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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政治黑暗催生清谈,又导致数百年的社会动荡分裂

魏晋时政治黑暗催生清谈,又导致数百年的社会动荡分裂
2020年10月25日 16:31 新浪网 作者 未央长喟

  “清谈”也被称为是“清谭”,是指一种文人志士聚集在一处对于一些玄学问题,或是时事进行谈论批评的一种文化形式,这种文化形式承袭了东汉时期的清议。清谈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清雅的谈论,杜甫曾作诗云:“清谈慰老夫,开卷得佳句。”二是对时事的评论,三是对于老庄思想的崇尚,对于玄学问题的议论,在《晋书·隐逸传·鲁褒》这样记载:“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四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谈论,五是指一般的闲谈。显然这是一种坐而论道,而没有什么实际现实意义和行动的行为。

  值得玩味的是,魏晋时期的清谈都形成了固定的程式:

  清谈的主要方式是口谈,魏晋清谈的进行是有一套程式的,清谈会有对手,双方就某一问题引起争辩,辩论双方为主客,对于人数并没有明确的限制,可以两个人,也可以三个,或者更多人。清谈的席位称为“谈坐”,谈论的术语称为“谈端”,言论时引经据典称作“谈证”,谈论的语言称为“谈锋”。士族阶层或是统治阶级,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己见。在清谈时,由一方提出见解发表言论,另一方进行质疑,也就是所谓的“问难”,由此来反驳对方观点。双方相互就对方的观点提出质疑,反驳,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到结束时,双方或达成一致,或仍是各执一词,若仍是各执一词的话,则会有人出来调停,这被称为“一番”,甚至会有“两番”,“三番”,胜利的一方被称为胜论,失败的一方则为败论。这就是清谈的程式。

  

  再来说为什么会出现名士清谈的现象。

  一方面伦理道德是儒学的一个核心,儒家名教与儒生行为日益脱离,暴露了名教的虚伪性。另一方面,东汉中后期政治生活漆黑一团,知识分子入仕无门。有的人六十多岁了还在当太学生,等不到一个官做。学术界以沉闷繁琐的经学考证为主导。那种“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的文风,实在使有健全头脑的人无法忍受。

  凡此种种,必然造成儒学信仰危机。于是,有不少封建知识分子企图摆脱困境,开始批判儒学,另找出路。

  如魏晋年轻的玄学家王弼一针见血地指出名教的虚伪,他说其“崇仁义愈致斯伪”,“巧愈精思,伪愈多变,攻之弥甚,避之弥勤”。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少士大夫从事先秦诸子的研究,也有人企图推翻汉代经学,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经典中作新的发掘。也有人想综合各家,别创新说。这种以复古为手段试图摆脱僵局的努力,使得许多消沉泯灭的学派开始活跃起来。

  

曹操

  如曹操、诸葛亮等大政治家就崇尚法术。后人称之为“魏之初霸,术兼名法”。甚至墨家也受到一些士大夫的喜爱,学术思想开始摆脱独尊儒术以来的僵化局面,经学迅速衰落了。

  著名学者任继愈指出:“汉代是以经学的记诵来吸引读书人作官的。所以汉代的经师特别多。可是后来在军阀混战中全国的图书文物遭到惨重的破坏。通经的儒生也变得极少了。曹魏时,朝廷大小官吏和大学生在京师的有万余人,能通古礼的却找不出几个;中央官吏有四百余人,能提笔撰写文告还不到十人。”

  西晋以前,玄学清谈已占上风,充斥官场的也不再只是老成持重的儒者了。当时的才子神童如马融、孔融、祢衡、何晏、阮籍、王弼、钟会等一代风流,都是少年成名的。这反映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后来,尽管也有傅玄、刘寔致力于儒学的中兴,而东晋以后儒学越发式微了。

  思想真空是不能长久的,玄学和道家开始兴盛起来。并逐渐成为主流。为什么在普遍的信仰危机和思想混乱中,道家会渐渐占了上风,儒家和其他学派不能复兴呢?

  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道家玄学的兴起,除了意识形态结构自身演变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东汉末年统治者对儒生的残酷迫害,大动乱的惊人的残酷性,造成道家对儒家的反动。当时,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对政治黑暗、残酷的现实深感失望。有的吓破了胆,生怕干政会招致杀身之祸。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中,下层知识分子既不敢也不能入仕,又不满于经学的繁琐和名教的虚伪。

  

王弼

  他们愤世嫉俗,倾向于修身养性的全身长生之术和信奉“无为”的哲理。上层社会奢靡淫乱的享乐主义也需要找到理论说明。这样,玄学和道家成为社会的一种理论需要。魏晋时知识分子的必读有三本:《周易》《老子》和《庄子》,名曰“三玄”。天姿神迈的少年才子王弼就是以注《老子》、《周易》而闻名一时并影响后世的。

  魏晋玄学以道家的自然来对抗儒家名教,主张放情任志、顺乎人性的生活态度。它是对儒家伦理说教的一种否定和反动。这种表面上蔑视封建礼法的“解放”,实际上是精神危机和放荡不检的生活所表现出的退却。中下层知识分子如嵇康、阮籍之类愤世嫉俗,憎恶政治的腐败,退却于远离现实的清高的精神生活中去。贵族门阀则沉溺于荒淫无度的享之中。魏晋玄哪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它是毁灭性大动乱在知识分子精神上造成的表现。这种现象说明:当人们对走入死胡同的官方意识形态产生厌倦,但仅仅只有感情上的反抗,而没有理论上的创新的话,就会进入官方哲学补结构的陷阱中去。

  所以说魏晋玄学是士人清谈的直接产物。

  再次,说说士人清谈造成的历史结果和影响

  造成的历史结果最重要一点就是佛教的大行其道。正在儒家的入世精神像夕阳西沉,渐渐消失在“无为”和消极的黑夜中的时候,佛教开始构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冲击。佛教刚传入时影响并不大,魏晋玄学的兴起,使得佛教传播的速度大为加快了。

  

何晏

  它是在人们纷纷寻找精神防空洞的情况下乘虚扩张的,佛教比魏晋玄学更为消极。玄学道家虽然讲“无为”,但却主张“内圣”和“外王”的统一。何晏强调“性”是先天之全,“情”是后天之欲,人们不能完全任情达理,还主张要合情合理。而佛教主张“出世”,把“情”看作是产生一切烦恼、罪恶的根源。主张减除欲望。佛教用现世的虚无来为出世作辩护佛教和玄学推波助澜,以至许多知识分子由玄而人佛,愈陷愈深。

  汉魏时,佛教还不那么炽盛,西晋初年已不然,译出的佛学经典达上千卷之多。但最能引起中国士大夫兴趣的还是“般若学”。到东晋以后,佛学已经十分兴旺了,和尚们以哲学家的形像走上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舞台。并且和尚们似乎在政治舞台上也不甘寂寞扮演着重要角色。号称“大和尚”的名僧佛图澄,曾协助后赵的石鞫处理军机政要。名僧道安则为前秦符坚的政治顾问。

  后秦的姚兴进把鸠摩罗什奉为国师。南方的刘宋王朝中,孝武帝当朝时,人称慧琳为“黑衣宰相”。梁武帝时佛教几乎享有国教的地位。陈武帝、文帝则舍身佛寺。

  还有一点就是400多年的社会持续动荡和分裂。

  玄学和佛教的兴起,是实现大一统的巨大障碍。大一统需要依靠信仰统国家学说的知识分子组成官僚机构,需要以封建礼法来维护家庭和国家的等级次序。儒学正统地位的丧失,崇尚“无马”和“出世”的佛老之学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就使得大一统无法实现。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佛教,实现大一统的障碍会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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