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的早期报告指出，每个感染患者平均可传染给2.6个人，所有医院的床位都非常紧张。经过10代的传播，每次传播需要5-6天，起初只有一个病例，几十天之后便有3500个病例。这种快速传播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不分国界，不分社会，不分政治制度，不分文化价值观，疫情面前，人人平等。
面对大流行病，疫情已经发生，关键是如何应对。
疫情是一个窗口，通过这扇窗，我们能瞥见一个国家和它的国民最真实的一面。
疫情全球扩散之际，各国的应对措施背后，是每个国家不同的体质和医疗机制。决策背后都是各种复杂的权衡。
疫情之下的“答题效果”
在展示各国应对疫情的措施之前，我们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一起来看看各国的防疫效果。
▲各国新冠患者数据对比（数据截至：2020-3-19 24:00）从以上图表可以看到：
意大利：目前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截至3月19日，累计死亡人数已经超越中国，病死率更是高达8.30%，是中国的两倍还多。
美国：由于美国对于抗疫的态度在3月14日正式转变，检测措施开始大规模实施，累计确诊人数自3月14日开始飙升。
德国：确诊病例数高，但同时也是全球新冠病毒患者病死率最低的国家。
日本：为了防止医疗资源挤兑，采取“轻症居家隔离”，新增确诊人数起伏不定。整体病死率目前略低于中国。
而各国做出的应对措施是以其所采取的医疗保险模式为基础的。
以美国为例，3月14日之前，美国确诊人数偏低的一大原因在于，实施检测的人数偏低。而造成检测人数偏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其政府将新冠作为“流感”来宣传造成对预防的轻视，另一方面则是在于其医疗保险模式是商业保险，社会中下层人群中大部分人并没有医保，无法负担高达1400美元一次的检测费用。
当然，这一问题在3月14日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之后得以解决，美国宣布所有国民可以得到免费的检测。但确诊后的治疗费用高昂，没有医疗保险的民众仍然难以承担。
而相应的，德国和日本实施的是社会医疗保险，覆盖了绝大部分甚至是全体国民，医疗费用超80%由医疗保险承担，检测价格并不是国民的主要核心。因此，在抗疫过程中，两个国家都实施了“轻症居家隔离”措施，主要是为了方式大量民众涌向医院进行医疗资源抢兑进而造成医疗体系的崩溃。
各国疫情“因果”
各国国情不同，社会体制、医疗体系、医疗资源多寡、人口结构、对于新冠疫情的重视程度等，都成为各国目前抗疫形势形成的重要因素。
意大利
最强硬的措施，最艰难的防疫
▲意大利疫情新增确诊趋势图（数据截至：2020-3-19 24:00）措施强硬，但疫情严重居全球第二
意大利可以说是欧洲“抄作业”最认真的国家了——意大利政府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新冠病毒，第一个宣布“政府紧急”状态，欧洲第一个切断航班，第一个模仿“火神山”（虽然是帐篷），欧洲唯一一个下令“封城”，甚至“封国”。
然而形势却越来越糟，感染人数飙升，死亡率非常高。
1月31日，意大利出现最早确诊病例，是两名来自中国的游客。当天意大利政府就暂停了所有来自中国的直航，宣布进入并进入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
直到2月21日，报告病例数未超过20。此后确诊病例数忽然开始增加。
2月23日，确诊超100人，2月29日超1000人，3月10日超10000人，至今累计确诊人数已经超40000人。
意大利成为重灾区，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社会共识没有达成，上层强硬措施并未得到下层重视
事实上，不同于呈现给国际社会的决绝抗疫姿态，意大利社会内部很难对新冠肺炎的性质达成共识，于是互相矛盾的信息和政府措施交替上演，病毒趁虚而入。
虽然最早与中国停航，但意大利基层执法部门和社会上下都未能真正去做高危人群筛查，于是在交通高度互联且无边境检查的申根区内，只造成了反效果：该从中国来的各国旅客没变少，反而因为其他方式辗转入境，而使轨迹变得全部不可追踪。
意大利建起自己的“马奇诺防线”，病毒则从背后绕过。
米兰在2月24日宣布宵禁措施，限定了包括酒吧等人员密集的娱乐场所的晚间营时间。但3天后又迫于行业、居民等多方压力而取消。
疫情开始前期正好是威尼斯狂欢节，威尼斯被挤得水泄不通，直到狂欢节在最后两天被临时叫停。
一系列矛盾的情形上演，根本原因在于对病毒性质的社会共识始终没有达成。最初，意大利人基本对新冠疫情做“流感化”的判断，认为只是日常生活里的小插曲，不必过分担忧。而这份错误的判断，成为其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源头。
美国
错失最佳防控时期
▲美国疫情新增确诊趋势图（数据截至：2020-3-19 24:00）美国的疫情防控分为两个阶段：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之前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之后。
前期掉以轻心，错失最佳防控时机
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之前，
1月21日，美国宣布境内出现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
1月26日，美国已证实感染人数5人，并且均有武汉旅游或居住史；
1月30日，美国出现了首例人传人。
2月26日，美国已有60例确诊患者，并出现了首例无法确定来源的患者。
2月29日，美国华盛顿州报告一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同时也报告了第一例医护人员感染案例。同天，华盛顿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从重视程度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政府忙于大选、惯性反华——比如武汉封城时抨击中国“限制自由，没有人权”，新冠全球流行时称新冠是“中国病毒”等。
绝大多数美国人，在疫情开始之初并没有意识到新冠病毒的可怕。以致错过了最好的防疫时机，导致了病毒的迅速泛滥。
在防控措施上，除了必备的撤侨、入境检验、号召隔离、拨款救援和旅游限制等，美国对于新冠病毒仅仅当做普通流感对待。一些人员超级密集的活动比如洛杉矶马拉松等活动仍然能够举行。检测手段上，美国疾控中心自己研发的、称可“四小时内得出结果”的试剂盒存缺陷而无法使用，拖慢了检测进程。
后期“硬核”防控，确诊病例飙升至全球第三
3月14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之后，一些“硬核”措施紧急发布：
拨款500亿美元用于各州防御；
下发100万枚测试盒；
谷歌将投入1700工程师完成在线数据采集管理和跟踪网站；
所有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医护人员可以跨州执照；
联邦政府加强与私人研究机构合作，释放私人实验室的能动性，满足检测和研发需求；
开发Drive-Thought检测，无需下车就能检测，沃尔玛、Target等大型超市会提供停车检测场地；
美国各大连锁药店将提供测试药剂领取服务，不方便行动人士拨打医疗热线，政府将派遣免费医疗服务上门；
高校停课，解决学生贷款问题；
增强独立能源储备。
与此同时，FDA加快新冠检测试剂的审批步伐，罗氏、赛默飞世尔、豪洛捷、LabCorp、雅培、赛沛的新冠病毒诊断试剂盒先后获批。
医疗保险曾成为检测确诊的“绊脚石”
美国的政府体制使得其本身具有很强的纠错功能。但显然此时的防控难度已经相当高。
最新消息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3月22日下午6点，美国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2717例，死亡409，治愈178例。目前，美国确诊病例数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中国和意大利。
除了政策上掉以轻心之外，新冠在美国遍地开花，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相当部分的美国人没有医保，以至于承受不起高达1400美元一次的检测费用，没有检测自然就没有确诊。
而更讽刺的是，特朗普上任之时，就将惠及美国中低层民众最友好的医改计划——“奥巴马医改法案”废除了。
直到最近美国宣布所有民众都能接受免费的检测诊断，然后全球迎来美国新增确诊人数暴增。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确诊患者的治疗费用目前尚未涵盖在医疗保险范围内。对于庞大的确诊人数、高昂的医疗费用，不知道美国将会作何选择？
在美国，新冠状病毒的治疗过程将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不同将产生9000到20000美元的费用。假如患者有医保且最终治疗费用为20000美元，医疗保险套餐的自付费用为500美元，患者的自缴费用约2500美元。
那么对于没有医保或者无法承担费用的民众来说呢？
美国法律规定医院不可以拒绝病人，而且收费方式也是采取先看病再交钱的方式。所以不存在因为没钱缴费就被医院拒绝治疗的情况。医院会在病人出院之后邮寄一份账单到病人的家庭住址，如果病人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一次性付清全部治疗费用，也可以和医院商量以按揭的方式进行还款，医院会在调查清楚病人的实际经济情况后敲定每月的还款金额。
德国
病死率全球最低
▲德国疫情新增确诊趋势图（数据截至：2020-3-19 24:00）从严防死守到重症优先
德国人对于疫情的态度也分为两个阶段：意大利沦陷之前，和意大利沦陷之后。
意大利沦陷之前，德国“严防死守，扑灭病毒”。比如当时拜仁州出现了十几例确诊，这些确诊患者被关在医院，拜仁的卫生部门还火速追踪了所有密切联系人最后成功地完全切断了这条传染链。这之后，整个拜仁州再无新病例，恢复了平静。
意大利沦陷之后，德国“开闸泄洪，降低伤害”。具体表现为打发所有轻症和无症状患者回家隔离，即使那时医院里也许还有床位，也不立即收治轻症患者，就是为了把病床空出来，留着应对后面会出现的大量重症患者。
同时，德国呼吁国民一旦有感冒咳嗽症状，不要直接去医院和诊所，而是打电话咨询。也就是说，通过电话问诊，绝大部分感冒患者，包括新冠轻症患者，都被家庭医生直接挡在了家中。
这一措施是为了避免医疗资源挤兑。德国的专家也表示，以德国目前的人力来看，对于传染链的密切追踪，只有在感染人数很少的时候，才会有效。
老人感染比例低+提前准备+及时救治重症，达成最低病死率
总体来讲，德国的病死率全球最低。这或许与新冠肺炎病人的年龄结构有关。
目前数据来看，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病人主要是老人和一些基础病如糖尿病、心脏病患者。从全国总人口来看，德国老龄化严重，60岁以上人口达29%，高于意大利（21%），但德国目前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里面，老年人比例比较低，只有15.5%，而意大利则高达59%。
除此之外，虽然德国第一例新冠肺炎出现在1月27日，但在这之前，德国就已经可以做新冠肺炎病毒的检测，并且检测系统且全面。德国柏林的 Charite 医院甚至是全世界最先开发出的新冠肺炎病毒诊断试剂盒的单位之一。
对重症病人的及时救治，是降低新冠肺炎病死率的关键因素。在这一方面，德国资源丰富，除了前面提到德国专门把病床空出来以待重症患者，德国一共有28000张重症监护室床位，欧洲其它几个大国，比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英国，ICU床位数都不到8000。
当然，德国病死率低可能还与“不检测已经死亡的病人”有关。即病人如果在生前没有被确认是新冠肺炎患者，那么其死亡就不会计算在新冠肺炎里。而意大利，是计入死亡统计的。
除此之外，由于德国的疫情爆发落后于意大利，目前德国疫情还处于爆发增长期，前景并不明朗，具体还需要后续观察。
日本
轻症自行居家隔离
▲日本疫情新增确诊趋势图（数据截至：2020-3-19 24:00）措施部分借鉴中国，轻症自行居家隔离
为防止疫情在内部扩散，日本内阁政府负责卫生健康的厚生劳动省于2月25日发布《新冠肺炎对策基本方针》。方针与中国所采取的策略差不多，建议避免人群聚集、勤洗手、遵守咳嗽礼仪、企业错峰上下班、学校停课等。
与德国类似，日本采取的很重要的措施是——“轻症自行居家隔离”。
厚生劳动省的指导意见表示：除非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出现感冒程度症状的轻症患者原则上应居家静养，如果病情有变，再联系医疗机构就诊。老人和基础病患在治疗其他疾病时，也尽量采取电话就诊的形式。
传染病收治能力有限，地方自治体让上传下达受阻
日本这一系列防控策略的核心，是为了尽量避免造成医疗资源的耗竭与崩溃。
一方面是日本的人口密度高，其首都东京的人口密度是北京的5倍；另一方面，日本传染病床位匮乏，收治容量相对有限，全日本一共只有 1758 张传染病床位。
中国是通过在极短时间内建立集中收治的医院（如雷神山医院和火神山医院），同时大规模建立方舱医院用以收治轻症患者来解决这一问题的。
但日本大多数医院、诊所都是私立的，日本政府难以调动这些医生赶赴一地进行治疗。建立集中收治的医院则更为困难。
其次，根据日本国宪法，日本地方政府其实是地方自治体，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并非是直接上下级的关系，对于防控措施上传下达也并不高效。
比如，此次防控疫情日本首相安倍要求中小学停课，京都府、滋贺县等多个县的知事（类似中国的省长）更是表示不会响应中央政府的停课要求。
最后，日本的老龄化问题严重，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占比为28%。因此，日本所面临的压力也会更大一些。
目前，从总体确诊人数来讲，日本的防控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同时，日本的病死率偏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总的来说，各国国情不同，应对疫情暴发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同。但无论怎样，现在抗疫是一场全球的战斗。中国打好了上半场，海外正在打下半场。
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员，我们祈愿所有人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