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化王冠上的一颗明珠，是指以古体诗、近体诗和格律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诗歌。中国诗起源于先秦，鼎盛于唐代；词出现的年代相对较晚，起源于隋唐，盛行于宋代，但是都流传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广受喜爱。
在中国诸多的古诗词中，有一些颇为另类的作品近来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作“半句好辞”——比如唐代诗鬼李贺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妇孺皆知，但能立刻续上其上一句“衰兰送客咸阳道”的恐怕不多，能将《金铜仙人辞汉歌》全诗脱口而出的恐怕更是少之又少。类似的例子还有“多情自古空余恨”、“百无一用是书生”、“贫贱夫妻百事哀”、“不爱江山爱美人”、“十年磨一剑”等等，谁能马上想起它们的前后句？
“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原诗不太出名，人们更熟悉的是另一个版本
白乐天的名作《放言五首·其三》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光看诗名和上半阕可能让人一脸懵，但下半阙只要一入眼，就会让人恍然大悟：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是在贬官江州的途中写下这首诗的，想必是他对仕途乃至人生的一次总结，并用近似于通俗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悟——无论看人论事，都不能仅着眼于一时，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那些所谓的“窥一斑而知全豹，处一隅而观全局”纯属瞎扯淡，否则就会闹出把周公当成权奸、把王莽当成君子这样天大的笑话。
老白主张以结果而非过程论成败和英雄，自然是有道理的。比如要提起中国历史上的大奸贼，说古有秦会之，近有汪兆铭恐怕争议不大。虽然前者曾是北宋最激进的抗金派之一，后者也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过，但想拿这样的经历替他们翻案是压根就站不住脚的。
在靖康之变前，秦桧是坚定主战派，与他后来的政治态度大相径庭
但单纯以成败论英雄其实也并非在哪里都适用。比如说起南宋，给人的印象之一就是“奸相”遍地走，“佞臣”多如狗，诸如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史嵩之、贾似道这样的坑货都得为南宋的衰亡负上主要责任。其实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除了秦桧让人无话可说以外，其余几位说起来都挺冤枉的，起码有值得商榷之处。
尤其是贾似道，这位连元世祖忽必烈都恨不能招至麾下以用之的南宋权相，实为两宋三百余年间不多得的精英人物。
我们先来简单回溯一下贾似道的生平，看看他是怎么当上“奸贼”的。
贾似道，字师宪，号悦生，台州天台（今浙江松溪）人。从履历上看，小贾他爹（贾涉）曾担任过京湖制置使，堪称南宋的方面大员，所以他算是个官二代；同时小贾他姐（贾贵妃）是宋理宗赵昀的宠妃，所以他的身上又笼罩上了一层外戚的光环，是货真价实的“国舅”。
贾似道出身好、运气佳、脑瓜灵，出人头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些身份也成了他后来屡遭攻讦的地方。其实就像对贾似道的诸多非议一样，这种说法即便不能算是欲加之罪，但事实也并非如此简单。
早在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贾涉就因为在处理忠义军问题上遭受弹劾，最终忧愤而死，此时贾似道这个“衙内”才年仅11岁而已，能借到多少光？更何况当爹的贾涉还得罪了当朝权相史弥远，做儿子的贾似道没受到牵连已经算是运气好了。至于贾贵妃确实很受赵昀的宠爱，甚至一度打算想把她册立为皇后，不过贾贵妃很短命，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就香消玉殒了。此时的贾似道中进士才8年，只爬到宝章阁直学士、沿江制置副使的位置，距离出将入相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而且赵昀很快移情别恋阎贵妃，小贾这个前小舅子显然已经成了过气网红。
不光是出身好，贾似道的运气更好，走到哪儿都有贵人相助。
端平元年（1234年），贾似道以父荫入仕为嘉兴司仓、籍田令，4年后中举，又凭借姐姐的枕头风超擢为太常丞、军器监。此后，当朝宰相史嵩之的弟弟、时任京兆尹的史岩之慧眼识才，举荐他到地方磨练，贾似道因此才遇上了人生中最大的伯乐、南宋名将孟珙。
孟珙是南宋早期抗蒙的中流砥柱，战功不在岳飞之下
孟珙是继岳飞之后南宋最为杰出的军事将领，号称“屹然为东南砥柱者有年，珙亡而宋事遂不可支”（《唐宋御夷得失论》清·唐才常），是南宋早期抵抗蒙古侵略的中流砥柱。同时，孟珙还以擅长识人、用人而闻名，比如指挥了著名的钓鱼城之战并干掉了蒙古大汗蒙哥的名将王坚、坚守襄阳的大将高达、曾“夜率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的猛将刘整、后来南宋淮东战场的主帅李庭芝等人都是出自孟珙门下。
蒙古侵宋共有三条路线，分别是江淮、京湖和四川，其中以孟珙为统帅的京湖战场是蒙古人进攻的重点地区。而贾似道被下放地方以后，先是担任湖广统领，又迁沿江制置副使，再知江州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可以说是一直在孟珙的手下打工。他在此期间表现出的才华和能力深得孟珙的青睐，所以在临终前“遗表举贾似道自代”（《宋史·卷四百二十一·列传第一百八十》），贾似道这才得以接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从此踏上仕途的快车道。
出身好、运气更好，但贾似道最终能在南宋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是靠自己能干。
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蒙古出兵三路大举侵宋。其中大汗蒙哥率主力进攻四川，同时分兵给忽必烈，令其进攻鄂州，并以此为根基窥探宋都临安。
贾似道守住鄂州意义重大，否则宋都临安都可能被忽必烈一鼓而下
次年九月，忽必烈率军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南宋举朝震动，赵昀令枢密使贾似道节制江西、两广宋军火速驰援，同时为便于统筹指挥鄂州之战，拜其为右丞相。
可以说赵昀把保住鄂州，进而遏止蒙古人攻势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贾似道的身上。
要说贾似道不怕死，那肯定是说瞎话。在接到赵昀让他从鄂州突围、赴黄州阻止蒙军威胁临安的命令时，他曾经哀叹道：“死矣，惜不光明俊伟尔。”（《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六·防古南侵》明·陈邦瞻）但是明明不甘心、明明很害怕，但这家伙心里却有股狠劲，愣是带着700亲兵连续突破蒙古人的重重包围，最终杀进了黄州。
贾似道不光胆子大，而且还很会动脑子。在蒙古人围城战事最烈时，忽必烈曾下令造“鹅车”，打算挖掘地道破城，贾似道随即下令在城墙之外以木栅围城应对，使得蒙古人无功而返。对此颇有枭雄之姿的忽必烈非但不恼，反而对贾似道赞赏有加，甚至深恨其不能为己所用：
“昔攻鄂时，贾似道作木栅环城，一夕而成，陛下顾扈从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元史·卷一百二十六·列传第十三》）
后来蒙哥战死钓鱼城下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只得撤兵北归去跟他兄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鄂州之围方解。
贾似道的军事才能并不突出，鄂州之战几乎是他唯一能拿出手的战绩。但此时南宋能拿出手的也只剩下个贾似道了
贾似道在鄂州之战中虽然不能说打败了蒙古人，但毕竟保住了这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赵昀的眼中，他的这个前小舅子“有再造功”，便在战后给他封爵卫国公，拜为少师，“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
贾似道以大功入朝后，很快干掉了著名的奸相丁大全，又整死了政敌吴潜，从此大权独揽，再无人能制。
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贾似道入朝之后立即针对南宋财政收入锐减、兵员枯竭的问题，痛下狠手开展一系列改革措施，先后推出了“公田法”、“打算法”等法令以图彻底整顿南宋政局。
南宋人口峰值曾达到8000万左右，但到了元灭南宋之前（至元十一年，即公元1274年）就剩下了千余万。即便考虑因战乱导致的社会管理能力下降，以至于出现巨大的统计误差以及人口逃亡，这个巨大的数字落差也是惊人的。人口数量的锐减必然导致南宋政府财政收入和战争潜力随之下降，贾似道采取的办法就是以强硬的手段阻止士绅地主兼并土地、囤积粮食，同时核销军费开支，惩治军官贪污，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
不过，贾似道的改革措施几乎得罪遍了南宋朝廷的既得利益者，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和记恨，这注定了他的最终结局。
贾似道改革的意义不亚于王安石变法，只是蒙古人没给他留下足够的时间
贾似道确实在尽力拯救南宋危局，但蒙古人却不肯给他时间和机会。从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起至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蒙古大军针对南宋战略要地襄阳围攻不止，贾似道指挥宋军坚决抵抗。在这7年间，贾似道先后组织了14次大规模救援襄阳的军事行动，但均遭到失败。在襄阳、鄂州相继陷落之后，南宋在战争局势上已经陷入了绝境，贾似道被迫拼死一搏，亲自统率南宋最后的13万机动兵力与蒙军决战于丁家洲，但依然惨败。在蒙军逼近临安、南宋存亡陷于一线间之际，举朝上下却无人关心抗敌，只管揪住已成丧家之犬的贾似道喊打喊杀。似乎只要弄死了贾似道，蒙古人就能退兵、大宋朝就能转危为安：
“本朝权臣稔祸，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缙绅草茅不知几疏，陛下皆抑而不行，非惟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谢天下！”（《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
临朝称制的谢太后承受不住压力，只好将贾似道贬往广东。在行至漳州木棉庵时，有“义士”郑虎臣出于“公愤”，私杀贾似道。
士大夫对贾似道恨之入骨，不但要杀其人，还要毁其名
祸国巨奸贾似道挂了，但蒙古人依旧兵临临安城下。然而前一日还一副忠心耿耿的脸孔、死活要为国锄奸的举朝忠臣们，转过脸来就将谢太后和年仅6岁的宋恭宗赵㬎赶出城外献给了蒙古人，然后自己照样高官得做、骏马得骑。
至于那个早已死无葬身之地的贾似道也不得消停，忠臣们继续指责他丧师辱国、窃弄威福、害民致乱，是南宋之亡的罪魁祸首。从此“奸贼”这口黑锅算是死死的扣在了贾似道的脑袋上，谁都甭想摘下来。
接下来再“揭发”一下贾似道的罪状。
《宋史》编纂于元顺帝至正年间，这时候距离元亡也就剩下了20来年，而且还是跟《辽史》和《金史》同时修撰的，因此这几部史书在二十四史中是出了名的粗糙。不仅如此，《宋史》的屁股坐得还挺歪，距离史家追求的持正客观距离有点远。
《宋史》既啰嗦又混乱，尤其是屁股坐得太歪
尤其是主持修撰这部史书的元末“贤相”脱脱实在有点忙——不但得替元顺帝打理国事，还得花大力气治黄河，又被遍布全国、此起彼伏的各路起义军搞得手忙脚乱。后来他实在是没工夫管修史这种闲事了，只好辞职。然而接任的阿鲁图连汉字都不认识，谁还能指望他什么？于是《宋史》的修撰工作实际上是被以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人为代表的理学门徒把持，所以这部书的思想倾向也就很明显了。
继《新唐书》之后，《宋史》也搞了个《奸臣传》，而且入围的倒霉蛋还不少：
“蔡确、吴处厚、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奸臣传一》）；蔡京、蔡卞、蔡攸、蔡翛、赵良嗣、张觉、郭药师（《奸臣传二》）；黄潜善、汪伯彦、秦桧（《奸臣传三》）；万俟禼、韩侂胄、丁大全、贾似道（奸臣传四）。”
《奸臣传》分四部，“奸臣”们也可以划分为四类——第一类全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自然是理学派的死敌。这几个变法派私德或许有亏，但绝非大奸大恶之徒，被列入《奸臣传》纯属是理学无耻的打击报复（要不是王安石人品太好、无从攻讦，估计老王也得被弄进来）；第二类囊括了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没啥争议（六贼中的王黼、朱勔被列入《佞幸传》、童贯、梁师成、李彦入《宦者传》，张觉和郭药师似乎应放到《叛臣传》更合适）；第三类（含万俟禼）全是南宋初年卖国求荣的奸贼，这是无可争议的；而第四类则是争议最大的。
章惇都被弄进了《奸臣传》，得有多不要脸才能干出这种事？
丁大全没啥可冤枉的，但韩侂胄和贾似道干了啥不可饶恕的坏事？恐怕只有专权和打败仗，可这是形势所逼和能力问题，跟奸臣有啥关系？再说就算韩侂胄和贾似道是奸臣，那又专权、又妄行废立、还杀了主战的韩侂胄向金国屈辱求和的史弥远算啥玩意？
再说回贾似道。贾似道最让人诟病的，一个是私德不修，再一个就是专权跋扈。
要从贾似道身上挑毛病，那实在是太容易了。
因为出身问题，贾似道身上的纨绔气很重。早年未入仕前他就是个各种小说、影视剧里边经常出现的那种典型的“衙内”，无所事事又横行街头，经常仗势欺人，反正是恶名远扬。即便在进入官场以后，贾恶霸的习气依旧不改，甚至名气大得连皇帝都知道了：
“（贾似道）益恃宠不检，日纵游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理宗尝夜凭高，望西湖中灯火异常时，语左右曰：‘此必似道也。’”（《宋史·卷四百七十四·列传第二百三十三》）
要不是当时贾贵妃正受宠，弄不好贾似道就被赵昀“扫黑除恶”了。
贾似道是个纨绔子弟，这点无法否认
就算后来权倾朝野了，贾似道依然“本色不改”。他在临安西湖畔有座豪宅，名为“后乐园”，取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意——在那个时刻面临国破家亡的时代里真是个绝大的嘲讽。他经常在园中与狐朋狗友以及娼妓、尼姑、宫女纵情享乐，以至于时有童谣唱曰“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当然贾似道最出名的还是“蟋蟀宰相”这一称号。他在南宋蟋蟀界的地位比在军政方面还高，堪称泰山北斗，还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促织经》，简直就是不务正业的典型代表。
贾似道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如果在太平年代可以将其称为官场上的蛀虫和害虫。可问题是在随时面临亡国之危的南宋，需要的不是道德上的完人，而是个能任事、敢做事、肯担当的能吏——在这方面，贾似道的表现实在没什么可非议的。
其实仅就私德而言，像文彦博、韩琦这样的北宋“贤相”，并不见得就比贾似道高明
贾似道为相期间，主持了对南宋财政、军队的改革，而且决心极大、手段极狠，称之为变法也不为过。话说两宋在开国之初就存在各种先天不足，导致各种矛盾和问题相继爆发，朝廷不得不频频采取措施实行变法。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因为赵祯软弱的性格导致夭折，此后的熙宁变法更是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击，引发了激烈的党争。在北宋亡国前，著名的奸相蔡京甚至也主导了一次低调且温和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但效果不大。
到了南宋，因为始终面临着外敌巨大的军事压力和亡国之危，所以无人敢提变法，只能针对各种问题小修小补，尽量拖延矛盾和问题爆发的时间。可到了南宋末年实在拖延不下去了，再加上贾似道的纨（sha）绔（da）子（dan）脾气，直接挥刀砍向了维持南宋朝廷的两大支柱力量——士大夫和军阀集团，这还得了？他立刻成了举朝公敌，无数人恨不得将其扒皮吃肉。可是贾似道态度非常强硬，毫不妥协退让，谁敢出头反对就弄死谁，于是这又成了他专权跋扈、妄逞威福的罪状：
“似道既专恣日甚，畏人议己，务以权术驾驭，不爱官爵，牢笼一时名士，又加太学餐钱，宽科场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断绝，威福肆行。”（引用同上）
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即王安石变法）虽然号称推行了17年，但实际上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二度辞相时即已经名存实亡，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的元祐更化不过是在官方口径上对其宣判死刑而已。所以熙宁变法实际上只推行了不到8年，而且期间屡有反复。
士大夫们将贾似道与王莽、王安石并列为“大奸”——怎么感觉像是在夸他？
那么贾似道呢？在他推行的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公田法，这是遏止土地兼并、挽救南宋千疮百孔的财政危局的唯一良方。所以在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贾似道拜相后就大力推行公田法，因为这一法令几乎将官僚地主得罪了个遍，所以赵昀下不了决心，贾似道的纨绔脾气再度发作，威胁要辞职归田才最终得逞。而且他还带头献出自家的一万亩地作为官田，才堵住了无数反对者的嘴巴。
从公田法推出到在丁家洲之战兵败罢相，贾似道硬生生的将他的改革措施足足推行了12年之久，没有丝毫妥协，也没有半分让步，在那么大的压力下能做到这一点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王安石要是有贾似道的强硬和坚决，熙宁变法也不至于中途夭折。
试想一下，要是蒙古人能给贾似道20年时间，一旦财政和军事改革显现效果，南宋即便不能复兴，但还会那么轻易的就被亡了国吗？
事实上，无论是韩侂胄和贾似道，我们已经不能要求他们做得更多了。
网络上有种很火的说法叫“北宋无将，南宋无相”，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予以过反对（详见北宋无将，南宋无相？不是命运的安排，而是时代的表象而已）。单就宰相而言，北宋看上去星光熠熠，如赵普、寇凖、韩琦、富弼、文彦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等，哪一个都大名鼎鼎，似乎都有治世安国之能。但事实上除了个别人外，谁能说说上述人等干过什么利国利民的事情？个个说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即便像范仲淹、王安石有任事的气魄、做事的能力，但也缺乏担当的勇气和筹谋的格局，一遇挫折要么意志消沉，要么陷入无谓的争执，最终导致前功尽弃。
北宋的名臣们除了能说会道、擅长捞名气外，几乎都无任事之能
北宋堪称士大夫的天堂，文官待遇之好堪称空前绝后，不但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护体，犯了错到基层走一圈照旧还能回来。所以他们肆意妄为，空谈误国，至于任事做事就甭想了，甚至会被认为是对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
“六月戊申，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吕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
有这样的所谓“名臣”、“贤相”，北宋还能有个好？
而南宋的情况则正相反。经过北宋亡国的教训，尤其是面临严峻的军事局势，南宋君臣深知内耗的危害，不但对武将相对放权，对文臣更是予以了充分的信任。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北宋施行的多相制，南宋则多为“独相”，而且还能大权独揽。
所以在南宋，像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宰相都被称为“权相”，并因此屡遭诟病。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把韩琦、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等这些北宋宰相穿越到南宋去，一样会成为权相——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个人的因素有，但不是最重要的。
严峻的战争形势是南宋权臣存在的前提
况且，范仲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太像个“忠臣”了。曾有人说过，忠臣唯有比奸臣更奸，才能取得成功——事实也证明，南宋的权相就是比北宋的贤相头脑灵活，也更能折腾——要比坏，北宋的丁谓、王钦若、蔡京只能对南宋的秦桧、丁大全、史弥远甘拜下风，要比能干，南宋的韩侂胄、史嵩之、贾似道其实比北宋的同行强得多，起码不会比他们更差。
试问将韩琦、富弼、司马光之流弄到南宋，谁敢保证他们就能干得更好？起码贾似道还能跟蒙古人比划好几十年，韩琦当年连西夏人都打不过。
贾似道改革得罪了全国的士大夫和军头，独掌朝权十多年让无数逐权夺利者患上红眼病，再加上他一身的臭毛病，所以一朝战败自然破鼓万人捶。不但落得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而且还被泼上了一身的脏水，留下千载骂名。
可是以当时南宋的那点可怜的本钱，换成韩信、李靖复生怕是也没有回天之力，更何况贾似道？
贾似道始终是坚定的主战派，所谓的鄂州和议极可能是士大夫泼的脏水
十三世纪的蒙古人恐怕是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一支军队，横扫欧亚大陆如卷席，然而唯独在南宋屡屡碰壁，足足攻打了45年才勉强得手——话说在此期间，蒙古人已经在欧亚大陆上玩了好几次往返跑了（三次蒙古西征）。在宋元之战中，前期靠孟珙，而到了更加艰难的中后期，其实一直以贾似道为核心进行抵抗的。实话实说，贾似道在战争中确实没少犯过错误，但是他没有放弃和软弱过，始终主战，甚至为此不惜得罪满朝权贵进行内政改革。
同期的文天祥、陆秀夫是著名的爱国英雄，值得我们敬佩。但慨然赴死是爱国，竭尽全力试图力撑危局同样是爱国，哪怕最终的结果是失败了，那也是能力问题，而非态度问题。
起码也不能因为一群道学家的打击报复，就说人家是奸臣，这也太昧良心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