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张謇的光辉|冯仑|张謇|公益

　　今天推送一篇「旧文」。2014 年 3 月，冯叔在「万科公开讲坛北京站：探寻中国近代公益事业的起源」活动中做过一场关于张謇的演讲。把这篇演讲内容分享给大家。

　　演讲 | 冯仑（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

　　「社会主义」一词从哪里来

　　我们来探讨一下「现代公益」这样一个观念在中国的产生。就我有限的学识来看，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感受近代以来公益对我们的影响。一个是观念方面，一个是实际的操作方面。

　　观念方面，实际上是由一些思想家，甚至是一些革命家带过来的。可能很少有人会去想「社会主义」这个词是怎么样传过来的。实际上，这个词最早是由两个方向进到中国的。一个方向，是中国驻欧洲的一个大使在给皇帝的奏折里，写了一句话，「系平党所为」。这句话里的「平」，就是指公平。他认为，当时的欧洲，有一群人在追求所有人公平。他不知道该怎样讲，就这么创造性地进行了意译。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初知道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当然，那个时候没有「社会主义」这个词，但我们知道了它的内容。

　　另一个方向，是日本有一些人翻译欧洲的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也想把这些思想介绍到中国。他们从中国的传统文献中找词，找到了「社」和「会」，「社」和「会」都有「众人」的意思。鲁迅有一篇小说叫做《社戏》，我们也知道，有个词叫「社火」，这里的「社」，都是讲一群人。

　　严复有一本书，叫《群己权界论》，就是讲一群人和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在中国的思想界，这些留学生就逐步地把这种关于多数人，而且是以公平为诉求，以公共利益为诉求的思想，逐步地翻译为「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我们最先知道出现了一种思想，把个人和公共利益加以区分，并且把强调公平和公众利益作为最高诉求。这样一种想法是近代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的最初的一个想法。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不只有个人，而且有群有己，有公共利益，也有个人利益，我们开始关注个人之外的公共利益。这是思想观念方面。当然这个思想后来又经过了很多变化，一直到今天，大家都了解。

　　放弃学而优则仕

　　状元张謇成为职业经理人

　　大家知道，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末有洋务运动，还有戊戌变法，有一个特别开放的时期。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期，出现了一些现代的，跟今天我们讲的社会企业家有些类似的企业家。

　　当时的民营企业实际上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官督商办的，还有一种是商人自办的。前一种相当于是戴红帽子的，像张之洞这些人代表政府办的一些企业，民间也参与，有些合股。后一种是纯民营的，比如张謇办的大生纱厂，就是一个纯民营的企业。

　　张謇在当时这个情况下，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有两件事，今天看来，都是非常有现代意义的。

　　第一件，他成立了第一个股份公司。他不是老板，这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张謇是翁同龢的学生，是清朝末期的一个状元。他放弃了由状元入仕的机会，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而是在新学和开放的潮流的影响下，回到了老家南通，去创办第一个股份公司。他认为国家富强在于民间，民富才能国强。

　　张謇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经理人。而且他能够在当时的条件下把这个企业办得非常好，最后成为纺织行业的龙头，特别是棉纱，在中国卖到了最好。

　　第二件事，是他在做企业的过程中，还做了一个巨大的贡献，把公司的盈余以及他个人的收入捐出来，去做公益。而且，他概念里的公益，和我们现在讲的公益比较像，已经不是传统中讲的那种道德的概念了。

　　公益与慈善辨析

　　公益和慈善是不同的。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有一个道德上的慈善概念，为富要仁，要义利并举。如果你有余力，应该修桥补路，救济穷人，造福乡梓。这个美德一直都有，这种道德上的诉求也一直都有。但是，张謇做的事情不是这个层次的，他做的是公益。所谓公益，是对所有人，不论穷人、富人，都有帮助。比如，今天我们讲的环保。

　　张謇在当时做的公益主要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修海滩，然后改造盐碱地，使当地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使一些废弃资源能够得到重新利用，并造福所有人。

　　第二件事情是办学校。他筹集资金办了一所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当时，他在公司管理层和股东层面募集了一部分钱。这是一个私募，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跟大家讲，我带头，我把我五年的工资都捐出来，你们能不能也捐。就这样，大家凑了 10 万两银子，办了一个师范学校，这是公益。

　　第三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叫自治。他当时讲，要把南通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城镇。为了这个目标，他募集了很多钱，然后推动城镇的公共建设，修筑公路，兴办文化设施，比如博物馆、剧场等等。他募集的方式筹钱，然后用于社会的公共事业。

　　超级 CEO 兼公益大师张謇

　　张謇对公益和我们传统中的慈善之间的不同有清晰的认识，他把企业利益和公益这两件事也分得非常清楚。

　　有一个事能很好地说明这样一点。因为他和翁同龢的关系，他跟光绪、跟改良派有很多交往，所以他也操心改革的事，不时地往北京跑。有一次，他在北京待了两个月，回去之后，他的 CEO 刘梦泽非常高兴地告诉他，在上海做了一单大生意，不仅把存货卖掉，在卖掉存货之后，又倒腾了一批货，从别的地方买了一些便宜的纱，也卖掉了。这笔生意大赚，一共赚了 150 万两银子。

　　但是，这个赚银子的本钱，其实是挪用了公益资金。这个公益资金是地方自治的募款。因为大家非常信任张謇，就把这个公益资金放在大生纱厂账上，由他代管。在他去北京期间，他的 CEO 就拿着这个公益资金去倒腾、赚钱去了，还跟他报功。

　　CEO 还希望把这些钱用来扩大再生产。作为经理人，当然会觉得，赚到钱了就行。「即使挪用，挪完了我还给利息，反正也回本了，钱也安全了。」甚至会觉得，这 150 万两的利润，应该把一部分用来分红，一部分发奖金，其它的就全部用来投入到大生纱厂的再建设当中。

　　张謇听完以后拍案而起，断然否决了这个建议，而且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他。两个人都快翻脸了。大家也都说，「赚钱了，难道还有错吗？用了别人钱，给了利息，这难道有错吗？」

　　张謇说，我们拿到大家的钱，去做地方自治（也就是那些公益事业），这是一个公共的钱。如果这个钱因为是我们管，我们便拿来生利，以后就没有人能相信我们。如果没有人相信我们，商业上再成功，也都是一种失败。所以赚的这些钱，都应该回归到公益的资金里面，用来做自治建设。

　　他的这个决定，让大家非常纠结。他的朋友、朋友的家人，以及他们一起创业的合作伙伴，甚至他哥哥，全都跟他作对。而且，大家还在茶楼里喝茶，全部统一意见以后，晚上集体到他家去，打算说服他。

　　他就把刚才这番道理反复地讲：公共的钱只能做公共的事，绝不能和私人的商业利益混在一起。而且只有诚信，取信于所有的捐款人，这个自治，也就是公益的事情才能发展。同时，大生也才能够有自己前途。

　　他反复地做工作。大家虽然还有些不太高兴，但因为他是老大，也就接受了他的观点。然后，这笔钱就全部回到公共利益上来。

　　这个故事给我特别大的启示。在差不多 100 年前的时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一个股份公司的一个董事长，居然能有这样的判断，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伴随着中国向外部世界（包括东洋、南洋、西洋）开放的过程，我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开始注重众人的利益。区别于个人、一己的私利，我们开始关注大家的事务。思想界以外，在商界，在民营企业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理性，而且非常有作为，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最初是张謇和他的同道，稍后一点，民国时代的卢作孚等人，也是和他类似的，非常了不起的民营企业家。

　　一直到今天。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家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也就是脱出传统的道德层面的慈善，而转入到有现代的公益理念、现代的治理的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上来。而这样一种精神，我们回首看去，100 年就已经在践行了。

　　公共的利益远远大于个人一己的私利，这样一种观念，这样一种追求，对于今天所有的企业家来说，仍然是一种弥足珍贵的道德，也是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