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崩离，黄宗羲乘乱脱身返回余姚。闰六月，余姚孙嘉绩、熊汝霖起兵抗清。于是，黄宗羲变卖家产，召集黄竹浦600余青壮年，组织“世忠营”响应，著《监国鲁元年大统历》。

　　黄宗羲跟随南明鲁王反清多年，与阮美、冯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长崎岛、萨斯玛岛，未成而归。遂返家隐居，不再任职鲁王行朝。黄宗羲遭清廷三次通缉仍捎鲁王密信联络金华诸地义军，派人入海向鲁王报清军将攻舟山之警。

　　黄宗羲

　　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黄宗羲开始著书讲学，作为明遗民，拒不仕清。

　　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学生代为力辞。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赴京修《明史》，黄宗羲以年老多病坚辞。康熙帝令地方官抄录其所著明史论著、史料送交史馆，总裁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万斯同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是年黄宗羲始停止讲学，悉力著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参与修纂《浙江通志》。

　　黄宗羲虽然拒绝仕清，但是多次称赞康熙帝，晚年时，他在书信等之中，每每赞誉康熙皇帝为“圣天子”，称清廷为“国朝”、清军为“王师”，用康熙年号，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等。

康熙帝对黄宗羲是宽容和大度的，黄宗羲作为一个反清的大臣，一个通缉犯居然在乡间讲学而安然无事，很明显这是康熙帝故意的。作为一个落后的民族入主中原，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收拢天下士子之心，自古以来都是得士者得天下，失士者失去天下。康熙帝继位以后，跪拜孔子，以儒治国，对待黄宗羲这样的大儒更是高看一眼，多次征召，以示诚意。康熙帝的目的就是让天下士子看到大清朝也是追求文化认同的正统王朝。黄宗羲就是康熙帝进行政治宣传的最好榜样。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黄宗羲年已八十有一。“二月，圣祖仁皇帝问徐尚书乾学：‘海内有博学洽闻、文章尔雅、可备顾问者？’乾学对曰：‘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黄宗羲，学问渊博，行年八十，犹手不释卷……’圣祖曰：‘可召至京，朕不任以事，如欲回，即遣官送之。’乾学对：‘前业以老病辞，恐不能就道也。’圣祖因叹人才之难如此！”

　　黄宗羲在晚年似乎忘了自己的明遗民身份，被康熙帝所感动，他在《周节妇传》里写道：“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一句“无幽不烛”完全写出了青年康熙帝孜孜求治，日理万机的情形。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黄宗羲给左都御史徐乾学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去岁得侍函文，不异布衣胥肉之欢。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当其盛也。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非寻常之宣麻不关世运也……方今杀运既退，薄海内怀音草状；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

黄宗羲让自己的儿子徒弟去帮康熙帝修《明史》，实际上就是对清朝的一种默认。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宗羲不入史局，而史局大事必咨之，其所辩论，史局常依之资笔削焉。”尽管如此，黄晚年并未拒绝与满清官员的私人交往，不干涉子弟门人参与科举考试，在文章里采用了康熙、顺治等年号，对于康熙帝也偶有赞美之辞。

　　明朝遗民吕留良评价他“蛟龙变蝌蚪”，以前是条龙，吹捧康熙帝之后，就变成蝌蚪了。章太炎评价：“黄太冲以《明夷待访录》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意思是黄宗羲写《明夷待访录》调子很高，其实是有心作清朝顾问。

　　从康熙元年（1662年）开始，黄宗羲的人生取向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从矢志抗清转向于著述讲学。对如何做遗民有他自己的认识，“止于不仕而已”是“遗民之正”，不做清朝的官就是正统遗民。

　　康熙三十年（1691）黄宗羲82岁，撰《杨士衡先生墓志铭》一文，说：“当夫丧乱之际，凡读书者，孰不欲高箕、颖之节。逮夫世变之纷挐，居诸之修永，波路壮阔，突灶烟销，草莽篱落之间，必有物以害之。故卑者茅靡于时风，高者决裂于方外，其能确守儒轨，以忠孝之气贯其终始者，盖亦鲜矣！此无他，凡故畴新亩，廩假往来，屋庐僮仆，吾不能忘世，世亦不能忘吾，两不相忘，则如金木磨荡，燎原之势成矣。吾于士衡先生，为得遗民之正也。……铭曰：彼炎午之生祭兮，固大义之开陈；其后上书牧庵兮，何恕己而刻人？皋羽挂剑于桐江兮，不占故土之一疄；思肖寄木主于萧寺兮，悲饥鬼之蓁蓁。唯先生之得其正兮，足不越乎榆枌。彼世路之是非兮，亦相割如吴、秦。何必汗漫而远游兮，方为故国之遗民。”

　　这就不难理解黄宗羲为什么在撰文时称清朝为“国朝”，称清朝军队为“王师”，称康熙皇帝为“圣天子”。因为他的底线就是不做清朝的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