期复核认证结果。

  认证能力需与实物储备和调运体系相衔接,保供协议应明确启动条件、原料安排、产品去向和跨企业协调责任,并通过定期检查或演练验证装置状态,避免仅凭企业申报完成储备能力认定。

  承担待命义务所产生的人员增配、设备维护及装置保温等额外成本,应作为补偿核算的基础。补偿对象应严格限定于经第三方核验的、超出常规商业运行的待命服务产出。补偿标准应建立与响应时间、连续运行时长及实际履约率挂钩的动态调整模型。企业因正常生产经营产生的亏损,由责任主体自行承担。对未能满足履约绩效指标的装置,应执行认证资格退出程序,从制度层面阻断保供补偿对低效产能的长期补贴效应。

  5.5 按退出、改造和保供需求完善产能统计

  产能统计应与上述认证、复核和履约管理相衔接。除一次加工能力和加工量外,应定期更新永久关停、长期停工、检修改造等运行状态信息,并记录汽油、柴油、航煤及主要非燃料产品的可实现产量和关键二次加工配置情况。退出、改造和保供三类任务应分别建立指标,结合能效水平、市场适配性、装置配置、分品种收率、启动时间和物流条件等进行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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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中国炼油行业已经进入能力高位与需求下行并存的存量调整阶段。2025年国内炼油能力增至9.48亿吨/年,成品油产量和消费量分别下降3.9%和3.5%;后续仍有项目投产,汽柴油需求将继续下降。动态均衡在当前阶段表现为产量和开工率先行调整,装置改造和低效产能退出相对滞后。总量控制仍有必要,具体退出规模则需结合产品、装置和主体逐项判断。

  结构性矛盾主要来自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与既有装置体系之间存在的调整时差。汽柴油需求持续下行,航煤需求虽保持增长,但其增量仅能消化部分汽柴油减量,三类产品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产需富余状态。催化裂化、加氢裂化、重整等二次加工装置及乙烯、芳烃等化工装置的配置差异,决定了炼厂可调整的产品范围与需承担的改造成本。因此,产品结构转型虽可缓解部分供需压力,行业仍需退出缺乏市场和改造价值的燃料型加工能力。

  炼厂经营条件的分化进一步改变了低负荷的含义。主营炼厂受保供、库存和集团计划影响,开工率并非完全由市场决定;民营大炼化企业依托炼化一体化产品组合优势维持较高开工率水平;而传统地炼企业则同时受到需求走弱、原料成本与税费抬升、销售渠道收窄等多重挤压。因此,开工率指标需要与装置长期运行状态、能效环保达标情况、产品结构和经营条件等结合使用,才能有效区分短期调整、周期波动和结构性低效。

  存量产能优化应形成3项联动机制:普通燃料型新增能力实行实质减量置换,低效装置依据能效、市场和改造价值有序退出,具备条件的现有炼厂分层调整产品结构。承担供应保障职能的炼油能力另行实行认证、履约和补偿管理,既可使有限保供能力得以保留,也可推动不具备实际调用条件的闲置装置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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