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署，即总理衙门，总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清政府处理洋务和外交事务的机构。平常决定事务时，是集体负责制。即必须每位堂官签字同意，一件事才能通过。

　　因为事权不一，李鸿章不免抱怨同事不能办事。此时的总理衙门大臣是恭亲王奕䜣、礼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李鸿藻，翁同龢、户部侍郎张荫桓、户部尚书敬信、礼部侍郎吴廷芬。

　　恭亲王于甲午年重入总理衙门，是最重要的决策者，但现在早已褪去了过往的盛气，加之身体不好，所以对时事不太过问，李鸿章不满其无所用心。此时总理衙门中权势最大的，当属翁同龢。而李鸿章与翁同龢素来不合，自李鸿章入总理衙门后，翁同龢更是处处排挤他。

　　李鸿章的郁闷可想而知。但是，翁同龢又不得不依靠李鸿章，因为翁同龢不喜欢也不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所以找李鸿章为交涉挡箭牌。李鸿章指责翁同龢拘泥于小节，不问大事，又感叹“两宫惟命是从”。

　　其实，慈禧已对翁同龢的权力影响有所戒备。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2月25日，李鸿章正在准备出使俄国之时，慈禧下令撤去了敏庆宫，避免了翁同龢每日与清德宗的单独见面。至于李鸿藻、吴廷芬、敬信，他们对总理衙门的事务更是敷衍了事。尽管李鸿章口上百般抱怨，却不禁流露出“舍我其谁”的气势。

　　总理衙门大臣不好当，且不论要有所作为，光是应付各国层出不穷、变本加厉的要求，就足以头昏脑胀。

　　甲午后，列强更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各国公使为了争夺筑路权、开矿权，纷纷来总理衙门叫需。法国已成功地取得了龙州铁路的修筑权；俄国人凭借《中俄密约》，也要修筑中东铁路，并开始染指开矿；英国人在争夺西江通商事；德国酝酿在山东取得一个不冻港，并希望承办山东铁路；不甘于落后的美国人，也要介入到铁路的修筑权中。

　　在此危难之际，年轻的光绪帝下达谕旨，要求变革，官员士子为求富强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焦点也在修铁路和开矿上。而这些要求，正是李鸿章多年所呼吁的，他表现了极大的参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