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掀起了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被称为布拉格之春（捷克语：Pražské jaro；斯洛伐克语：Pražská jar；俄语：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但是到了8月20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军事行动代号：多瑙河行动，英文：Operation Danube），导致这次本来有希望拯救国家的变革化为了泡影。
进入60年代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兼总统安东尼·诺沃托尼的统治开始动摇。尤其在恢复50年代大清洗牺牲者的名誉问题、经济增长减缓问题、斯洛伐克的自治主张等问题上，诺沃托尼受到了很大的抨击。1968 年1月中央全会决定解除诺沃托尼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杜布切克接替。
4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全会又对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进行了重大改组，并通过了指导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 5月中央全会决定于当年 9月提前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同时号召同国内出现的“反共主义倾向”和“保守观点”作斗争，7月中央全会通过了新党章草案。
布拉格之春
当时公布的文件宣称，捷共改革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 、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改革的内容主要有：①关于党的领导体制和党内民主。认为一切权力由党的机构集中和垄断，只会削弱国家和社会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党的领导作用主要应该是集中人民的意志和反映社会的需要，为社会的发展提出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制定方针政策，并通过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去贯彻实行；必须充分发挥和保障选举产生的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权力，工作机关不能独揽大权；党政重大职务不能由一人兼任，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担任党内职务以4年为一届，不得超过两届；党员有权批评党的各级领导人。②关于国家政治体制和公民权利。主张实行多元化政治体制，使各阶级、阶层和集团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阵线内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在民族阵线内各政党都是平等的伙伴；实行责任内阁，政府对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负责；确保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保证公民迁居包括迁居国外的自由；制定新闻法，取消新闻、书刊、广播电视的检查制度；给一切受过迫害的人平反。③关于经济体制。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扩大企业的权限，企业作为相对独立 的商品生产者有经营自主权，自负盈亏；允许企业自愿结合，自由竞争，独立地进行外贸活动；成立工厂委员会，其中2/3的代表由职工直接选举产生，工厂委员会有权决定厂长的任命和撤换，决定利润分配和职工福利等。④关于民族关系。将国家体制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的联邦制，保证斯洛伐克族同捷克族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在1月份权力层交替的时候，波兰和东德首先表示了关注。1月中旬，勃列日涅夫访问两国，哥穆尔卡与瓦尔特·乌布里希都表示“反社会主义”的影响将超越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境，会波及到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因此各国的共产党体制的基础将受到严重动摇。尤其在波兰，3月发生了学生游行，其中有人提出了“也给波兰一个杜布切克”的口号，因此哥穆尔卡对此更加担心。
苏联感到捷克斯洛伐克这是要脱离苏联的控制，于是想方设法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进行阻挠。从政治上、心理上、军事上尽力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体制的解体以及改革运动对本国的波及。
1968年6月18日至30日间，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军事演习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本次演习含有多层目的：一是为了牵制在9月份临时全党大会中改革派势力的增长；二是为军事介入做好预先准备。另外，在军事演习结束后，各国军队并未立即撤退，这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国民逐渐怀疑军事介入的可能性。
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了东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苏捷两国的会议，会后发表了共同声明。在这次会议中，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的“健全势力”发出的请求军事支援的信件送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手中。
会后，两国的分歧日益严重。勃列日涅夫在9日和13日两次与杜布切克举行电话会谈，迫使其实行共识的内容，但是杜布切克以准备9月的临时全党大会为理由，没有明确答应其要求。
1968年8月20日深夜，以苏军为主的华沙条约盟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迅速占领了其全部领土。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扶持的政府禁止言论自由，加强对媒体的控制，导致其国内的知识分子分裂为两派。
一辆苏军坦克被愤怒的人们涂上了纳粹的标志
对于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入侵，21日，应美国、英国、法国及加拿大等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通过决议要求苏联军队立即撤出，但是苏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苏联运用这个手段导致该决议未能生效。1969年4月，古斯塔夫·胡萨克接替杜布切克就任第一书记，继续实行“正常体制”，至此，“布拉格之春”宣告结束。
“布拉格之春”是捷克斯洛伐克给予本国现状进行的一次适合国内形势的有效探索，它的目的是建立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可悲的是，来自苏联克里姆林宫的严寒冷冻了这场改革，“布拉格之春”夭折了。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事件导致人们对苏联的“列宁—斯大林”模式的失望，使人们认清了在苏联控制下的社会主义不允许有与苏联认同的民主相左的模式存在。它一方面使苏联的威权达到了顶峰，为入侵阿富汗开了先例；另一方面也使与苏联关系交恶的中国认识到苏联不会容许异己的存在，与美国改善关系并对抗苏联的威胁的意愿日趋强烈，最终促使了中美建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