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代泽齐

　　来源：首条财经-首财研究院

　　疫情的长尾效应，正深刻改变传统行业。

　　聚焦保险业，线上线下的冰火两重，凸显“数据+科技”拓展可保边界、服务范围、市场覆盖的底层力量，更凸显抗风险力的重要性。

　　Celent调研报告显示，全球67%的大型险企将加大IT预算投入，以提升效率、夯实风控。

　　显然，对国内机构而言，抓住率先复工复产档口期，利用数字化、创新力夯实实力基础，推进转型发展，是保险业做大做强、弯道超车的当务之急。

　　关键时刻，一些问题企业浮出水面，亦看出监管层的良苦用心。

　　两次点名国富人寿

　　近日，银保监会下发《中国保险业保单登记管理信息平台数据治理情况的通报》：随着数据治理工作推进，保单登记平台数据质量明显提升。但仍然有个别公司存在数据报送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数据完整性自核开展不利，数据整改不力、效率低等问题。

　　共涉及中华联合人寿、国富人寿、华安财险、平安健康、泰康养老、富邦财险、亚太财险、北部湾财险和永诚财险9家公司。

　　被点名两次的国富人寿，问题尤为突出。

　　银保监会发现：国富人寿从2019年5月1日起连续4天未按T+1要求报送数据，全年累计迟报22天。13款产品保费数据存在漏报现象，其中4款个险产品的7526张保单保费数据漏报，9款团险产品漏报分单的保费数据，涉及342张团单的2.8万张分单，截至2019年12月31日仍未补报。

　　上述问题的危害性，已是老生常谈。

　　专家表示，某种角度分析，保险公司本质即数据公司。只有基于正确、可用、充足、及时的数据，才能预测设计出精算模型，并基此设定保险费率。保险本身就是可转嫁风险的金融工具，因此在数据方面，各大保险公司不能有一丝马虎。

　　去杠杆、防风险的大主题下，数据迟报、漏报，可能影响监管层掌握保险市场的及时性、准确性。

　　换言之，国富人寿等保险公司的数据“黑洞”，衍生风险不容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银保监会调查，并非“突然袭击”，已留给国富人寿们充分时间调整。

　　早在2017年5月，原保监会发文强调：各保险公司只要有业务发生，就应按照T+1要求报送数据，不得迟报、漏报、瞒报、错报和重复报送数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表示，不管是针对中介机构还是保险公司的清核工作，都是为摸清行业真实情况，也是为让保险公司更好承担起管理的主体责任。

　　那么国富人寿，为何明知故犯呢？

　　客观而言，有客观原因。从上下游看，目前行业信用体系不够完善，上游中介机构，有可能担心信息泄露影响业绩，故意漏报或延迟。

　　当然，主因还在自身。这不仅是指数据录入部门的不作为，数据检验不到位，企业管理体系存在漏洞，更是症结所在。

　　品控硬伤与亏损业绩

　　细观国富人寿，管理层的频繁变动是一个重要考量。

　　2019年，国富人寿原总经理刘校君离职，复星保德信人寿原总经理储良接手。同时，原董事长崔薇薇也变更为唐咸历。

　　公开资料显示，国富人寿是2018年6月成立的全国性人寿保险公司，注册地位于南宁市，是广西第一家寿险法人机构。

　　也就是说，其开业不足两年，董事长、总经理便换了一茬。这在高管动辄三、五年任期，以“稳”为主的保险业，格外突兀。

　　这种突兀感，不止折射了数据乱象。

　　2019年，银保监会通报保险公司产品备案问题，超10家保险公被点名。国富人寿因某医疗保险产品设计为账户管理式，无风险保额，位列其中。

　　所谓无风险保额，即赔付不以购买的保额赔付，而是以交纳的保费或现金价值进行赔付，类似理财。这样一来，保险公司不对被保险人承担实际风险责任，风险小很多。但对投保人来说，保障性则很低。

　　一般情况下，这类保险通常用于18岁前的保险产品，还有投资类型的保险产品。而国富人寿竟在医疗保险产品应用无风险保额，难免令人大跌眼镜。

　　上述乱象，暴露出这家年轻企业的风控、品控漏洞。

　　在以严谨、专业、合规著称的保险业，这显然是不小硬伤，亦不利其市场表现。

　　一个鲜明体现，自然是业绩。

　　国富人寿2019年报显示：保险业务收入6.10亿元，净亏损4659万元。2020年第一季度，亏损达1.09亿元，领跑行业，偿付能力令人担忧。

　　再次被罚 整改持久性考量

　　一定意义上说，疫情风口期下，引导“风清气正”，已是监管层发力重点。

　　疫情之下，保险独有的“经济保障”+“风险管理”行业属性被再次验证。长期寿险压力较大，健康险却提振明显。以2月为例，累计人身险总保费同比仅增2%，健康险却高达22%。

　　面对契机，相关险企自然不会放过。

　　比如珠江人寿，近期就推出了“珠江康盈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显著特点是保障合计保障190种疾病，累计赔付总额最高可达基本保额的2.9倍。

　　聚焦庞大的儿童市场，眼光可谓精准。

　　但这同样也考验珠江人寿的基本功。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网站公布处罚信息：珠江人寿湛江中心支公司未按规定开展可疑交易报告工作，被罚人民币20万元，并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以人民币1万元罚款，共计21万元。

　　据悉，开展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是指当金融机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有关指标，或金融机构经判断认为与其进行交易客户的款项可能来自犯罪活动时，必须迅速向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国家外汇管理局报告的一项工作，可谓反洗钱工作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情报来源。

　　对一家金融机构来说，提供高质量的可疑交易报告，体现其反洗钱工作的态度、能力。成立7年的珠江人寿在此出现漏洞，着实不应该。

　　对此，珠江人寿向首条财经表示：我公司对整改要求诚恳接受并高度重视，对存在的问题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进行整改，主动积极消除不良后果。我司将以此次检查的要求作为鞭策与契机，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洗钱风险管理体系，对洗钱风险进行持续识别、审慎评估、有效控制及全程管理；践行“风险为本”方法，加强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反洗钱义务的履行；加大反洗钱宣传培训的力度，积极营造良好洗钱风险管理氛围，全面提升反洗钱工作水平。

　　客观而言，上述回复有态度、有实操，值得肯定。

　　但问题在于，这已不是珠江人寿第一次在此翻车。

　　2019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网站处罚信息公示表（汕银罚〔2019〕1号、2号）显示，珠江人寿汕头中心支公司存在反洗钱违法行为，被罚款10万元。

　　千龙网5月27日讯 因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近日遭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罚款28万元，1名相关责任人员处以2万元罚款。

　　如何不知错犯错、重复错误，考验其整改的执行力与持久性。

　　沉迷地产？

　　拉开时间稳定，问题漏洞还有多维表现。

　　比如不动产配置比例方面。

　　银保监会此前发布的监管函显示，2019年二季度末，珠江人寿不动产类资产占上季末总资产的30.72%，违反《关于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比例监管的通知》的有关规定。

　　据悉，在2015年获得不动产投资资格后，珠江人寿便开始房地产布局。2017年-2018年，珠江人寿接手5个万达系项目公司的全部股权，并以股东借款形式为其提供项目建设资金支持。

　　2019年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珠江人寿旗下共有10家子公司，其中9家为地产类或者地产相关类企业。持股比例为100%的共有8家。9家地产类子公司中，有5家为房地产开发公司。

　　如此大举布局房地产业，自然引发外界质疑：珠江人寿究竟是一家房企还是保险公司？

　　事实上，珠江人寿对房地产的热衷，似早已深入骨髓。

　　在珠江人寿成立之初，彼时的董事长汪群就公开表示，借助保监会放宽险资投资渠道东风，珠江人寿将介入房地产、信托等投资方式，期望能获得8%甚至以上的年化投资收益率。

　　之后，珠江人寿的董事长便开始频频换人。

　　2013年9月，汪群提交辞职报告。随后，陈潮明任董事长。

　　2014年7月，陈潮明提交了辞职报告，陈冬至为拟任董事长。

　　2016年7月，陈冬至辞职，翟素文担任拟任董事长。

　　2019年8月，董事长一职由翟素文变更为张军洲。

　　七年之中五次更换掌门人，对企业管理的稳定性、战略持续性弊大于利。更令玩味的是，其“房地产主线”却始终未变。

　　背后究竟是何原因？

　　看看股东情况，也许可见端倪。

　　从偿付能力报告看，珠江人寿报告期内无控股股东或实控人。但实际上，合生创展集团创始人、地产大佬朱孟依，与这家公司关系匪浅。

　　2019年第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珠江人寿目前共有7个股东。

　　其中第一大股东广东珠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大股东韩建投资有限公司目前法定代表人为朱伟航，是朱孟依之子。此外，朱伟航还是韩建投资大股东，持股比例为99%。

　　第三大股东衡阳合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湖南珠江合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控股，法定代表人为朱逢才。有媒体报道，该公司董事长为朱介武，朱介武是朱孟依的小舅子。

　　第五大股东广东新南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为朱拉伊，持股比例77.78%。而朱拉伊为朱孟依兄长。

　　有媒体推算，朱氏家族对珠江人寿关联股东持股比例已超50%。

　　在此模式下，张军洲对珠江人寿的转型，恐难起决定性作用。

　　高光隐忧

　　从业绩看，2019年全年，珠江人寿实现净利润3.74亿元。连续5年盈利，成功打破行业魔咒，似乎没有转型必要。

　　但从业务结构看，转型或已迫在眉睫。

　　2017年-2019年，珠江人寿的原保费呈逐年下滑趋势：2017年原保费收入102.56亿元，同比下降32.08%；2018年原保费收入42.16亿元，同比下降58.89%；2019年原保费收入33.35亿元，同比下降20.9%。

　　2020年一季度，珠江人寿原保费收入6.19亿元，同比下降49.1%。

　　这导致其偿付能力下滑，2020年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珠江人寿核心偿付能力较上季度末再次下降，由75.89%降至70.70%，偿付风险不小。

　　业绩上升，原保费下降，这样的矛盾人设一方面源于其依赖地产等投资业务。2019年，珠江人寿投资收益39.2亿元，综合投资收益率7.08%。

　　另一方面，则是在主营业务上过于依赖银行渠道。

　　2019年年报显示，珠江人寿全年的原保费收入中，银保渠道贡献29.94亿元，占总原保费收入比例96.83%。但同年，银邮渠道原保费降幅高达25%，收入从40.09亿元下降至29.94亿元，是其主营业务表现不佳的核心原因。

　　如此看来，张军洲甚至背后的朱氏家族，应深入思量转型事宜。

　　庆幸的是，从目前看，珠江人寿已找到转型方向。其对首条财经表示，保险业务收入较上年下降的原因，是我公司持续响应监管要求进行业务结构调整，由于产品形态改变，公司保费收入相应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从中短期产品向长期产品，从趸交业务向期交业务、高内涵价值业务转型的前提下，我公司在2019年实现期交保费31.39亿元，较2018年期交保费占比提高7.63个百分点，期交业务占比顺利实现较大提升。未来，我公司仍将在推进渠道转型和保费收入两方面对结构进行优化，坚持在未来三年转型战略不动摇，主动适应市场及行业政策变化，加大高价值期交业务的拓展力度，并持续积极探索开拓职域营销、大数据营销等创新渠道，保证多业务渠道全方位均衡发展。

　　客观而言，上述转型，符合保险业产品深耕、质量取胜、创新发展的大趋势。上述珠江康盈终身险的推出，即是一个典型表现。

　　不过，产品及渠道的变革，对险企而言，可谓重大战略调整。如何形神兼备，知行合一，相应配套匹配、落地表现如何，则还需时间恒心、甚至勇气、运气的考量。

　　分化淘汰赛

　　一定意义上说，对国富人寿、珠江人寿这样的中小险企而言，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时间。

　　放眼行业，无论改革力度、市场选择还严管趋势，大环境对行业龙头都更为有利。

　　国君非银刘欣琦团队指出，从政策跟踪情况看，近期金融行业严监管程度超市场预期......从政策效果看，我们认为对于非银金融行业的龙头上市公司而言，未来竞争力显著提升，行业集中度提升进程将超市场预期。我们预期未来政策向龙头倾斜的程度也将超预期。保险板块推荐标的为中国太保、中国平安。

　　同时，伴随高水平的双向开放，保险业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最新境外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64家外资保险机构、124家代表处和18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1.46万亿元。2019年，保费收入突破百亿的公司有工银安盛人寿、恒大人寿、中信保诚人寿、招商信诺人寿、中美联泰人寿、中意人寿、交银康联人寿等。

　　简言之，洗牌调整中，实力竞争者不断涌现，良币驱逐劣币的鲶鱼效应正在持续发酵。中小型保险公司的突围之路，或将更加艰难。

　　在此背景下，如何夯实稳健力、专业性，摒弃同质化竞争，谋求细分领域错位竞争，将是中小型险企的发力要点。

　　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一场时间淘汰赛正在上演，各自取舍，首条财经将持续关注。

　　本文为首条财经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