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宋朝财政负担成为宋王朝的首要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带来巨大的行政开支以及每年需要支付给辽国和西夏国大量的岁币，另外宋王朝的庞大的低效的军队也使得国家每年需要多开支大量的军费，因而在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在韩琦、富弼、欧阳修的协助下，宋仁宗赵祯主导开启了为历代史家所称道的“庆历新政”。

　　赵祯

　　庆历新政也叫《十事疏》，由范仲淹撰写，将新政方案总结为10条，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这10条改革内容可以分一下类，第一类就是针对官员采取的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占比例最大；第二类是针对国计民生采取的措施：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是直接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第三类是针对朝廷和皇帝本人提出的建议：覃恩信、重命令，并无实质性内容。

　　明黜陟，就是改革官员的升迁罢黜制度。这是针对北宋王朝庸官、冗官、贪官数量太多的弊端采取的措施。抑侥幸，主要将矛头直指造成大宋王朝冗官泛滥的“荫官”制度。择官长其实就是明黜陟的具体实施措施，选择优秀的官员，淘汰庸官、贪官和懒官。这3项改革措施是庆历新政的核心，其他7个措施都是无关紧要的老生常谈。也因为这3个措施直接损害了既有利益集团的利益，才遭到他们疯狂的反扑。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参政范文正公》里就记载了当时由于强力裁汰冗员导致的议论：“公取班簿，视不才监司，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谓公曰:‘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朱熹称赞范仲淹此举“有补于世教”，但是也可看出，同样是改革派的富弼都有些看不过去，更何况其他的那些反对势力？

　　范仲淹

　　据统计，最先下诏实施的措施是“择官长”，时间是庆历三年（1043年）10月12日；第二个实施的措施是“明黜陟”，时间是庆历三年10月28日；第三个颁布的措施是“抑侥幸”，时间是11月19日；第四个发布的措施是“限职田”，时间是庆历三年11月28日；第五个颁布的措施是“精贡举”，时间是庆历四年（1044年）3月13日；第六个颁布的措施是“减徭役”，时间是庆历四年5月28日。

　　庆历新政延续了八个月便无疾而终，甚至在社会上没有掀起太大波澜。新政失败的原因很复杂，那么，那么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了新政的流产呢。

　　第一个原因就与赵祯有关。从新政开始实施，到落魄收场，赵祯是左右这件事情的核心人物。后世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庆历新政是由赵祯发端，但是实施过程中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猛烈反扑，这才归于失败。不但后世这么认为，连当时的人都持这种观点，修撰《宋史》的元代丞相脱脱也不例外，他在范仲淹传记里写道：“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倖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范仲淹

　　实际上，不管既得利益集团多么猖狂，攻击多么狠，只要赵祯坚决支持改革，成功的几率是很高的。当年商鞅变法遇到的困难较之庆历新政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正是由于秦孝公的强力支持，变法才得以推行。秦惠文王登基后虽然处死商鞅，但是下令不准废除商鞅定下的法律，所以“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赵祯在变法期间自始至终采取虚以委蛇的态度，行事风格特别不正常。先是仓促提议改革，不给范仲淹等人充分的准备时间，在新政推行过程中，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新政实行了没几个月，仁宗凭着一些捕风捉影的朋党指控，就陆续罢免了几乎所有的改革派。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仁宗的行为，他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意愿。

　　第二个原因就是新政改革触及了北宋王朝的政治制度。选官和荫官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这是北宋王朝得以正常运转的根基，庞大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除非有壮士断腕的决绝，彻底更新既有的政治制度，才有可能解决这些痼疾，否则只是痴心妄想。而在当时那个条件下，改革派们也没那么大的觉悟，根本无法办到，遭到反对者口诛笔伐，也是情理之中。

　　范仲淹

　　第三个原因，新政上马极为仓促，没有长远规划，没有分步实施措施，很多还停留在概念层面，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并且对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对于后续承接没有可行的方案。比如，择官长这个措施很不错，淘汰了一大批庸官和蠢官，但是，这些人淘汰之后怎么安排又是一个问题，范仲淹虽然不让这“一路哭”，可是“一家哭”的问题也需要解决。

　　第四个原因，才是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疯狂反扑、撕咬改革派，这是表面原因。说实话，把别人逼得都活不下去了，他们能不狗急跳墙吗？

　　在这些复杂因素的交织下，庆历新政只能无疾而终。“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而范仲淹也离开了这个可以一展报负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