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9事件，它有很多名字，如“工体骚乱事件”、“黑色港足事件”、“北京足球暴动”。
35年前，这场发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世预赛败仗，激发了那个特殊的时代里，中国民众、特别是皇城根下北京市民的胸下怒火。
隐忍的，何止是足球；爆发的，亦何止足球。
故事要从很长很长的深处说起。
1.
1982世界杯世预赛附加赛1-2不敌新西兰后，国家队主教练苏永舜遭受了球迷社会的大肆侮骂，又因远在加拿大的母亲身体不适，在三思量下，向体育总局的领导发出辞呈。
从那一天开始，给中国队选择一位新的主教练便成为了焦点。
那是改革开放初现“成效”的岁月，大量外资外商外贸外货的涌入，使得中国民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热忱。以1984年盛大的建国35周年阅兵式为典型，正在沐浴“改革春风”的中国社会，对于任何一个全民性的对外竞争项目都是寸土必争的期待。
足球，自然成了全民焦点。
面对这一雷霆高压的职位，没有人愿意趟浑水，只得助教张宏根以代理主教练职位率国足出征亚运会。
后来，多人推荐前主帅年维泗，但时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中国足球教练委员主席的年维泗为了避嫌，拒绝了邀请。
回望上一届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距离直通西班牙仅差一步，所以领导层和球迷对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期望极高，高层选择主教练有一个硬指标，那就是世界杯出线！
然而许多足球人观看了82世界杯都知道，中国队虽然在亚洲拥有强劲的实力，但与世界一流球队存在不可预期的天堑，尤其是那个年代的中国球员在体质层面普遍存在“营养不良”。
迟尚斌当时直言不讳：“我们好多是喝稀饭长大的，跟吃牛羊肉长大的球员对抗，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所以教练员很清楚，冲击1986世界杯并没有高层想象的水到渠成，就算到了墨西哥也无法和一流强队对抗，压力非同小可。
翌年，国家体委只好走出集思广益的群众路线，亲自为国家队选帅，他们派专人到全运会足球预赛四个赛区，请各队教练员进行密封投票，最后在10名候选人当中作出最合适的选择。
2.
1983年4月，获得全国甲级联赛冠军的北京队主教练曾雪麟被正式任命为国足教练组组长。前国足队长，曾任中国U23希望队主教练的戚务生和前国足主力左后卫徐根宝作为助手辅助曾指导。
事实上，曾雪麟并非被迫推上帅位，他自身抱有极好的热情，在国足选帅时就向年维泗毛遂自荐。年维泗当时对曾雪麟说，“这需要组织上考察和批准”，并答应将他的意愿反映给国家体委的领导。
奉命考察曾雪麟的是足协领导马克坚。曾雪麟对马主任说，“非常有信心带好国家队，世界杯一定出线，哪怕只给一年的时间都行，如果成绩不好就下课。”
其他教练的态度就没有曾雪麟积极，都说只要国家需要，就奉命接手。
所以，敢于挑担子的曾雪麟自然就接过教鞭。
一年后的新加坡亚洲杯，中国队在小组赛中先以0-2负于伊朗队，接着分别以2-0、3-0、5-0战胜新加坡、印度和阿联酋队，以净胜球的优势压倒伊朗，以小组第一名的成绩晋级。
四强战面对卫冕冠军科威特，凭借李华筠在加时赛阶段第108分钟长驱直入几十米后打入致胜入球，国足1-0小胜首次晋级亚洲杯决赛。
决赛的对手就是三年前被新西兰灌了五球，导致中国队最终出局的“阴敌”沙特阿拉伯。时隔三年，沙特的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国足最终败下阵来。不过亚军已创造了队史的辉煌。
这让曾雪麟收获了自信和高层信任，随后就是一场此后每每引经据典都不得不谈及、堪称史上最出名的以弱胜强战——尼赫鲁金杯，中国队1-0勇胜阿根廷。
当时，中国队0出场费到访印度参加尼赫鲁金杯赛，目的就是为了锻炼球队和政治上的缓和气氛。参赛队中最大牌的当属阿根廷队，遗憾的是最具名气的马拉多纳“放了鸽子”没有随队到印度，不过阿根廷依旧不失强队本色。
没想到，曾雪麟率领的国家队凭借赵达裕的制胜球，1-0获胜——更没想到的是，这批阿根廷球员日后加上马拉多纳，就是1986年世界杯上的王者。
亚洲杯亚军+战胜阿根廷，鼓舞了中国队士气，曾雪麟厉兵秣马，正式开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备战。
3.
1983年12月7日，1986年第十三届世界杯预选赛抽签仪式在苏黎世举行。亚洲采用东西亚分区竞逐方式，分区冠军各获得一张正赛入场券。
国足第一轮被分在东亚区第二大组第一小组，同组球队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文莱，小组第一出线与第二小组第一名进行主客场比赛，争夺大组冠军。
这是很明显的上上签，没有人觉得第一阶段会出问题，再加上之前惊艳的战绩、众口捧月的舆论环境，中国队内部骄傲自满的情绪逐渐蔓延。
曾雪麟日后回忆：“从队员的行动和言语上，能明显感受到轻敌的状态，个个都认为出线是必然的。”
1985年2月17日，下午16时，国足在香港政府大球场与中国香港队进行世界杯预选赛东亚区第一轮首场较量。
人称“智多星”的中国香港队主帅郭家明，特别派出身材不高但身手灵活的5号谭耀华来盯防国足头号杀手“矮脚虎”赵达裕，收到了奇效。
香港队从中场开始便奋不顾身的拦截，也令国足虽控球在脚但创造不出多少射门机会。在香港队的铁桶阵面前，国足苦攻全场，一无所获，只能挂零闷平完场。
一场0-0没有让中国球员的盲目自信有所收敛，但冷静的曾雪麟忧心忡忡，此战结果把中国队逼到剩下的比赛不能有半点马虎，对澳门队和文莱队必须两战全胜，且在保证净胜球的情况下，必须主场不败香港。
为了了解对手，曾雪麟提前数月申请到香港观看香港队和澳门队的比赛，但是主管部门竟然以“没有什么好看的”为理由，搪塞了过去。
曾雪麟的遭遇，像极了他的战友苏永舜，皆为时代悲哀。
次战，好在国足4-0击败中国澳门队；第三轮面对文莱，国足8-0狂屠，次回合摆出3-3-4的强攻阵毫不收手，但一直想着进球上双的中国队越踢越急，只收获了4-0的比分，可以见得国足当时想一口吃掉所有对手的进攻气势。
5月12日，国足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以6-0轻取中国澳门队后，和出线最大竞争对手中国香港队同为4胜1平积9分（胜2 平1 负0），净胜球则是22-16，足足多出6个。
小组赛最后一轮中港大对决，国足只要打平即可晋级第二阶段，与已经提前一轮出线的D组头名日本队一决雌雄…......
4.
极为讽刺的是，曾雪麟难探“敌情”，中国香港队的主教练郭家明却能够光明正大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且在无法买到回程飞机票的时候，中国足球管理部门的人还帮他买了回程的机票，使郭家明到北京打探情报只用了不到24个小时。
在对阵澳门时，曾雪麟就已经提前备战香港，磨合对垒中国香港队的阵型，郭家明尽收眼底。
小组赛末战前夕，中国队的队员和教练，包括所有的球迷甚至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主场拿下香港“将不费吹灰之力，而且还要大赢，赢一个两个都不算赢。”
赛前，中国队一直保持轻松的心态，球员间还聊起了球衣颜色是否吉利，排斥外人搭队车是否会导致球队运气不佳………全然没把比赛真正放在眼里，忘记了客场的0-0是如何踢出来的。
前往工体的路上，沿途蜂蛹的球迷欢呼夸赞，球员怡然自得，似乎已然把庆功宴提前摆了出来，似乎90分钟的比赛不过是走过场，似乎心思早已飞到了第二阶段与日本的较量……
而香港又是什么状态？主帅郭家明在赛前接受采访时高调地宣布：“香港足球队有希望、有信心打败中国国家队，取得小组出线权。”
国足球迷则对此嗤之以鼻，更加坚定了中国队要大胜中国香港完成出线。
但郭家明的自信非空穴来风，7天前的探报让他明白中国队已经早早定下首发阵容，与澳门一战并无二致；其次，中国队的盲目自信成为他手中把柄，他预料到中国队开场一定将如狂风骤雨般扑向本队禁区，正中他防守反击战术下怀。
5月19日19时30分，中港大战打响，八万多个座位的工体座无虚席，中央电视台、香港无线电视、香港电台和商业电台同时进行现场直播。
5.
这是一场绝对万众瞩目的赛事，在国内盛况之空前远远超过日后1997年的大连金州、2001年的沈阳五里河和2017年的长沙贺龙。
从历史的视角回望，它被赋予的意义根本是超出了一场足球比赛的能量。
经过1984年象征“展示改开五年成果”的盛大阅兵式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那时已逐渐陷入了瓶颈：物价飞涨、商品稀缺、官倒盛行、不公平竞争和奸商伪质现象开始频频抬头。
仅仅一年前还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呼“小平您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民众第一次亲切直呼领导人免姓尊名——的中国百姓，此时已经对此前热衷、尤其是西方国家格外赞赏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产生了怀疑。
同时，随着所谓“思想解放”思潮所带来的，是反思文化、忏悔文化的空前席卷，原本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挺起胸膛、正视乃至傲视世界的中国人，在80年代中期沉入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自省心态。
在这种背景下，一场中港足球赛成为了中国社会抒发情绪的窗口，它几乎是一道阀门，也是一个开关。
比赛对手是代表着西方文化的香港，比赛城市是象征中国权力中心的北京，比赛地点则是宣示着无产阶级专政与红色革命文化的工人体育场——它是1958年为准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时所建造的、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之一，这里是建国后工业成就的标志性图腾。
因而，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注定非同寻常。
6.
如赛前所料，国足开场即使出十成功力，朝着香港的球门发动进攻。短短十五分钟，中国队完成多达5脚射门，但都被扎紧篱笆的香港队一一挡出。
浪费机会将被惩罚这一球场至理名言发生了：第18分钟，朱波在争顶高球时压倒刘荣业被判犯规，香港队在离门30米外获得任意球机会。
前场任意球是反击球队亟需把握的机会，中国香港队明显有备而来，胡国雄站在球边巧妙将球往身后一拨，身边的张志德右脚拉出大力抽射直挂球门右上角，路建人飞身扑救仍鞭长莫及。
中国队0-1落后！
先丢一球，在中国球迷眼里是个意外，大家都认为这只是一个小浪花，看台上提高声贝为球队加油，球员全力反扑，很快，李辉在上半场扳平了比分。
这一比分足以将国足送入下一阶段世预赛，所以球员士气更盛，想一口吃掉对手的势头又回来了。
下半场伊始，北京突降大雨，瓢泼雨势给工体内的比赛增添了不少鬼魅气氛。
国足攻势更盛，但心急火燎之下踢得毫无章法。香港队则越打越稳，耐心地与国足周旋。
第60分钟，香港队在禁区外打出毫无威胁的远射，但禁区内的朱波急于解围欲铲走皮球，反而被刘荣业趁势推球过人。后者的射门被林乐丰、贾秀全双人包夹拦截，皮球依旧在禁区内，顾锦辉拍马赶到一脚劲射挂网而入。
中国队再度落后！
这一粒进球之后，国足不再心神气定，全队慌了神，郭家明立即指挥香港队全线退守，在大禁区外摆下铁桶阵，中国队频频浪射，最终竹密堵住了流水。
中国队1-2输掉了比赛，位居小组第二，眼看着客队拿到了出线权。
7.
八万多人的工体看台鸦雀无声、如鲠在喉，直到香港队球员在场地上肆意庆祝，球迷赛前赛后极度失衡的心理爆发了，看台上的杂物奋勇而下，砸中了中国香港队球员。
散场后，北京球迷群愤激昂，砸铁门、砸大巴、拦截一切工体周围大使馆的车辆或者外国人的车辆、并围堵中国队，喊着“中国队滚出来”、“枪毙曾雪麟”等种种不堪入耳的话语。
有人甚至用石头砸破北京武警部队一辆卡车的挡风玻璃，在现场的外媒则第一时间开始集中火力报道中国的“球迷骚乱”，并且把骚乱上升到了“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等高度，通过香港媒体第一时间向西方新闻界分发。
次日，央视新闻联播严正播报，称之为“建国后首都体育比赛中发生最恶劣的一起暴力事件”，新华社透露一共有127名肇事者被公安部门拘留。
赛后中国队的更衣室里则陷入无底的沉默，曾雪麟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用“败兵”和好几个“悲惨”来形容。
赛后直到23:30，国足才由上千名警察保护着离开体育场，回到酒店。难以平息怒火的球迷又赶到球员住所，继续用喇叭和石头、矿泉水瓶发泄着怒火。
5日后，中国国家队在《体育报》头版刊登题为《沉痛的教训》的文章，进行深刻反思：
一、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
二、战术单调、技术不精；
三、临场指挥不力。
或许，从赛前踏上工体草坪的那一刻起，这支被荣耀和夸赞冲昏了头脑的球队就注定败局。
与之相随的，是曾雪麟数十年的教练生涯，毁于一旦。赛后数日，球迷不停地向曾雪麟寄去刀片和子弹，球队也收到寄来的臭鞋垫和11只苍蝇。
可怜的老曾在驻地里一周没有洗澡，尽管他的家并不远，但他一直不敢回去。球迷们雪片般的信件不断寄来，都是在声讨和辱骂他和他的国家队。
5月29日，曾雪麟辞职。此后，他再也没能回到中国足球的主流舞台。
8.
35年前的那个夜晚，从工体走出、冲上北京街头打砸抢烧的人群里，裹挟着一个35岁的中年人。目睹足球带给中国人民的情绪挑拨，以及蕴藏在足球里磅礴的民族情感，这个中年人决定做点什么。
他就是谢洪。
两年后，他执导的足球电影《京都球侠》正式问世，登顶中国内地票房，并获法国巴黎1988年华语影视片雄狮奖。
这部电影虚构了晚清末年，底层中国人民自发组织足球队，为了民族自尊，与西洋足球队展开决战的励志故事。
然而不同于以往的主旋律体育电影，在这部电影的结尾，为民族自尊赢得胜利的、包括张丰毅饰演的球员在内的一帮中国足球队员，竟然被屈膝媚外的清政府以“恐惊罪洋府”为由，逮捕而弑……
正如519兵败后，法新社竟然对北京球迷的骚乱评论道：“中国终于开始和世界接轨了。”
个中意味，看客自品。
1987年，中国已然处于风暴的前奏，改革开放体制的僵化，以及越来越趋向于造福少数人（以官僚阶层为主）的事实，让中国社会的内压逐渐膨胀。
从1985年的北京工体，到1986年的合肥中科大，再到1987年的那部借古讽今、意味深长的电影《京都球侠》，某种思潮正在走向80年代末的中国，于一点一点的胎生中催生着能量。
跋.
519，是所有经历过、没经历过的中国球迷都应了解并进行反思的比赛。那一刻起，中国足球从1978年首次接触世界杯燃起的心火，一度熄灭，熄灭得毫无生机。
和2013年发生在合肥的中泰之战不同，7年前合肥体育中心的615惨案，更多是商业巨擘的暗斗和球迷对国家队纯粹业务层面的愤怒。
而35年前的519事件，则是包藏在时代翻覆之下、被倾注了某一阶层诉求的集中人祸。它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一个要求远离政治却时刻趋附政治、要求思想解放却时刻加固思想的时代。
对于历史的反思，绝对不该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