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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达玛上台后吐蕃外部环境还比较有利,但内部却矛盾横生

朗达玛上台后吐蕃外部环境还比较有利,但内部却矛盾横生
2020年07月03日 15:18 新浪网 作者 未央长喟

  会昌二年(842年),辉煌豪劲了二百年的吐蕃王朝猝然崩盘。之后,西藏地区再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权。

  关于吐蕃王朝崩溃的原因,长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著作中给出了不同的答案。那究竟吐蕃王朝的崩盘应归咎于外因,还是内应呢?

  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写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按照孟子的理论,“国无外患,国恒亡”,可见国家的奔溃亡于内因。

  那吐蕃是否亡于内因呢?

  外部因素

  1、吐蕃的外患

  吐蕃王朝的中后期,在地缘政治层面一共有四个对手,分别是西方的大食、西北方的回鹘、东北方的唐朝、东南方的南诏国。

  这四个战略对手中,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回鹘汗国(争夺西域)和唐朝(争夺陇右和朔方);第二个层面是黑衣大食(争夺中亚、吐火罗)和南诏国(争夺云南、川西)。吐蕃与第一层面两国的战争烈度和规模,远超第二层面两国。因此,回鹘汗国和唐朝是吐蕃外患的主因。

  

朗达玛上台后吐蕃外部环境还比较有利,但内部却矛盾横生

  

吐蕃扩张形势图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末代赞普朗达玛执政的头两年,回鹘和唐朝非但没有对吐蕃形成威胁,一切似乎还朝着有利于吐蕃的轨道发展。

  作为嗜血搏杀了一百八十年死对头,唐蕃关系自从唐长庆元年(821年)“长庆会盟”后,一直保持了和平。

  《册府元龟》中保留了这段时间吐蕃对唐友好往来的记录:“唐文宗开成元年十二月,吐蕃……南诏蛮……各遣使朝贡。开成元年十二月,以太子少詹事李景儒兼御史中压,充入吐蕃答贺正使。”“开成二年十一月,天德奏,吐蕃东北道元帅论夷加羌使信物,乃木夹,到本道,以其书信上闻。开成四年三月,以太子少詹事李景儒为入蕃使。”《新唐书》亦载:“开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论集热来朝,献玉器羊马。”

  再看另一个死对头回鹘汗国,这个为天山南北控制权与吐蕃死磕了几十年游牧政权,干脆给吐蕃献上了一份厚礼,自己先崩盘了。

  文宗开成四年(839年),回鹘宰相“安允合”、“特勒柴革”密谋作乱,被彰信可汗觉察后诛杀。另一宰相“掘罗勿”正率兵在外征战,因为害怕被株连,以马300匹贿赂沙陀酋长“朱邪赤心”,借沙陀兵共攻彰信可汗。彰信可汗战败自杀,国人立“馺特勒”为可汗。

  就在此年,回鹘人遭遇罕见的大范围瘟疫流行。年底,白灾(大雪灾)又至,数以万计的牛羊冻死。从此,回鹘汗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开成五年(840年),已岌岌可危的回鹘汗国再遭重创。回鹘大将俱录莫贺,“引黯戛斯(吉尔吉斯人的祖先)十万骑攻回鹘,大破之,杀馺特勒及掘罗勿,焚其牙帐荡尽”。

  朗达玛上台后吐蕃外部环境还比较有利,但内部却矛盾横生

  经此一败,漠北回鹘汗国覆亡,余众南迁、西徙。

  南迁回鹘与唐军发生多次冲突,为唐所败,十数万人回鹘降唐,渐渐被汉人融合。

  西迁回鹘部落分裂为三支,一支西投葛罗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旧唐书》卷195记云:“……回鹘散奔诸蕃,十五部西奔葛罗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其中,投奔葛逻禄的回鹘部落翻越葱岭,进入中亚地区。另外两支其实都投降了吐蕃,区别仅在投降地点不同。一支是在河西地区投降,唐史称“甘州回鹘”、“沙洲回鹘”、“北庭回鹘”。另一支在西域投降,唐史称为“龟兹回鹘”、“安西回鹘”、“焉耆回鹘”。

  回鹘汗国的崩盘,对吐蕃无异于天降之喜。从此后,天山南北只剩下吐蕃及其盟友葛逻禄人。

  但是回鹘崩溃的开成五年(840年)距吐蕃王朝崩溃只有短短两年。换言之,坐享几十万回鹘人口红利的吐蕃君臣,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诸神黄昏的乐章已经奏响!

  由此可见,国家层面的外患,并非吐蕃王朝猝然而亡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朗达玛上台后吐蕃外部环境还比较有利,但内部却矛盾横生

  吐蕃重骑兵

  2、天灾和疫病

  历史上西藏是一个天灾、疫病频仍的地区,现存史料中多见遭受大灾打击的记载。

  松赞干布、金城公主均死于疫病流行,而这种天灾也多被宗教集团用来打击异己。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左右,吐蕃发生大面积天花疫情。苯教势力借用疫病流行打击佛教传播,赤德祖赞(尺带珠丹)不得不将僧侣礼送出境,佛经、圣物都被潜藏了起来。

  一百年后,朗达玛执政的第三年,吐蕃也遭遇了大灾的袭击。

  《贤者喜宴》记载,(840年左右)发生了大地震,天空呈现处出血红色,流星陨石如雨而坠。吐蕃神山拉日山崩塌,因之堵塞了碌曲,碌曲为之倒流,暴涨的河水淹没河滩、农田,大量农户因此无家可归。河中还发出巨大声响和光亮,同时兼有雷击。……这时的地震、声响和光亮,在拉萨也感到十分清晰。除地震以外,《巴协》还记载,“拉萨出现霜灾,庄家生锈病,发生旱灾、兽瘟和人疫。”这场巨大的灾难,甚至远在千里外的唐史也有记载。

  《新唐书》亦载:“开成四年,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鄯、廓间夜闻肇鼓声,人相惊。”

  

朗达玛上台后吐蕃外部环境还比较有利,但内部却矛盾横生

  

吐蕃与唐对峙图

  这次灾难的烈度在西藏历史上也属罕见,可知受影响的民众人数众多。

  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吐蕃王朝的疆域,东至四川,北至天山、西至葱岭(帕米尔高原)可谓扶摇万里,下辖人口千万。版图如此巨大的国家,断不会因一次大灾便彻底崩溃。

  另外,吐蕃是中国周边民族政权中的特例,相比于突厥、回纥之类的纯游牧民族,吐蕃是个披着游牧外衣的农耕文明。

  吐蕃王朝的核心区域,农业是国家经济构成的基础。农耕文明虽爆发力不如游牧文明,但胜在坚厚绵长,根基不易动摇。因此,突厥、回鹘会因一场大灾猝亡,但吐蕃却不会。

  综合上述两点的分析,吐蕃王朝不论是外敌还是天灾,都不足以使其崩溃。

  那我们再来看看,吐蕃王朝的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

  1、国家经济入不敷出

  西藏地区的气候条件、生产力水平和人口基数,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疆域扶摇万里的大帝国。因此,“以战养战”是帝国扩张的必由之路。

  这一战略构想在初期确实非常成功,自从禄东赞带兵吞并吐谷浑后。以青海牧场为基地的吐蕃军队,在河陇、西域两个战略方向,对唐朝发动了长达百年的进攻。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被迫实施战略收缩,吐蕃在河陇地区大规模拓展,劫掠的财物让整个国家大受其益。

  

朗达玛上台后吐蕃外部环境还比较有利,但内部却矛盾横生

  

禄东赞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汉之财物往运河西,贮存于瓜州,悉为吐蕃所夺,吐蕃庶民也能身着丝绸。”

  但随着唐朝逐渐从安史之乱的打击下逐渐恢复,唐军在陇山(六盘山)一线构筑工事,凭借山高谷深的地形固守。吐蕃军队掠夺获得的收益日渐减少,为此吐蕃河陇节度使甚至率军绕过陇山,向北在灵州(灵武)、盐州(定边)、夏州(靖边)与唐军争夺。但关中北部,靠近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区,土地贫瘠、冬季寒冷、人口稀少,吐蕃在此方向的拓展很不顺利,所获甚少。此时,吐蕃疆域的拓展已达到了极限,膏贻之地尽在掌握,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因此,以战养战的国家收益不可避免的走低。

  德宗贞元晚期,唐蕃战争烈度逐渐降低,并不源于吐蕃对战争的需求减少,而是发动战争的性价比开始变差。而与此相对,吐蕃国内的消耗却大幅度攀升。

  随着赤松德赞时期确立了佛教在信仰领域的主导地位。随后两任赞普(牟尼、热巴巾)在弘佛方面的投入,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这导致整个吐蕃兴建寺院的热潮几近癫狂。

  

朗达玛上台后吐蕃外部环境还比较有利,但内部却矛盾横生

  

赤祖德赞

  《西藏王臣记》记载:“(831年)遂由李域(于阗)招请善巧工艺匠师,由尼泊尔招请甚多之塑匠石匠等,修建了伍香多福德无比吉祥增善寺佛殿,高九层有大屋顶形如大鹏冲天飞翔,非常的富丽堂皇。对祖先所建的各个寺院,按照盟誓的规定对残损的进行了修理。……到这一时期,吐蕃王臣在汉地和吐蕃共建寺庙1008处。”如果五世达赖喇嘛的记载的数量属实,那吐蕃当时寺院数量甚至远超他所处的清朝初期。

  再考虑到法会、礼佛、译经,以及供养僧人的支出,天文数字量级的消耗,别说是资源匮乏的吐蕃,就是放在自然环境优越得多的唐朝,也不见得能承受。

  2、政治斗争日趋激烈

  一直以来,吐蕃的政治斗争,都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王权与教权之争;教权与教权之争。

  每当教权甚嚣尘上,凌驾于王权,吐蕃王室都会以“灭苯”(“灭佛”)的方式打击,保持二者平衡。

  当王室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平衡力量引入吐蕃后,佛苯之争成了教权博弈的表现。而王权则可以左右逢源,两相其便。这是松赞干布引佛教入藏的政治考量。因此,藏传佛教从其发端之始,便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本质区别。

  在汉地,秉持儒家思想的士大夫阶层,对佛教涉入政治具有天然的阻滞性。因此,汉地灭佛多从经济原因考量,更多是为了释放青壮年劳动力,加入劳动生产。而吐蕃社会没有形成一个稳固的世俗思想体系,贵族阶层受宗教影响甚至比王室更甚。因之,吐蕃爆发的“灭苯”(“灭佛”)事件,全部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朗达玛上台后吐蕃外部环境还比较有利,但内部却矛盾横生

  基本上,表现为“灭苯”全部由赞普推动,而“灭佛”则全部由贵族大臣推动(朗达玛“灭佛”除外)。

  另外,自从赤松德赞采取“独尊佛教”的政策后,其后史料记载明确的4位吐蕃赞普,牟尼赞、赤德松赞、赤祖德赞、朗达玛(牟如赞记载太模糊)有3位遭刺杀而死。牟尼赞、赤祖德赞(热巴巾)死于苯教势力,朗达玛死于佛教势力。赞普死于非命的比例,远高于“独尊佛教”之前。

  由此可见,全力弘佛的举动,并没有弥合吐蕃的社会阶层,反而让政治斗争变得更惨烈。

  综上所述,朗达玛坐上赞普之位后,吐蕃国内的社会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一方面,“四大供”、“七户养僧”、“寺院不纳税、不征劳役”等制度让国家经济不堪重负。另一方面,世俗官僚无权锁拿涉案僧人,“用手指点僧人,断其指;用眼睛瞪僧人,剜其目”的律条,又遭到苯教和部分贵族势力的严重抵制。在此情况下,朗达玛本人是佛教徒,还是苯教徒并不重要。不论他“兴苯”还是“弘佛”都是死路一条。所以,他选择了以打击僧伽集团、寺院、译经院为主的“灭佛!”

  但随着他死于佛教徒的利箭之下,吐蕃社会百余年的积弊总爆发。几乎在一瞬间,便吞噬曾经辉煌的吐蕃王朝。这才是孟子所云,“国无外患,国恒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佛教安乐了吗?吐蕃王朝奔溃后的70余年,是公认的藏传佛教“黑暗期”。苯教安乐了吗?苯教在之后千余年间,一直游离于西藏政治核心之外。吐蕃贵族、民众安乐了吗?王朝的崩盘,诱发了席卷全藏的吐蕃属民大暴动。之后四百多年,吐蕃陷于割据的烽火不能自拔。

  这一切应归咎于佛教?苯教?还是朗达玛?后人自相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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