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也被称为是“清谭”，是指一种文人志士聚集在一处对于一些玄学问题，或是时事进行谈论批评的一种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承袭了东汉时期的清议。清谈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清雅的谈论，杜甫曾作诗云：“清谈慰老夫，开卷得佳句。”二是对时事的评论，三是对于老庄思想的崇尚，对于玄学问题的议论，在《晋书·隐逸传·鲁褒》这样记载：“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四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谈论，五是指一般的闲谈。显然这是一种坐而论道，而没有什么实际现实意义和行动的行为。
值得玩味的是，魏晋时期的清谈都形成了固定的程式：
清谈的主要方式是口谈，魏晋清谈的进行是有一套程式的，清谈会有对手，双方就某一问题引起争辩，辩论双方为主客，对于人数并没有明确的限制，可以两个人，也可以三个，或者更多人。清谈的席位称为“谈坐”，谈论的术语称为“谈端”，言论时引经据典称作“谈证”，谈论的语言称为“谈锋”。士族阶层或是统治阶级，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己见。在清谈时，由一方提出见解发表言论，另一方进行质疑，也就是所谓的“问难”，由此来反驳对方观点。双方相互就对方的观点提出质疑，反驳，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到结束时，双方或达成一致，或仍是各执一词，若仍是各执一词的话，则会有人出来调停，这被称为“一番”，甚至会有“两番”，“三番”，胜利的一方被称为胜论，失败的一方则为败论。这就是清谈的程式。
再来说为什么会出现名士清谈的现象。
一方面伦理道德是儒学的一个核心，儒家名教与儒生行为日益脱离，暴露了名教的虚伪性。另一方面，东汉中后期政治生活漆黑一团，知识分子入仕无门。有的人六十多岁了还在当太学生，等不到一个官做。学术界以沉闷繁琐的经学考证为主导。那种“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的文风，实在使有健全头脑的人无法忍受。
凡此种种，必然造成儒学信仰危机。于是，有不少封建知识分子企图摆脱困境，开始批判儒学，另找出路。
如魏晋年轻的玄学家王弼一针见血地指出名教的虚伪，他说其“崇仁义愈致斯伪”，“巧愈精思，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少士大夫从事先秦诸子的研究，也有人企图推翻汉代经学，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经典中作新的发掘。也有人想综合各家，别创新说。这种以复古为手段试图摆脱僵局的努力，使得许多消沉泯灭的学派开始活跃起来。
如曹操、诸葛亮等大政治家就崇尚法术。后人称之为“魏之初霸，术兼名法”。甚至墨家也受到一些士大夫的喜爱，学术思想开始摆脱独尊儒术以来的僵化局面，经学迅速衰落了。
著名学者任继愈指出：“汉代是以经学的记诵来吸引读书人作官的。所以汉代的经师特别多。可是后来在军阀混战中全国的图书文物遭到惨重的破坏。通经的儒生也变得极少了。曹魏时，朝廷大小官吏和大学生在京师的有万余人，能通古礼的却找不出几个；中央官吏有四百余人,能提笔撰写文告还不到十人。”
西晋以前，玄学清谈已占上风，充斥官场的也不再只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了。当时的才子神童如马融、孔融、祢衡、何晏、阮籍、王弼、钟会等一代风流，都是少年成名的。这反映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后来,尽管也有傅玄、刘寔致力于儒学的中兴，而东晋以后儒学越发式微了。
思想真空是不能长久的，玄学和道家开始兴盛起来。并逐渐成为主流。为什么在普遍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中,道家会渐渐占了上风,儒家和其他学派不能复兴呢？
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道家玄学的兴起，除了意识形态结构自身演变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东汉末年统治者对儒生的残酷迫害，大动乱的惊人的残酷性，造成道家对儒家的反动。当时，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对政治黑暗、残酷的现实深感失望。有的吓破了胆，生怕干政会招致杀身之祸。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中,下层知识分子既不敢也不能入仕,又不满于经学的繁琐和名教的虚伪。
他们愤世嫉俗，倾向于修身养性的全身长生之术和信奉“无为”的哲理。上层社会奢靡淫乱的享乐主义也需要找到理论说明。这样，玄学和道家成为社会的一种理论需要。魏晋时知识分子的必读有三本：《周易》《老子》和《庄子》，名曰“三玄”。天姿神迈的少年才子王弼就是以注《老子》、《周易》而闻名一时并影响后世的。
魏晋玄学以道家的自然来对抗儒家名教,主张放情任志、顺乎人性的生活态度。它是对儒家伦理说教的一种否定和反动。这种表面上蔑视封建礼法的“解放”，实际上是精神危机和放荡不检的生活所表现出的退却。中下层知识分子如嵇康、阮籍之类愤世嫉俗，憎恶政治的腐败，退却于远离现实的清高的精神生活中去。贵族门阀则沉溺于荒淫无度的享之中。魏晋玄哪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它是毁灭性大动乱在知识分子精神上造成的表现。这种现象说明：当人们对走入死胡同的官方意识形态产生厌倦，但仅仅只有感情上的反抗,而没有理论上的创新的话，就会进入官方哲学补结构的陷阱中去。
所以说魏晋玄学是士人清谈的直接产物。
再次，说说士人清谈造成的历史结果和影响
造成的历史结果最重要一点就是佛教的大行其道。正在儒家的入世精神像夕阳西沉，渐渐消失在“无为”和消极的黑夜中的时候，佛教开始构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冲击。佛教刚传入时影响并不大，魏晋玄学的兴起,使得佛教传播的速度大为加快了。
它是在人们纷纷寻找精神防空洞的情况下乘虚扩张的，佛教比魏晋玄学更为消极。玄学道家虽然讲“无为”，但却主张“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何晏强调“性”是先天之全,“情”是后天之欲，人们不能完全任情达理,还主张要合情合理。而佛教主张“出世”，把“情”看作是产生一切烦恼、罪恶的根源。主张减除欲望。佛教用现世的虚无来为出世作辩护佛教和玄学推波助澜,以至许多知识分子由玄而人佛，愈陷愈深。
汉魏时，佛教还不那么炽盛，西晋初年已不然,译出的佛学经典达上千卷之多。但最能引起中国士大夫兴趣的还是“般若学”。到东晋以后，佛学已经十分兴旺了，和尚们以哲学家的形像走上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舞台。并且和尚们似乎在政治舞台上也不甘寂寞扮演着重要角色。号称“大和尚”的名僧佛图澄，曾协助后赵的石鞫处理军机政要。名僧道安则为前秦符坚的政治顾问。
后秦的姚兴进把鸠摩罗什奉为国师。南方的刘宋王朝中，孝武帝当朝时，人称慧琳为“黑衣宰相”。梁武帝时佛教几乎享有国教的地位。陈武帝、文帝则舍身佛寺。
还有一点就是400多年的社会持续动荡和分裂。
玄学和佛教的兴起，是实现大一统的巨大障碍。大一统需要依靠信仰统国家学说的知识分子组成官僚机构,需要以封建礼法来维护家庭和国家的等级次序。儒学正统地位的丧失，崇尚“无马”和“出世”的佛老之学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就使得大一统无法实现。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佛教，实现大一统的障碍会小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