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如果只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疫情”。
疫情之下，我们陆续制作了《武汉司机抗疫日志》、《2020疫期家庭录像》《关于口罩的一切》等作品。其中既有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视角观察，也有社会群像的捕捉，还有刚刚上线的歌舞短片《额温枪女孩》。
10月18日，凹凸镜DOC联合刺鱼书店和荟读空间以“我记 二零二零”为主题，邀请到箭厂的郭容非、邢海东两位导演带着他们制作的四部疫情主题短片《2020疫期家庭录像》、《一个来自疫地的邀请》、《请回答2020》和《额温枪女孩》来到朗园的荟读空间，与观众进行线下交流。
以下为现场对谈的精彩内容。
“我记 二零二零”疫情主题短片展映活动
现场对谈
录音整理：李旅
编辑：小nine
郭容非
导演，作品《我是仙女》荣获 2016年学生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银奖、纽约纪录片电影节学生单元最佳纪录片奖、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短片、入选HotDocs短片竞赛单元。目前她已制作作品超过20部。
凹凸镜DOC：
郭容非导演，之前你拍纪录片多一些，怎么会想到拍摄歌舞片？这次和舞蹈演员的互动以及背后的创作故事又是什么样的？
郭容非：
为什么选择歌舞？其实在新冠爆发之前，我就一直在写一个剧本大纲，讲的是SARS期间我被当成疑似病例的故事，那时我发了高烧，梦到的都是一些人在街头上、在学校里跳舞的场景，印象特别深。再加上我也挺喜欢歌舞片这个形式，想在疫情期间，用歌舞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内心想要冲破这个几十平米的家、冲破这种居家隔离的状态。
舞蹈方面，跟编舞老师聊了我的想法。疫情之前，我从来不会没有目的地去逛超市——今天要买水，我就去买这个水。直到疫情期间要去逛超市囤货，我突然发现超市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它有电视区，有母婴产品区，有凉席有被罩有家具，它是一个关于家庭的隐喻。所以就在想，如果我是穿梭其中的一个外卖小哥，在疫情这样压抑的情况下，看到这些东西会不会产生幻想：在超市跟一个女孩共度一生，得到一个所谓的家庭。我逛的时候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写了《额温枪女孩》这个故事。
观众：
请问《一个来自疫地的邀请》和《请回答2020》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郭容非：
《一个来自疫地的邀请》创作于一月底、二月初，当时我没有回家，一直在北京，也不知道病毒是什么，笼罩在一种只有你一个人才能承担的恐惧中。
而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在武汉，家里人也是医院的。我就想给这位朋友做一个video letter（录像信），但又不能出去拍东西，于是用网上的视频，再加上我当时在看的三本书：《十日谈》、《鼠疫》还有《霍乱时期的爱情》，还有几首我经常听的音乐，串联起来。这完全是给我朋友写一封信的感觉，告诉朋友现在世界是这样的，我很期待我们春天可以相聚。
五月份有了《请回答2020》。当时我又看了下年初的素材，觉得这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一样，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病毒是什么，现在我们很清晰了，大家都秩序井然地去面对。那几十年后的人再看我们这一段会是什么感觉？我就想，那不如做个科幻的片子，以一个历史老师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情。
观众：
郭导怎样认识到《额温枪女孩》的作曲王利夫以及负责合唱的北京酷儿合唱团？
郭容非：
王利夫是萨满乐队的，联系他是因为我在疫情期间循环播放他一首歌叫Attila，还有Yellow Magic Orchestra的Behind the Mask。Attila让我感觉自己完全处在疫情当中，一个非常梦幻和恐惧的环境里。我当时就很喜欢他的音乐，一开始我给我的编舞听的也都是Attila那种风格的。
我是通过微博私信找到编舞李超的，当时还没有音乐，编舞就建议我用同样的方法去私信音乐人。我就试着联系了王利夫，他当天就回我了，说他很感兴趣。
特别荣幸联系到了王利夫。大家应该能听出来短片的音乐是改编自一个很耳熟能详的旋律“来来，我是一个菠菜”，那歌来自音乐剧《地狱中的奥菲欧》。
王利夫看了我的剧本之后说他想要改编这首歌，因为那个音乐剧讲的是古希腊的一个故事：一个诗人去冥府寻找他的妻子，冥府的人告诫他不要回头，但他带着妻子回到阳间的时候还是回头了，结果妻子就从悬崖掉下去了。
王利夫说，那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来的，就像外卖小哥一样，也是一场关于错觉的故事。所以他选择这首歌来改编，我也非常赞同。
酷儿合唱团的部分是因为想要合唱，我跟王利夫聊了好久，合唱到底要什么样的一种风格，他想要年轻一点的，不是那种嗷嗷的合唱。当时我有一个朋友正好在拍酷儿合唱团的纪录片，还给我看过素材，我就托朋友联系到了酷儿合唱团。里面有几首其实都没有写好谱子，是大家自己即兴来的。
观众：
那是先有舞蹈，还是先有音乐？摄影指导又是怎么参与前期策划的？
郭容非：
舞蹈和音乐这些元素真的是互相影响，其实就在前两天我还在修改我的音乐。按理说一般情况下电影中的配乐只是起到配乐的作用，但歌舞片的话，音乐其实是内容的一个担当，它会直接影响到舞蹈动作，但是舞者要在前期提供想法给音乐创作，这一切又会影响到摄影。剪辑点有时候是跟着音乐走的，但音乐又影响到了舞蹈动作，舞蹈动作又会影响到剧情，你不同的两个人之间不同的舞蹈动作，想传达的关系又不一样。所以我拍的时候真的非常的困惑，我到现在也非常的困惑，到底该怎么办？
现在我的经验是，我一开始找到了编舞的这个人，我先告诉他整个创意，我想有什么样的场景，但是我不会跳舞，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他我要用什么动作，要他来跟我解释这一段可以有什么动作，然后我根据这个去传递给负责音乐的。
我们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过程是，拍摄前十天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们到家乐福进行了一次彩排，从头到尾走一遍，然后拿着用手机拍的彩排视频，跟着音乐剪成一个可视化的storyboard这样的东西，再根据这个视频去调整音乐的节奏和舞蹈动作，甚至叙事。
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就没有很充足的排练时间，像La La Land（爱乐之城）第一个镜头都是排了三个月的。我觉得歌舞片在排练上需要大量的时间，因为在现场的时间是非常赶的。
观众：
现场遇到最困难的的一次是什么？
郭容非：
最大的困难是每天都是超市十点打烊之后拍到第二天早上八点，连续4天，这是非常折磨人的，一般剧组也不会这样。何况我们还有很多舞蹈演员，跳舞也是挺累的，演员的状态真的很不好，都可以理解。到第二天第三天，你的时差都是乱掉的，但又要让演员们进入状态，对我来说是真的挺难的。所以我就发誓以后真的不能再连续在夜里拍了。
观众：
郭容非导演，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你是怎么走上纪录片这个道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困惑或者痛苦？
郭容非：
走上纪录片道路其实特别巧。我大三去台湾交换，当时我也不知道之后应该做些什么，那里的一个老师——一个台湾那边很老的新闻人，他跟我说，我看你好像挺喜欢电影的，又学新闻，你考虑一下纪录片。
那个时候其实我对纪录片的理解完全是新闻范畴的，我想那我就申请这个专业，然后就去了纽约比较系统地学这个，那个时候其实相机什么的也不是特别会。
过程中发现我好像还算是适合的，一来是我的确很喜欢用影像的方式去做一些表达。第二是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想通过这个方式认识很多有意思的人。我如果通过拍纪录片的方式去认识那些人，我会觉得蛮酷的，而且还满足了我对世界的好奇心。
回国以后有了箭厂，当时要定期地去拍一些短片。我其实很喜欢拍短的（纪录片）。你跟一个人相处五六天，大家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日子，结束以后，逢年过节的时候微信问候一声，那种关系我觉得很有趣。彼此参与过一段人生的经历，但是不需要有太多的负担。
我不是很喜欢拍长的纪录片，因为我觉得如果两三年都在拍一部纪录长片跟一个主人公绑在一起，那种感觉会让我很有负担。所以到去年为止，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真正意义上把一部短的片子变成长的。
但我知道其实我做过的挺多短的片子，长期跟踪下去它也会是一个长片，但就一直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不过现在我在做一部纪录长片了，叫瑜伽村，还在拍，也拍了两年，那个是我目前唯一长的片子。
现在想拍剧情片、歌舞片，也并不是说想完全换一个东西，而是我觉得歌舞挺有意思的，同样的东西我换一个形式表达，尝试一下不同的感觉，尝试从四人的团队变成四十人的团队是什么样。试一试，就是这样的心态。
做纪录片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困惑，就像我说的，我最初是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才去接触这些人，但是你作为一个导演，必须要有功利性。你跟他聊着，对方聊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你的脑子要分成两半，一半是在跟他交流，另一半在想我怎么把画面拍出来，我下一次采访的时候要补一句什么话，这让我觉得有点累。正好疫情期间我也没有再拍纪录片，稍微缓一下对我也挺好的。
邢海东
纪录片剪辑师，导演。作品有《海上葬礼》、《2020疫期家庭录像》和《女工生育纪事》等。
凹凸镜DOC：
邢海东导演，看片名《2020疫期家庭录像》以为可能会讲遭受疫情伤害的家庭，但没想到其实是普通家庭的故事。想问下导演是怎么构思创作的？
邢海东：
最早其实是因为箭厂一般每周保持更新，今年过年碰上疫情，我们原本的计划都被打乱。另一位负责内容的同事就找我聊，说有没有创作上的想法。
当时武汉已经封城，每天在网络上看到关于疫情的新闻，比如女儿在救护车后面喊妈妈；小孩跟爷爷一块生活，但爷爷在疫情期间过世了……这些事件或者这种新闻反复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会感觉特别不真实。我没有身处湖北的环境里，那除了难过、愤怒、震惊……各种情绪的堆叠，自己还能做什么？我发现身边特别具体的小事，反而能让我抓住这种真切的感受。所以从身边的朋友出发，去看一下同样的大背景下，疫情对他们的影响又是什么。
之前读过美国作家唐·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讲的是一个化工厂泄漏的故事。他在书中用了一个词“渗透”，所有人都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下，但又不知道这个事情对自己的影响是什么，他们还要继续日常的生活。所以我也想到疫情期间，这样一个巨大的事件，是如何“渗透”到更多普通人的家庭生活，就做了这样一个选题。
观众：
关于《2020疫情家庭录像》我有两个小问题。这个主题可能有很多琐碎的片段都可以记录，您在前期策划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思路？您提到说是向朋友们征集了一些素材，您在征集的时候会不会对他提出一些要求？
邢海东：
触发这个策划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己。我跟父母的相处的时候也会有点尴尬，大家都不知道该干嘛。每天看电视，吃饭，都出不了门，就在特别封闭的家庭环境里，我觉得没有特别深入的那种交流，所以我就希望能跟朋友们聊一聊。
这些朋友有一些是我的前同事，也有一些是因为拍这个片子才第一次建立联系。那段期间我有不停地翻朋友圈，我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儿。
比如第一个理发的故事，那个女孩是在北京读书读了很多年书，也留在北京工作，每次回家只待很短时间。她说她妈妈有囤积癖，所以之前家里堆满了东西，这次她在家里实在待太久，就开始把家里的那些东西都清掉。这个过程中她就跟她妈妈有了争执，她妈妈对于她扔了很多东西非常生气，觉得她回来待这么久是破坏了他们的正常生活。我跟她联系的时候，她说她刚好跟他妈妈有过这样的一个争吵。
她就觉得之前都没有意识到妈妈是这样的心态，我跟她交流了想法之后，她正好第二天下午要给妈妈理发，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短片。里面可能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她剪掉一段长发，问她妈妈要不要留着，她妈妈在视频里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没关系无所谓，好像囤积癖完全不在了。
我和这些朋友也会有一些拍摄上的沟通和协调。他们都是用手机拍摄，拍摄器材都不一样，给到的素材质量都不一样，然后我通过剪辑来处理，也有一些是我觉得素材可能稍微缺失了一点。比如后面四部分都是有旁白的，旁白基本上是拍摄者写的，我稍微做了一下表达上的调整。像他爸爸拿枣那个细节，他之前拍给我的素材里是没有的，我知道这个细节之后很感动，就希望他再拍一下。
观众：
邢海东导演，疫情爆发时，大家都受疫情影响，都是一个当局者，但是作为影片的作者，尤其在创作的时候，可能需要进行一些从当局者到旁观者的角色转换。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邢海东：
我按我的理解来回答。当局者可能是在于我跟其中很多人有共鸣。我是山西人，我们县有个村子刚好有一批疫情前在湖北武汉打工的人，春节假期返乡后，其中一些人被查出是感染者，一下我们那里成了全省疫情最严重的地区，防控政策比较严，甚至也出现了地域歧视。所以我对疫情有比较强烈的情感连接。
我希望通过别人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感受去了解到大家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家庭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我是一个旁观者。
我试图以家庭作为一个单元去感受，每个人是不是都会觉得因为这段疫情，自己跟父母的关系，或者是跟整个家庭的关系有所变化，这也是这个片子一个很重要的点——疫情影响下的家庭关系。里面比较重要的是“沉默的奶奶”跟最后“我和母亲”这两段。“沉默的奶奶”就是很现实地讲到了哪怕因为疫情要被迫跟奶奶相处很久，长期以来双方的这种僵硬的关系也很难得到改善。“我和母亲”更特别，大家好像都觉得被疫情影响了，但也有些人，其实疫情基本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他母亲就是一个特殊情况。我把各个不同家庭的情况组合在一起，八个段落构成一个片子，也想呈现这一点。
观众：
那八个小短片的顺序你是怎么考量的？
邢海东：
顺序的安排其实更多是出于剪辑节奏，还有很明显的是前四个都是没有旁白的，后面都是有旁白的。“理发”放第一个可能因为比较有趣，也相对轻松一点，她们之间自然的对话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点，所以想要放在前面一点。
每个片子之间有一些小的连接，比如第一部片子结束的时候是满地的碎发，接第二个旧相册，就是一些旧时光乐园的东西，这是一些小的剪辑上的过渡。
还有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关系和情绪的递进，到后面会更偏沉重一点。
现在的积累和未来的创作
观众：
我想做一个粉丝向的提问，请两位导演分享下最近的片单、歌单或者书单？
郭容非：
片单的话，因为我有一些比较个人喜好的作者，他们的东西我就会翻来覆去地看。比如，侯孝贤是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还有李沧东、小津安二郎，东亚圈的这三个是我最喜欢的。还有安哲罗普洛斯也是我最喜欢的导演。卡洛斯·绍拉，他拍舞蹈拍得特别多，我也很喜欢看。不过好像我拍的东西跟他们风格有点差太远了，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他们的作品。我特别推荐安哲的片子，可能一些中国观众没有怎么看过，但是他的片子要好好看一下。
书单的话，我喜欢日本文学多一点，比如太宰治、三岛由纪夫。最近也在看意大利的一些文学。我特别喜欢一本书，是太宰治的叫《御伽草纸》，里面讲了几个改编的寓言故事，其实不是非常太宰治，风格还挺可爱幽默的，但是里面的思考又非常深入，我也很想推荐给大家。
音乐的话我一般听摇滚乐什么的多一点。
邢海东：
先说片单，最近看过印象比较深刻的片子是阿根廷导演卢奎西亚·马特尔的《沼泽》。她有一部新片挺出名的叫《扎马》，也入围了戛纳。这是我近期看过比较好的片子。我也很喜欢李沧东的片子，基本上每一部都很爱的那种。另外还有一个法国导演卡拉克斯，《新桥恋人》跟《坏血》，包括《男孩遇见女孩》之类的，我也很喜欢。
书单的话我比较喜欢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作者是墨西哥的一位文学家，对马尔克斯的影响很深，他写得很好。还有近期好像比较火的一个非虚构作品叫《移民》。
音乐的话我也听摇滚乐或者世界音乐比较多一点。近期国内听的比较多的是海朋森的《成长小说》，还有寸铁，安利一下寸铁的新专辑。还有像ECM和伊朗的一个厂牌叫Hermes，就比较偏世界音乐的。
凹凸镜DOC：
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两位导演，大家都知道二战之后，有了法国新浪潮，还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其实我们把这个时间拉得远一点，可能我觉得对影像创作者而言，更大的挑战是在未来怎样回应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灾难。两位对未来的创作有什么想法？
邢海东：
在箭厂我主要的工作还是负责剪辑，除了《2020疫情家庭录像》之外，还做过两部跟疫情相关的短片，是其他同事的片子。那段时间集中剪了一些疫情相关的片子，就让我觉得很疲惫，再也不想做这些相关的内容了。但通过做这样的几部片子，在思考上会对我有一些影响跟改变。
比如说我过年期间在家跟妈妈聊天，她提到，因为疫情，老家所有的丧葬都不能正常进行了。在农村，一个人的葬礼可能需要几十甚至上百人去参与，疫情之下变成了只有家里的五六个小孩和子女参加，葬礼只能是子女抬着棺材，去把老人给埋掉。
这个故事我一直记得，到七八月份，我在箭厂做了另一个片子《海上葬礼》，就是受这个故事的影响。我们去了大连，找到一个做海葬的公司，他们每年都会接待很多需要海葬的家属，但今年也因为疫情有所变化。
我觉得疫情对我的影响是在眼前的，我就具体地去做这样一些内容。关于太遥远的计划，我个人很少去想未来会怎么样，而且我也想象不到，所以只能处理一些近在眼前的事情。
郭容非：
我不太能知道对我未来创作有什么具体影响，但我今年过得还蛮充实的，在家里面看了那么多小视频，看了一些书，写了这个东西，今天我看这三个片子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还蛮幸运的。其实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让你在家里面看那么多小视频，还做一个自嗨的东西。
可能它给我的不是直接在创作上的影响。首先，最实际的是做了《额温枪女孩》这个片子，没有疫情，我可能不会拍它的。再加上我之后的一个长片也跟疫情有关，所以有可能是我从纪录片走向剧情片的一个转折点的那种感觉。
最重要的是，在疫情期间，我感觉到创作这件事情本身无非就是在满足自己，自我疗愈。包括最近这两年，我发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某种层面上都是我没有办法解开的一些结，我依赖创作的方式去表达。
做一个filmmaker（影像制作人）的优势就在这里，你好歹可以通过影像、通过创作去自我疗愈，哪怕是自己陷入一个自我创造的幻觉，但你也是制造一个空间去疗愈自己。这是一个有点可悲又有点幸福的事情。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拍《额温枪女孩》，那天已经很晚了，我在监视器前面就说那个地方我想要摆多少辆购物车，然后所有的场工就跑过去开始摆。你看到整个剧组成员都因为你的一个想法动起来，你突然间觉得自己又可悲又幸福。可悲在通过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但也幸福在我是在通过一个东西满足我自己。这是我疫情期间因为沉浸下来最大的感受，可能也会影响到之后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