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按照清代笔记的说法，有清一代，大臣去世之后，谥号为“文正”者，共有七人。这七人分别是：
汤斌、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
其实，这一笔记记载有误，清代谥“文正”者，实有八人，除以上七人外，还有一人刘统勋。
七人之中，汤斌以理学著称，朱珪以学问闻名，曾国藩以勋业傲世。这三位逝后，被清廷谥为“文正”。对于他们的谥号，是没有人议论和指责的。
李鸿藻〔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师傅〕、孙家鼐〔与翁同龢同为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帝师傅〕之所以被谥为“文正”，是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的师傅。皇帝的师傅谥号“文正”，这几乎是惯例，当然，也就无可厚非了，更何况，这两位生前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
杜受田是清文宗（爱新觉罗·奕詝）咸丰帝的师傅，他与咸丰帝相从最久。
咸丰帝即位不久，就降旨说：
“朕自八岁入学读书，仰蒙皇考特谕杜受田为朕讲习讨论。十余年来，启迪多方，恪勤罔懈，受益良多。允宜特沛殊恩，以崇硕学。杜受田著赏加太子太傅衔。”
杜受田去世后，咸丰帝痛哭失声，恤典至为优渥。
杜受田被谥为“文正”，也全在情理之中。
另外，刘统勋去世后，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帝亲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哀恸。回跸至乾清门，乾隆帝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由此可知，刘统勋被谥为“文正”，似乎也无訾议。
至于曹振镛，因为他居高位时，曾经拘牵大义，挑剔细故，钳制天下人心，使众情得不到发舒，结果造成清代社会不痛不痒的局面。以至于后来，太平天国兴起、洪秀全、杨秀清等发难，差点导致清廷覆灭。这些，有人认为，不能不说是曹振镛的“功劳”！
因“拘牵大义，挑剔细故，钳制人心”，而埋下亡清的隐患，就短浅的目光视之，这似乎是危言耸听；但就历史的大势观察，不能不服膺论者振聋发聩的见解之直、认识之深。这也可为世间主政者一警。
起初，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道光帝倦怠大政，他因无法遍阅章奏，而将处理政务视为苦事。
当时，曹振镛在枢府。
见道光帝有此一苦，曹振镛向道光帝献策说：
“而今天下承平，臣工们为了居功，喜欢危言耸听。他们以指陈所谓的缺失，来博取好名声。这样的情景，实在不好！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就马上将他们治罪，圣上恐怕会蒙受拒绝劝谏的恶名。”
曹振镛接着道：
“从今以后，内外呈进的章奏，圣上不需要通篇读完再行阅示。批阅奏章时，圣上只要专门挑拣那些细枝末节的错误，对上奏者进行谴责。这样的话，臣工们就会被皇上的圣明所震慑，他们会认为圣上明察秋毫。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人肆意妄为了。”
如果要用曹振镛的这一段言辞来苛责他，似乎也有些偏颇。
其实，就历史的痕迹来看，满清统治的偏狭，其表现之一，就是文字狱的盛行。满清自以为以此就可以千秋万代，其实，文字狱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满清动土为自己挖掘坟墓的时候。
曹振镛对道光帝的建议，实质上，就是用一种柔和的方式，对文字狱进行扩展和延续，当然，也是对清廷文字狱的合理贯彻与切实执行。就此看来，曹振镛作为枢臣，他是完全合格的。因为，他在政策的解读与执行上，完全与主政者一致。
曹振镛建议道光帝之后，内外呈进的章奏，道光帝不再通篇看完。批阅章奏时，只要发现有一丁点的错误，道光帝即对上奏者严厉谴责，小者罚没俸禄，大者降调革职。从此以后，内外臣工，为之震惊悚惧。
上有策，下有对。
此后，面对道光帝的苛责细故，官员们也自有应对。
于是，清廷官场上的风气也为之一变。
内外官员，从此皆谨小慎微，矜矜于小节，没有人再在章奏中畅谈高论。呈进的章奏，也都是说吉祥的话语，粉饰太平，凶祸、灾异也很少入内禀告。
等到后来，洪秀全、杨秀清等向清廷发难，官员更是互相隐讳，没有谁愿意将这件事情首先捅破。
最后，直到太平天国多次攻陷当时的重要城池之后，无法继续隐瞒，官员们才开始将情况奏达主政者。
这一切，有人认为，就是曹振镛建议道光帝之后，所形成的官场风气导致的。这种官场风气一成，遂沿袭不改，最终，结出了恶果。
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其影响就一直都在，以至于后来，清廷即将灭亡时，官员们还在这种风气之中打转。
曹振镛去世后，清廷谥其为“文正”。那个时候，谥号一出，当世就有“不文不正”的谤议。由此可知，时人对曹振镛的意见还是很大的。
在曹振镛还未入枢府之前，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6年）、嘉庆（公元1796年～公元1820年）时期，应制考试的书法虽然工整，考卷仍然会出现满纸的碑帖字体，但是，士子也不会因此被黜落。当然，应制诗中，也有拗体，士子也不会因此而获谴。这一时期，虽然也有号称的“台阁体”，但是，其间也还是有雅气在的。
自从曹振镛在枢府之后，应制试卷，一定会挑剔破体帖字。
破体，指不合正体的俗字。清·陆以湉《冷庐杂识•破体字》：“朝考殿试，最重书法，大要以黑、光、匀为主，并不可有破体字。”亦即破体字。
那时，不管工拙、只要字体齐整，没有破体，就会被录取为高第。如果有人犯一帖字，就会失掉进入翰林的机会。
如此一来，海内承其风向，于是，殿体书简直就成了泥塑一般的东西，卑劣平庸，厌厌无生气。
这也是在曹振镛主持下，所造成的结果。
自古以来，名臣的谥法，似乎以“文正”最为荣耀，后人也都是这么说的。
这种说法，不知从何而起。
宋人费衮所撰《梁溪漫志》中云：
“谥之美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尝言之，而身得用之。”
清代谥文正者七人（实八人），远远超过了明代。
明代谥文正者四人：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
元代谥文正者五人：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
宋代得文正谥号者九人：李昉、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
但是，考之《鸿称》（清代关于谥法的规定，有《内阁鸿称册》和《鸿称通用》），其中所载，臣工的谥号，以忠为第一字，而文为第五字，正为第四十一字。
这样看来，以文正为佳谥的首称，也似乎是没有根据的。
本文参考清代佚名氏《名人轶事》中《曹振镛之误清》一节而成。
延伸阅读：
有清一代八文正
整理：史遇春
一、汤斌（公元1627年～公元1687），别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政治家、理学家、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清世宗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入贤良祠；清高宗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谥文正；清宣宗道光三年（公元1821年），从祀孔庙；一生清正廉明，是实践朱学理论的倡导者，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被尊为“理学名臣”。
既师奇逢，习宋诸儒书；其教人，以为必先明义利之界，谨诚伪之关，为真经学、真道学；否则讲论、践履析为二事，世道何赖；笃守程、硃，亦不薄王守仁；身体力行，不尚讲论，所诣深粹；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斌、陇其、伯行三人而已，皆以外吏起家，蒙圣祖恩遇。陇其官止御史，而廉能清正，民爱之如父母，与斌、伯行如一，其不为时所容而为圣祖所爱护也亦如一。君明而臣良，汉、唐以后，盖亦罕矣。斌不薄王守仁，陇其笃守程、硃，斥守仁甚峻，而伯行继之。要其躬行实践，施於政事，皆能无负其所学，虽趋乡稍有广隘，亦无所轩轾焉。
二、刘统勋（公元1698年～公元1773年）字延清，另字尔钝，高密县逄戈庄(原属诸城)人；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中进士，历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及军机大臣等；猝逝于上朝途中，乾隆帝闻讯慨叹失去股肱之臣，追授太傅，谥号文正；为政四十余载清廉正直，敢于直谏，在吏治、军事、治河等方面均有显著政绩。
世谓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胜此任者，非以其慎密，则以其通敏；慎密则不泄，通敏则不滞，不滞不泄，枢机之责尽矣；（徐）本，世宗旧臣，（汪）由敦、来保、（刘）纶、（刘）统勋次第入直；由敦左迁而未罢直，统勋罢而复入，尤以决疑定计见契於高宗，许为有古大臣风，亮哉！
三、朱珪（公元1731年～公元1806年）字石君，号南厓；与其兄朱筠，时称“二朱”；随父朱文炳由萧山侨居北京大兴县，入籍顺天府；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17岁殿试为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侍读学士；主河南乡试，会试同考官；授福建粮道；擢按察使，兼署布政使；补湖北按察使；任山西布政使；权巡抚事；为按察使，授侍讲学士；命在上书房行走，教嘉庆帝读书；督福建学政；迁内阁学士；升礼部侍郎；后历任两广总督，吏、兵、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太子太傅等职务；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嘉庆帝予谥“文正”；上亲临奠三爵。
文章奥博，取士重经策，锐意求才；嘉庆四年典会试，阮元佐之，一时名流搜拔殆尽，为士林宗仰者数十年；学无不通，亦喜道家，尝曰：“硃子注参同契，非空言也。”；天留数人，弼成仁宗初政之盛，可谓大臣矣。
四、曹振镛（公元1755年～公元1835年），字俪生，号怿嘉，安徽歙县人；尚书文埴子；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少詹事、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以平定喀什噶尔功绩晋封太子太师，旋晋太傅，并赐画像入紫光阁，列次功臣之首；卒，道光帝亲临吊丧，下诏褒恤，赐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历事三朝，凡为学政者三，典乡会试者各四；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於疵累忌讳，遂成风气；恩眷之隆，时无与比；数请停罢不急工程，撙节糜费；世以盐筴起家，及改行淮北票法，旧商受损，振镛曰：“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卒赞成，世特以称之。
五、杜受田（公元1788年～公元1852年），字芝农(杜愕子)，清山东滨州（今滨城镇南街杜家）人，清道光三年杜受田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时称传胪）；选庶吉士，授编修，后为山西学政；特召进京，直上书房，教授皇子读书；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实录馆总裁；咸丰即位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调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咸丰帝甚痛，赠太师、大学士；谥“文正”。
文宗初政，杜受田以师傅最被信任，赞画独多。
六、曾国藩（公元1811年～公元1872年），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攻灭太平天国；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卒，谥文正。
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七、李鸿藻（公元1820年～公元1897年），字兰荪，号石孙、砚斋，河北保定人；同治、光绪年间的清流领袖，晚清主战派重臣之一；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督河南学政；特诏教授大阿哥载淳（统治）读书；为侍讲；累迁内阁学士，署户部左侍郎；再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历任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调吏部尚书；卒，享年七十八岁，清廷予谥文正，赠太子太傅，入祀贤良祠。
性至孝，为学守程朱，务实践，持躬俭约；傅穆宗十馀年，尽心启沃；在枢府，独守正持大体；御史王鹏运谏止修颐和园，几获重谴，鸿藻力解之，得免；德宗间日一往颐和园侍起居，时留驻跸，言官有言其不便者，太后大怒，欲黜之，鸿藻谓如此必失天下臣民之望，乃止；所荐引多端士；朝列有清望者，率倚以为重，然亦不免被劫持云。
八、孙家鼐（公元1827年～公元1909年），字燮臣，号蛰生、容卿、澹静老人，安徽寿州（今淮南寿县）人；清文宗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累迁内阁学士，历任工部侍郎、署工部、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刑部尚书；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受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管理学务大臣；后任文渊阁大学士、学务大臣等；卒谥文正。
简约敛退，生平无疾言遽色；虽贵，与诸生钧礼；闭门斋居，杂宾远迹，推避权势若怯；尝督湖北学政，典山西试，再典顺天试，总裁会试，屡充阅卷大臣，独无所私；拔一卷厕二甲，同列意不可，即屏退之，其让不喜竞类此；器量尤广，庚子，外人请惩祸首戮大臣，编修刘廷琛谓失国体，责宰辅不能争，揖而引过；其后诏举御史，独保廷琛，谓曩以大义见责，知忠鲠必不负国，世皆称之。
（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