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日报)
□ 资 虹
我国科创事业稳步发展,科研论文、研发投入等基础指标稳居世界前列,但科研与产业的二元结构壁垒尚未彻底打破,大量优质科研成果沉淀在实验室,难以转化为实体经济生产力,成为制约新质生产力培育、影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突出堵点。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探索建设科技商学院,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科技商学院由此上升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这一办学探索,成为破解产学脱节难题的关键组织创新。作为高等教育适配产业创新的新型办学形态,它以人才培育为核心纽带,重构从基础研究到成果产业化的协同创新体系,为科技成果落地生根、赋能产业升级提供新路径。
二元结构困境与科技商学院的组织回应
我国创新体系的二元结构困境,集中体现为三重结构性张力。其一是产学创新效率的持续分化:科研部门在“从论文到论文”的闭环中生产大量低水平重复成果,产业部门则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任务密集、快速迭代的高效研发能力。其二是知识流动的封闭循环:产学联合申请发明专利占比长期偏低,高校与企业间专利双向引用较少,人才流动主要靠生命周期更迭而非市场机制。其三是创新资源的双重错配:高技能研发人才过度集中于科研部门,创新效率更高的小型初创企业和青年团队却难获稳定支持。三重张力相互强化,使创新体系长期锁定于低效均衡状态。
科技商学院的兴起,正是对这一结构性矛盾的组织回应。从组织理论视角看,它是大学从“知识生产组织”向“创新价值组织”转型的制度尝试:创新范式已转向多主体协同的复杂系统模式,创新突破越来越依赖从实验室、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到产业化的全过程协同,传统院系和技术转移机构因职能分割难以胜任。科技商学院正好填补科研部门与产业部门之间的组织空白,以人才培养这一制度化通道降低知识跨部门流动的交易成本。这一空白同样体现在科技金融人才培养上——科技成果走向市场,既需要技术判断力,更需要把技术语言翻译成金融语言、把研发周期翻译成资金期限的资本运作能力。
政产学研金协同与科技商学院的组织能力转化
科技商学院的核心命题,不是简单地“办一个学院”,而是如何将“政、产、学、研、金”五类主体及其资源组织到同一个创新价值形成过程之中。五类资源的融合不是行政合并或简单拼盘,而是围绕特定创新任务形成的功能耦合与组织协同,这正是它区别于传统商学院、产业学院的本质所在,也是其组织创新的难点。
在使命层面,各校普遍以“科技成果转化型”为基本方向,聚焦让实验室成果跨越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与产业应用的“死亡之谷”。中科大科技商学院由安徽省、中科大、合肥市三方共建,明确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资本、懂市场、懂管理”的“五懂”人才并贯通于真实科创项目全流程;苏州大学科技商学院探索转化型人才培养;河海大学科技商学院结合水利、能源等优势学科走出特色化路径。使命的差异化定位,决定了各校的课程、项目与评价机制围绕“转化实效”展开。
在资源层面,关键在于对五类资源的系统整合。“政”的层面,学院多由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建,政府可以提供制度供给、政策空间与公共资源;“产”的层面,学院深度嵌入区域产业创新网络,以“真实项目驱动”使产业需求直接进入培养过程;“学”“研”的层面,学院打通校内重点实验室、概念验证中心与科研管理部门,将成熟成果导入培养环节;“金”的层面,学院与投资机构、校友资本合作,围绕股权设计、融资谈判、技术风险定价等痛点开展实战教学。
从资源整合到能力形成,是最关键也最艰难的一环。拥有资源不等于具备组织资源的能力——科研成果不会自动转化为教学项目,产业导师也不会因受聘而持续投入。国内先行院校的普遍做法,一是推行双导师制,同步配备学术导师与具备真实转化、融资经验的产业实战导师;二是改革毕业评价标准,以可落地的转化方案、商业计划书替代单一论文考核;三是设立小额科创种子基金,深度参与学员项目孵化。其关键不在于资源清单的长短,而在于资源能否持续进入、被有效组织并形成反馈。
区域创新生态与科技商学院的功能协同
科技商学院的转型功能并非孤立发挥作用,而需与高校内外的多元创新组织形成有机协同。在高校内部,多数学校已建立由校领导牵头、多部门联动的创新创业工作机制;科技商学院可将各类创新创业竞赛中涌现的优秀项目与团队纳入转化培养体系,实现从“竞赛练兵”到“成果转化”的衔接,贯通面向教师的转化培训与面向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成为连接“未来科学家”与“未来创业者”的通道。
在区域创新体系中,还需厘清科技商学院与其他科技组织的功能边界。各地已形成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多层次创新组织体系:与战略科技力量形成“科学突破—技术转化”的衔接关系,与概念验证中心形成“验证—培育”的接力关系,与技术转移中心形成“交易服务—人才供给”的互补关系,与大学科技园形成“孵化空间—能力建设”的协同关系。科技商学院并非替代任何现有机构,而是以“人的能力”为核心纽带,填补创新价值链中“转化型人才”这一关键空白。
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商学院的政策路径
一是避免功能泛化,坚守核心使命。科技商学院不必包揽从基础培训到产业规划的所有事务,先行院校的共性经验是在细分领域做深做实,形成不可替代的功能;其独特价值不在于替代产业研究院、技术转移中心等机构,而在于以“人”为纽带,将转化资源组织为协同行动的整体能力。
二是破除体制壁垒,构建政产学研金实战共同体。科技商学院的“跨学科”不是工科课程与商科课程的简单拼盘,而是通过组织机制创新——项目共享、平台共建、培养衔接、实战协同——让不同学科、不同主体的知识在同一个真实转化项目中相遇、碰撞与融合。
三是改革评价体系,以实效论英雄。科技商学院的办学成果不应只看论文和课程,更要看技术转化率、企业孵化数和产业贡献度。科创企业“高成长、高风险、长周期、轻资产”,一个正确的早期投资回报可能五年到十年才能显现,若以年度利润与不良率这类惯用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实质上就是要求从业者以短期化的思维范式去应对具有长期属性的工作任务。应将尽职免责规则写得更具体,严格区分技术路线研判失误与道德风险。
四是夯实工程化能力,补齐转化短板。高校科研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死亡之谷”,集中体现为工程化能力的缺失。科技商学院的建设应与高校工程化平台、中试基地紧密联动,使人才培养嵌入真实的工程验证环境;应将“驻场式培养”作为核心机制,可借鉴上海财经大学所实践的“驻企培养”机制,该机制安排学生以准员工身份嵌入企业实际运营场景,其学位论文或研究课题均取材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遭遇的真实痛点。在培养成效的评判上,不再以学分修满与否作为唯一标尺,而是将能否切实解决一项现实问题作为核心考量。此外,还需配套建立校企协同的课程审核与质量评估制度,从机制层面防范合作停留于挂牌签约的表面形式。
五是打通人才流动的制度通道。破解产学二元结构,核心在于促进研发人才在科研部门与产业部门之间合理流动:应推广科研人员“旋转门”制度,允许其到企业兼职或离岗创业,保留人事关系和职称晋升通道;建立产业工程师职称评审体系,与高校职称体系互认;推动建立全国层面的科技金融人才职业评价标准。
科技商学院的兴起,是我国高等教育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生动注脚。政产学研金五类主体的融合,是以“人的能力”为纽带的组织协同,形成围绕特定创新任务形成使命、资源与组织能力的动态适配关系。科技商学院的意义不仅在于新增一种教育组织类型,更在于推动大学从“学科逻辑”走向“创新任务逻辑”,从“知识生产组织”走向“创新价值组织”。这一转型的深层价值,在于以“人”的流动带动知识、技术、资本在科研部门与产业部门之间的双向贯通——当实验室里的“未来科学家”与市场中的“未来创业者”在同一张课桌上相遇,产学二元结构的坚冰便有了从内部融化的可能。科技商学院能否成为撬动这一变革的支点,不取决于挂牌的速度,而取决于制度创新的深度。
(作者为苏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