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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从刘贺处吸取教训,步步为营逐步除掉霍光

汉宣帝从刘贺处吸取教训,步步为营逐步除掉霍光
2021年04月26日 19:22 新浪网 作者 未央长喟

  宣帝十八年的民间生活,《汉书·宣帝纪》中曾有详细的描述:“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思顾旧恩,哀曾孙,奉养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既壮,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诗》于东海腹中翁,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

  略略数语,刻画出一个性喜游侠、行为豁达、性格宽宏,又高材善学的形象;如果与霍光等大臣请立宣帝的奏疏比较,后者呈现的则是行为中矩、通晓经书、“躬行节俭,慈仁爱人”的人主形象。

  然而,在其后政局的发展,尤其是与霍氏集团的争斗中,人们更多看到是宣帝性格持重,外宽内忌的形象。这也是他能够坐稳帝位的主要原因。

  汉宣帝从刘贺被废中吸取的教训

  宣帝即位之初,如何处理与大将军霍光的关系,不仅关系到政局能否稳定,实际上也关系到宣帝自身的安危。

  是时,霍氏家族的势力膨胀到了极点。早在昭帝之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为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壻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已经形成了“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的态势,昌邑王刘贺被废黜后“光权益重”。前车之鉴不远,宣帝不能不谨慎行事,以免重蹈刘贺覆辙。

  宣帝对霍光的提防主要表现是汲取了刘贺的教训,以“无为”的姿态缓解了霍光的防范之心。昌邑王刘贺所以能被霍光立为皇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远较广陵王刘胥年轻,更容易被操纵控制之故;而大将军霍光所以力排“咸持广陵王”的群臣之意,表面上的理由是“王本失道,先帝所不用”,但真正原因则在于是时广陵王已逾壮年,一旦入主未央宫,霍光则无法继续维持独揽朝纲的局面。

  而刘贺的立而复废,症结也不完全在于其行为昏乱、荒淫失道,而是与霍光争权密切相关。早在刘贺被征立之时,昌邑中尉王吉就告诫刘贺曰:“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

  

刘贺

  然而刘贺并没有听从王吉的告诫,而是将“昌邑官属皆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昌邑相安乐迁长安卫尉”。急于以昌邑群臣取代朝臣的意图十分明显。

  太仆丞张敞也上书谏曰:“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止倾耳,观听风代。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辈先迁,此过之大者也”。依然没有引起刘贺的注意。

  刘贺的举动显然是仿效文帝以藩王入主未央宫时,即拜代国旧臣“朱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的做法。然而,刘贺效颦式的模仿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霍光的高度警觉,促使霍光立即采取措施捕杀昌邑群臣,废黜刘贺。

  刘贺废黜,二百多名昌邑臣被杀,显示出霍光赫赫的权势与统治手段的冷酷,对继位的宣帝不啻是一严重的告诫。况且宣帝是以“庶人”之身一登“九五”之尊,朝中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势力,较之以诸侯王身份入主长安、有众多昌邑旧臣辅助的刘贺更显得势单力薄。这也是霍光答应立宣帝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政事壹听之”大将军霍光,“垂拱南面”,只能是宣帝的唯一选择。鉴于刘贺“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辈先迁”的失策,宣帝即位初始,即诏“有司论定策安宗庙功”,霍光等权臣益封。

  对于大将军霍光表示的“稽首归政”,宣帝“谦让不受”,依然委政于霍光,“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

  

刘询

  宣帝的做法是极其明智的,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霍光的戒备防范之心。但就宣帝本心而言,“甚尊惮大将军,然内亲安世,心密于光”。在君臣表面上和睦相处的背后,则是对霍光细致入微地提防。

  汉宣帝的一步步精心周密的政治安排

  地节二年(前68年)春,霍光去世。此时霍氏家族的势力依旧存在,霍禹嗣父爵为博陆侯,迁右将军,乐平侯奉车都尉霍山复领尚书事,中郎将霍云封冠阳侯,诸婿、亲戚依旧兵权在握。

  但是霍光的去世,,毕竟为打破霍氏家族左右朝政的局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于是宣帝着力强化皇帝权威,采纳御史大夫魏相的建议,废除“副封”制度,同时诏魏相给事中,引入内朝,从中牵制霍氏集团;旋即又以“老病”免除丞相韦贤,,代之以魏相,将中外朝都牢固地控制自己手中。

  与之同时,封皇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位特进,与其弟中郎将许舜共同监护太子,免除祸生腋下之虑。

  宣帝此举断绝了霍氏家族以外戚身份继续操纵朝政的企图。难怪霍夫人显闻知许皇后子立为皇太子后“怒恚不食,欧血,曰:‘此乃民间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为王邪?”

  不久,宣帝又进一步采取措施,更任霍禹为大司马,罢除其右将军屯兵及官属,诸霍及亲戚掌握兵权者皆削除兵权,,或外放任为郡太守,或更任为文职,京师屯兵的及宫廷宿卫均以外戚许氏、史氏子弟代领。地节四年(前66年)秋九月,大司马霍禹等被人告发密谋反叛,家族尽诛,霍皇后废黜,“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十家”。

  从宣帝为翦除霍氏家族而进行精心部署来看,与其谨慎周密及外宽内忌的个性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与同样也喜欢“斗鸡走马”,但性格外露、处事草率,刚入主未央宫就急于有所动作,因而最终被废的刘贺相较,宣帝长达十八年的民间生活所锻炼出来的坚忍的性格及丰富的处世阅历,确实与“少失父母,孤弱处深宫中,独与宦者婢妾居,渐渍小国之俗,加以质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的刘贺有不可同日而语之处。

  汉宣帝何以非得族灭霍氏?

  霍氏被族灭之前,徐生、魏相、张敞诸人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愿:即在消除霍氏权力的前提下,保全霍氏家族,同时也是为了保全宣帝“褒宠故大将军,以报功德”仁慈之主的令名。

  

霍光

  实际上,自霍光去世后,削霍氏权力的部署已经有条不紊地完成了,“罢其三侯,令就第,亲属皆出补吏”,张敞所说“天下必以陛下为不忘功德”,魏相所云“全功臣之世”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但是霍氏最终仍难逃灭族之祸,其中因素,大致有三:

  首先,霍氏灭族虽是在霍光死后,但是祸因在霍光生前业已埋下。霍光自后元元年(前88年)受武帝遗诏辅弼昭帝以来,至地节三年(前67年)去世,运作汉廷朝纲整整二十年,其间废帝立帝,权势熏天,为西汉之时前所未有的权臣,俨然是一位无冕之王。

  在君权至上的古代社会中,霍光所为显然已经严重侵犯了皇帝的权威。如果说昭帝在位期间,由于受到上官父子、燕王刘旦夺位的威胁,不能不全力支持霍光,,以至形成“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的局面,霍光也博得了一个汉廷“周公”美名的话;那么在昭帝驾崩后,昌邑、宣帝次第即位,已经不存在着其他权臣觊觎朝政的情况,权臣与君主的矛盾则立即凸显出来。

  刘贺征立后不顾王吉等人的良苦告诚,立即重用昌邑群臣,旨在褫夺霍光的权力,,反映出亟于解决这种矛盾倾向。宣帝则汲取了刘贺轻举妄动,自蹈覆辙的教训,以“垂拱无为”的形式拒绝霍光“归政”的表示,暂时缓解了与霍光的权力之争,但是君臣矛盾依旧存在,不过是将爆发的时间推迟到霍光死后三年而已。

  其次,霍光当政之初,鉴于其辅政地位尚未完全巩固,曾采纳一位史佚其名者“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的建议,实行内结宗室,外联群臣,为政尚宽的方针。在处置宗室刘泽谋反案时仅诛杀刘泽等数人,连幕后策划者燕王刘旦也以“至亲”的名义“有诏勿治”,即是明显例证。

  但是在翦除了上官氏集团及燕王刘旦之后,霍光为了确保权力的独立运作,“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元凤三年(前78年),在距上官桀等谋反事已经平定两年之后,霍光竟借朝臣审治侯史吴藏匿桑迁的事件发难,廷尉王平、少府徐仁及左冯翊贾胜胡因“坐纵反者”被诛杀,并险些祸及丞相田千秋,在朝臣中引起强烈震撼。

  

杨敞

  为了进一步削弱早已式微的外朝官的权力,霍光先后以杨敞、蔡义、韦贤三人为丞相。其中杨敞曾为霍光的属吏,素谨畏事”;蔡义为相时年逾八十,“貌似老妪,行步傀偻,常两吏扶夹乃能行”;韦贤也是七十余岁的老翁,仅以通经学,曾为昭帝师的资历为相。

  霍光以在政事上毫无作用、唯大将军马首是瞻的三人为相,早已蒙受“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之讥。

  霍光的作为固然可以保证政由己出,集中外朝权力于一身,再无掣肘之虑,但是却违背了“宜纳宗室,多与大臣共事”的初衷,从而使自身也处于一种孤立无助的地位。所以霍光死后,一些与霍氏渊源较深者,纷纷以各种方式疏离霍光集团。

  如霍光女婿、秺侯金赏在“霍氏有事萌牙”时“上书去妻”,以求避祸;曾为霍光一手擢升、位居其次,又有拥立之功的车骑将军张安世更是“小心畏忌”,闻知宣帝欲以其“继大将军后”时惶恐不安,恳请“天子财哀,全老臣之命”,深惧朝臣将其视为霍光第二,亟于消弭与霍氏交往甚密的心迹显见。

  金氏、张氏尚且如此,更遑论那些久在霍氏的威慑之下,早已心存怨望的其他朝臣。当霍禹对宣帝侵削霍氏权位,怨望不已之时,霍禹故长史任宣就直言相告:“大将军时何可复行!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积怨甚多,“大司马欲用是怨恨,愚以为不可”。表明霍氏集团内部一些人也认识到,霍光过分集权及为政严酷,已经严重地削了霍氏集团的统治基础。

  

刘询

  再次,,从霍光之死至霍氏灭族将近三年,客观上为霍氏集团重新调整与宣帝的关系留下足够的时间。然而长期处于霍光权势荫庇之下的霍禹诸人,显然缺乏必要的政治才干,不仅没能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反而以贵胄子弟的骄奢妄为的行为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平心而论,霍光对其子霍禹的才干曾有清醒的认识:当初,张安世之子张千秋与霍禹皆以中郎将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乌桓,还见霍光,“问战斗方略,山川地形,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所忘失。”再问霍禹,“禹不能记,”日“皆有文书”。

  于是霍光“以画不材,叹曰,霍氏世,张氏兴矣”,但是为了保证霍氏权力的延续性,霍光在弥留之际还是借上书谢恩之机巧妙地为“不材”的霍禹求官。身居权力中枢又无相应政治才干的恶果很快地就显现出来,面对着霍氏权力日益被削夺的严峻局势,霍禹诸人除了“缮治第宅,走马驰逐”,骄恣享乐,纵奴逞威外,就是相对啼泣,自怨自艾,几乎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及应变措施。

  如此之才干与作为,即使有心“谋反”,也只能是拙劣仿效上官氏,,自罹其祸而已。正因为“禹、云、山皆庸才”,所以宣帝在诛除霍氏时才能“匕鬯不惊”,吕思勉先生之语,实为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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