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是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而制定的新税法。由于分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两税法是对当时赋役制度较全面的改革。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唐德宗即位，宰相杨炎上奏德宗，请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并取消各种杂税；到建中元年（780年）正月，正式以敕诏公布。
两税法
为什么要推行？
唐初，征收赋税实行租庸调制。租庸调以人丁为依据，所谓“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后土地兼并日盛，安史之乱之后尤为加剧，失去土地而逃亡的农民增多。农民逃亡，政府往往责成邻保代纳租庸调，结果迫使更多农民逃亡，租庸调制的维持已十分困难。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帐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剧烈，加以军费急需，各地军政长官任意用各种名目摊派，无须获得中央批准，于是杂税林立，中央不能检查诸使，诸使不能检查诸州，赋税制度非常混乱。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江南地区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人民纷纷参加。
成效
“两税法”颁布以后，到建中（780年正月—783年十二月） 年间末，就有1300多万的两税收益，比“两税法”以前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还要多出百万，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达到3000余万贯。
消亡
两税法实行不到30年，即被迫多次下令改货币计征为折纳实物。且随时间推移，贪得无厌的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等。许多官吏为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沉重的苛捐杂税，使人民陷入悲惨境地，“两税法”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影响
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它以财产多少为计税依据，不仅拓宽征税广度，增加财政收入，且由于依照财产多少即按照纳税人负税能力大小征税，相对比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民税收负担，同时简化税目和手续。它奠定宋代以后两税法的基础，是我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
两税法的改革成为此后各朝提供了借鉴，多分夏、秋两季征收；国家财政转向量出制入，强化了国家在财政预算上的主动权，保证了财政收入的顺利征收；户税纳钱使得百姓的赋税交纳不得不与市场发声练习，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最后，把贫富作为征收户税的标准，按照百姓资产的多寡来确定税收的多少，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赋税负担，遏制了豪强大族逃避赋税的空间。
当然，伴随着两税法的实行，唐前期的均田制无以为继，政府不再干预民间的土地买卖，土地买卖日益盛行起来，也是两税法实行的影响之一。
但两税制下土地合法买卖，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土地集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更多农民沦为佃户、庄客者。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因政府征钱，市面上钱币流通量不足，产生"钱重物轻"现象，农民要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以交纳税钱，无形中也增加了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