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50岁以上的老昆明人中，提起与自已生活密切相关的“煤”，似乎都会有满腹的故事要讲，其中一位而已快80岁，曾在昆明西部黑林铺云南轮胎厂工作一辈子的老人就曾在省工人医院的病床上与笔者谈及，前些年有届央视春晚，冯巩与朱军共同表演了一个“捡煤核”的小品，其实，50、60年代过来的人，都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不为别的，就因那时钱难赚、煤难买，而家家又都要生火做饭啊。

　　 记得那是在“文革”时，我们巷子内的几户人家的家长中，男的都被“造反派”遣送到离昆明较远的“五.七干校”接受监督改造，妈妈们又都是要边上班、又要照顾孩子和老人的生活、起居，虽说那时买粮食要粮票、买糖要糖票、买煤要煤票、买布要布票，包括肉票、油票、糕点票、肥皂票等，但这都在家门口附近就可解决，而唯独生活做饭所需的煤却要到远离市区的凉亭去“抢”，这对于这些孩子的妈妈们而言，就不单是要票、要钱那么简单了。

　　 如今已80多岁的老母亲前几天曾含泪给我讲起了当年大院内几位母亲如何去凉亭、北站“抢煤”的往事，那时昆明还没有如今的“昆明站”，只有货运西站、客运北站、凉亭货运站，

　　 与老妈同去凉亭抢煤的三位都是大院内的“妈妈”，而且都是丈夫不在家，如我父亲就在安宁草铺的“五.七”干校、储阿姨的丈夫是解放军、周妈妈丈夫在白沙河“五.七”干校，为了能买到烧火做饭的煤，几位妈妈起个大早，6点钟不到便一起去凉亭“抢煤”，在凉亭货运站内铁道旁静候拉煤的货车下完煤开走后，便一拥而上，把大块、大块的柴煤、烟煤装到事先准备好的麻袋内，再拿去称重、付费，然后用扁担挑着回崇仁街家中，而这样的“抢煤”，每年都会有几次。

　　 70年代初的昆明，由于倒行逆施的所谓“围海造田”，让原本四季如春的气候发生了剧变，尤其到了冬天更是让人、尤其是半大不大的娃娃们难于忍受，很多父母为避免孩子挨冻，便使用铁皮、泥制作了简易的小炉子，拴上两根铁丝带着去学校上课，记得在崇仁街与顺城街相连接的街口处，有个茶室，老外公吃过早餐后便会带我和妹妹去布新小学上学。

　　 妹妹手上带着外婆为她做的“连掌”小手套，而我则提着父亲为我做的“小烘炉”，当走到茶室烧水的大炉子时，外公会塞给烧炉、沏茶的伙计二分钱茶资，然后又让其用大火钳从炉子下取出二小块烧得通红的煤放到我的“小烘炉”内，这样可保证我一早上不致挨冻，后来才知道，为了这几块烧的过剩的“煤核”，外公经常都会多从家中带点新茶给茶室服务员。

　　 如今的我，虽说早已记不清昆明人是何年、何月结束“抢煤”的，但亦然难于忘记当年与父亲、堂兄骑着从区革命委员会食堂借来的三轮车，到复兴村煤站拉煤的往事，当时的煤站已经在压制“蜂窝燥”，记得该煤站一大早三轮车、单车就会排出“肠子一大排”，而老父亲为了早些卖到煤、把煤搬进家，早些把车还给食堂，都会最早排到该煤站的前三位，然后最早地把压煤机上压制出来的蜂窝煤，到时我会和堂哥一道，将煤一块块摞到洗衣板上，再放到三轮车沿，再由老父亲将其十个一摞，紧揍地安放在三轮车上面。

　　 此后，随着时间的斗转星移，自已去买又去拉蜂蜜煤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到90年代初时，如果自己需要蜂蜜煤，只需把买煤的钱和运煤的钱结清，三天内自然会有人把煤送来，我当时住在石桥铺一栋四层楼的内走廊宿舍内，从一层到四层还专门有运输蜂窝煤的提升机，自已只需把蜂窝煤安放至提升机上，然后从提升机搬到外面楼道旁码起来就行，实在是方便极了。

　　 当然，如今有了天燃气，昆明人再也不用为抢煤、买煤操心，不过，我还是很怀念那些消逝已久的激情时光，让我有机会籍此以娱后人。（ 张耀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