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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位雪兰莪甲必丹叶观盛,吉隆坡有他的街名,皇清赏戴花翎

最后一位雪兰莪甲必丹叶观盛,吉隆坡有他的街名,皇清赏戴花翎
2020年03月22日 20:15 一波说作者:一波说

  最后一位雪兰莪甲必丹叶观盛,吉隆坡有他的街名,皇清赏戴花翎

  雪兰莪甲必丹,皇清赏戴花翎

  最后一位雪兰莪甲必丹叶观盛,吉隆坡有他的街名,皇清赏戴花翎

  叶观盛墓碑上的遗像

  以叶观盛和其商号来为道路命名,足见叶观盛与他创办的“新就记”影响力和他个人对大马社会做出的贡献。叶观盛在1901年去世后,当时英国殖民政府曾发出文告,呼吁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出席这位甲必丹的葬礼。

  甲必丹(captain),当年华侨俗称“甲大”或“老太”,当时这个封号主要的职责是管理某一地区有关华侨人的事务,是个很有权势的职位,由当地政府委任。换句话说,甲必丹相等于华人社会的领导者。

  在叶观盛1901年去世后,英国殖民当局就把这个职务废除了,正因如此,叶观盛是最后一位雪兰莪州的华人甲必丹。

  叶观盛生前,曾任雪兰莪立法议员,吉隆坡首任卫生局委员,他也是吉隆坡同善医院创办人,吉隆坡广东义山五位创办人之一。另外,他曾独资创立以家乡名字为名的赤溪公馆,还和众华裔一起创办维多利亚书院、平民医院和“大华楼”等。至今,这些机构大部分仍存留,叶观盛的起家和奋斗史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除了以他的名字和商号为街道命名外,在他去世后,当地中外人士还兴建“三叶庙”,里面祭祀叶亚来、叶志英和叶观盛这三位对吉隆坡有突出贡献的人,以纪念他们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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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乡赤溪乡亲前往马来西亚瞻仰叶观盛公墓

  光绪末年,叶观盛曾回到故乡广东台山赤溪,办了不少修桥筑路的好事。在赤溪城内建造了一幢豪华住宅,堂前挂着“朝义弟”的牌匾,该匾是叶观盛以华人甲必丹及华侨巨富身份,上京晋见慈禧太后时,光绪皇帝所恩赐的牌匾。

  叶观盛公墓里的墓碑上,有一张叶观盛遗像,左侧写“皇清诰授中宪大夫赏戴花翎”,右侧写:“雪兰莪叶杰良字观盛”。由此可见,在他的心中,无论是清朝皇帝诰授中宪大夫、赏戴花翎,还是获任甲必丹,都是平生最荣耀的事。

  叶观盛(1846~1901),原籍广东台山赤溪北门村人。“三叶庙”(叶亚来、叶致英、叶观盛)中的叶亚来(生于1837年),被称为“吉隆坡王”,是吉隆坡的奠基者;其中,叶亚石年龄最大,生于1827年,年龄最小的是叶观盛。

  事实上,“三叶”仅是同姓宗亲,且均为青年时期离开广东渡海南下,出身于农家的客家人,但并非一个地方的人。如叶亚来,是广东惠州的客家人。叶亚来、叶亚石、叶观盛等三人,在雪兰莪州深得人心,都是建设吉隆坡的功臣,特别是对于吉隆坡锡矿业发展,贡献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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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山赤溪

  赤溪,三面环海,一面靠陆,也称为赤溪半岛,赤溪镇是纯客家人之乡,是台山唯一的纯客家人聚居地。据2000年的统计数据,在马来西亚的赤溪人,多达5万人之多。

  在史上长期辗转迁徒中,赤溪人和许多地方的客家人一样,养成了刻苦耐劳、坚毅刚强、勤劳善思、勇于创业、团结拼搏的精神,至今,赤溪人多数讲客家话,仍完整保持着传统客家习俗。

  叶亚来和叶观盛二人,都曾经担任吉隆坡的华人甲必丹,同时也都是吉隆坡历史上有名的客家侨领。在外抱团发展、联手打拼,也是客家人讲团结的突出现象之一。

  叶观盛,1846年生于赤溪北门村的农家,1863年,也就是清同治二年,他辞别双亲,随水客被“卖猪仔”到马来西亚做矿工,当年他18岁。当年,赤溪面海环山,幅员狭小,山多田稀,居民谋生不易,这也是叶观盛渡海南下谋生的主要原因。

  初到时,他先是在芙蓉一锡矿厂做矿工,洁身自爱,加上客家人身上那种克勤克俭精神,叶观盛将积蓄数年所得工资,偿还了水客垫付的旅费,余下的作为创业资本,改行做小生意。在芙蓉,由于他聪明能干、工作勤奋,深受大矿场主叶致英的赏识,他的事业发韧之初,和叶致英的提拔扶助是分不开的。

  叶致英,也就是“三叶”中的叶亚石,又名叶石,是吉隆坡第四任华人甲必丹,获得对方赏识并跟随他的叶观盛,也来到雪兰莪寻找致富的机会。

  1870年,叶观盛随叶致英到雪兰莪,经营矿业,由于他运筹有策,事业鼎盛,积资巨万。到1889年,叶观盛已是雪兰莪州最大的矿主,雇工7千人,年出口锡矿沙901.35吨,与此同时,他还兼营工商业。顺带提及,叶观盛当时的锡产,已驾凌叶志英矿场的产量了。

  1893年至19世纪末年,适逢吉隆坡进行第一次城市重建。看准商机的叶观盛,斥资在“十五碑”这个地方设立砖瓦窑,大量生产砖瓦;后又在吉隆坡和新加坡二地,分别开设了规模宏大的“新就记商行”和“新兴泰商行”,且均获得丰厚的利润。吉隆坡的新就记路,就是用他的商号来命名的,可见其事业的影响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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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观盛

  1889年至1901年,叶观盛被英殖民当局任命为华人甲必丹。在1892 -1894,他利用华人甲必丹之名衔,向当地政府申请承包烟酒饷码,股额一百万元,获利倍增。日后他还开设赌馆和当店,更是财源广进。提及吉隆坡的城市建设,举个例子。十五碑的英文,名叫“Brickfields”,事实上就是叶观盛当年烧砖窟的地方。

  业务扩张至新加坡,他当年在新加坡罗敏申律开设的那间“新兴泰”(Sin Heng Tye)商行,也是规模宏大,聘用陈强益为经理。在那个时候就运用职业经理人来经营,也算是超前的。

  在吉隆坡的“新就记”,是当时吉隆坡最响亮的店号,妇孺偕知,无人不晓,仅次于陆佑家族的“东兴隆”。

  叶观盛在“甲必丹”任职期间,肩负英殖民当局和华人社会沟通桥梁的任务。据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的资料,他帮助英殖民政府解决了许多矿场的纠纷及调停法庭案件,另外还协助处理矿场老板与矿工之间的劳资问题。

  任职甲必丹期间,叶观盛也积极处理华籍移民问题,为刚到吉隆坡的侨胞安排到矿场、园丘或商号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吉隆坡社会,男多女少,常出现贩卖妇女的社会问题,叶观盛也担起保护女性的责任。在雪兰莪议会服务期间,他还为政府提供许多有关华人法律和习俗的资讯,被评价为是一位享有诚实和正直名声的人。除了在华人社会各个阶层外,叶观盛也受到马来西亚当地欧洲社群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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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市中心的叶观盛路

  叶观盛发家后,一向热心慈善和教育事业,1881年,他捐巨款创建“培善堂”,施医赠药。1894年,他又创立了维多利亚书院(Victoria Institution),是这家英文书院的重要创办之一。

  为救助那些流离失所、瑟宿街头的人,和纠合几位华裔领袖创建“大华楼”(Tai Wah Ward)于“平民医院”(Pauper Hospital),主要是收容那些离乡背井、沦落天涯的不幸者,并给予医药和生活照顾。因大华楼花销巨大,他们又创设“大华楼基金委员会”,并设委员五人,叶观盛任主席。

  树高千尺,不忘其根。据《叶观盛传略》记载,修建于十九世纪末的叶氏祠堂,是当时家乡赤溪县境内最华丽和高贵的建筑,建好后,叶观盛的亲人曾入住在其中,遗憾的是,这座祠堂后被拆毁于战争期间。

  清光绪年间,叶观盛曾回到家乡赤溪,为家乡捐资修桥筑路,做了不少好事。另外,当年他于赤溪城内建起的宫廷式住宅一栋,正门额上的柚木牌匾,就是上京晋见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时为皇帝所赐的牌匾。

  在马来西亚任甲必丹期间,为谋求同乡福利,联络情谊,沟通声气,他于1885年独资创立了赤溪公馆,迄今公馆仍屺立在吉隆坡的苏丹街85号。光阴似箭,转眼间吉隆坡赤溪公馆成立迄今已是135年了。如今的赤溪公馆五层新厦,是1997年重建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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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开埠以来的福建人、惠州人、广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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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溪镇的擂糖糊客家习俗

  叶观盛的老家赤溪,作为广东台山唯一的纯客家人聚居地,近年来会举办擂糖糊大赛及客家美食节。其中,擂糖糊就是赤溪客家美食文化特色代表之一。

  客家人在长期辗转迁徙中,养成了刻苦耐劳、坚毅刚强、勤劳善思、勇于创业、团结拼搏的精神,也保留着古老的中原文化、习俗、传统,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讲着自己的语言客家话。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自开埠以来的主要华人族群到底有多少,另外,他们又是如何保留自己的文化、习俗及传统,彼此又如何认同呢,认同的规则及途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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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威镇宫观音寺

  吉隆坡,于1857年开埠,有“世界锡都、胶都”之美誉,于1957年成为刚从英国独立的马来亚联邦的首都,后又从雪兰莪州划分出来。

  从1857年吉隆坡开埠,以叶亚来为首的惠州客家和以叶观盛为首的广府(台山赤溪)客家,成为吉隆坡当地主要的华人社群。

  吉隆坡于1860年正式建城,到了1884年,英国吉隆坡殖民当局为了吸引更多资本的进入,同时也为了改变原来客家人“以支独大”的现象,将原本由客家人独享的饷码承包权,转让给槟城的福建人。不过,由于当时惠州和广府人的反对,这个承包权又变为福建人、惠州人、广府人共同承包。

  也正因英殖民政府这个政策的变动,福建人开始大量进入吉隆坡,并很多成为当地第三大的华人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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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50年代的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语言,或地方方言,通常是海外华人对社群认同之重要体现,但不完全代表其籍贯的地域区划。

  在马来半岛,多数人称闽南话为福建话,指操闽南话的人为福建人。事实上,在吉隆坡,籍贯福建的人,也说闽南话,也有部分说莆田话、福清话、福州话,也包括客家话等方言的族群,可他们的原籍并不是闽南地区,但他们也都是福建人。

  也就是说,和早期马六甲和吉隆坡华人社会对方言认同相比,行政区划要更具现实意义。

  在吉隆坡,惠州和广府的客家人,占吉隆坡华人人数总量的多数,福建人仅占19%左右,是处于较为弱势的华人次生社群。在吉隆坡敦李孝式街,有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是聚集在这一带的福建乡贤于1885年组建,最初叫“福建公司”。

  雪兰莪广东会馆,形成于1939年,相较而言,雪兰莪福建会馆是最早成立的省级会馆,那以广东省为社群界限的广东人人数更多,建省级会馆为什么却比福建人还要晚呢?

  当年,雪兰莪广东会馆的形成,是以惠、广两府的客家人为首的次生社群,通过吉隆坡广东义山这个途径,将潮州人、海南人也纳入广东省人社群内才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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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福建义山之大伯公庙

  早期,吉隆坡福建义山从建立开始,就是由雪兰莪福建会馆单独管理和维护。义山是会馆殡葬功能的一个体现,也是其社会职能的进一步延伸,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华族会馆及社团用以凝聚本社群向心力的途径之一。

  由于潮汕地域在历史上和福建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彼此走的更亲近,不少研究新马华人史的学者,更愿意从方言认同这个框架,来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华人的研究。也就是说,从方言群角度,又分为福建、广府、客家、潮州、海南五大方言群。

  通常来说,乡里意识是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寻找社群的认同规则。比如,同是潮汕人,你会说自己是潮州人、汕头人、揭阳人等。可很多人却忘了,像吉隆坡刚开埠建城时,并不是今天的国际大都会,当时只是“泥泞的河口”,最多是个矿业小镇,在早期华人人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讲同一种方言容易有亲近感,也容易沟通。

  后来,随着吉隆坡的兴起,来自不同地域的华人逐渐涌入,在认同上已无法用方言来区划了,即便是同样说闽南话,泉州人和漳州人的口音上也会有差异的;于是,方言的认同规则渐渐地让位于籍贯认同了,也就是“同乡”关系意识在强化和加固了。

  这当中,会馆变为“同乡”认同上的主要体现方式,成为异国他乡籍贯乡亲的同乡组织。也正是这种趋势变动,很多南洋华人,虽远离故土,却愈加巩固头脑中的籍贯意识,地缘因素在人际交往及获取心理归属感上也更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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