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不仅有那“烽火连天不休”的战乱，也有众多文人墨客、大家巨擘的横空出世。在这些人中，郁达夫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文学家，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的作品魅力之所在。而他的作品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转变着风格，总体上来说他的作品有三种风格，从最初的自叙一直转变到了最后的避世和反抗。

　　“自叙传”模式的书写的阶段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所以他早期的小说作品不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多是从“我”为中心创作的。这一时期，作者留学日本，阅读了大量的外国小说，特别是德国和俄国的著作影响，当时流行的日本私小说对作者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在此基础上，郁达夫正式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生涯。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严重，“东亚病夫”的称号更是深深刺痛着中国人的内心，如同郭沫若说的“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郁达夫此时正怀有"青春期"的情节，时代的沉重感、社会疏离感交织，使郁达夫小说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比如短篇小说《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

　　作者用浅白直露的写法描写的小说人物多为知识分子，比如《沉沦》中描写的主人公是一个留学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饱受当地学生的歧视，而又与同期留学生又格格不入，性格内向且懦弱胆怯，承受着弱国子民的伤痛，无法把握自己命运，成为时代悲剧下的“零余者”。

　　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在初期时并不注重结构和情节的描写，而是靠人物内心的情感流动推动小说的发展，所以只有一些零碎的场面或故事的片段，情节构造上会比较单一。

　　向现实靠拢的阶段

　　周作人曾指出《过去》中的“作风变了”，可以说民国九年（1920年）后期写的《过去》开始摆脱“自叙传”模式，但一般认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转向写实、走向工农的标志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发表《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

　　民国十一年（1922年）郁达夫正式结束留学生活回国后，“东奔西走，为饥寒所驱使，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归国后的郁达夫面临着失业与贫困的现实，精神压力巨大，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就是这种状态下，郁达夫迎来了他的写作高产期。他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道：“在这一年之内，做的长短小说和议论杂文，总有四十来篇。”这时郁达夫创作了小说《胃病》、《茫茫夜》、《风铃》及《秋柳》，作者将关注重点由国外转到了国内，不仅注意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情绪的流动，而且在小说中增加了现实的元素。另外，作者将自己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家庭遭遇加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感，比如小说《还乡记》。此外，郁达夫在艺术上又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有了一些新的特色。这一时期的作品叙述增加，主人公的情感变为含蓄节制的抒发。像《过去》中的娓娓叙说和微微叹息则凝聚了“醇厚的感情”让人感同身受；不只如此，《沉沦》中大胆直露的爱欲描写也被替换成爱欲的节制与升华。郁达夫还尝试用象征主义诗歌的表现方法来写小说，比如《怀乡病者》。

　　在人物方面则增加了工农形象，比如《春风沉醉的晚上》小说引入了一个下层众人形象，烟厂女工陈二妹。

　　具有避世的情绪和反抗的精神阶段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的统治使郁达夫冷静了下来。郁达夫虽然不畏反动派的残暴压迫，如同鲁迅一样始终用自己的笔声讨黑暗的社会，声讨罪恶的帝国主义，声讨残忍的国民党反动派；但其作品中也流露出比较明显的逃避现实的消极退隐的情绪。比如，《迟桂花》、《迟暮》、《东梓关》等小说创作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郁达夫在杭州休养的时期，大都具有退隐情绪和逃避斗争的思想。《东梓关》中不断渲染徐竹园的隐逸生活的悠闲舒缓的氛围，并流露出作者对它的肯定，侧面表现了作者渴望远离尘世过隐居生活的情绪。

　　写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9月的中篇小说《出奔》是郁达夫所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这篇作品不同于以往的写作方式，把视角从知识分子类的“我”投向了整个社会，不仅要反抗社会，而且要呈现一个时代，使作品具有更深厚的内涵。

　　这一时期的人物类型多样，比如《迟桂花》中有作者投射的叙述的主人公“我”，有乡村下层的代表老友翁则生、翁母和翁莲。有《出奔》中地主阶级的代表董玉林夫妇，和继承了地主阶级本质的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