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明宪宗驾崩，九月，十八岁的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以翌年为弘治元年（1488年）。
明孝宗共在位十八年，旧史对其多有誉语。有的把他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有的说，明代皇帝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只有仁宗、宣宗和孝宗；有的则为之加上了“中兴之令主”的称号。这些评价，不能说没有溢美，但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明孝宗的基本状况。
斥逐奸邪,任用贤能
1、尽逐奸佞
孝宗即位时所面临的局面是，由于明宪宗重用宦官和奸佞，造成“朝多秕政”。为了刷新政治，改弦更张，明孝宗首先在用人上进行整顿，斥逐奸邪，任用正直、练达之士。
太监梁芳“贪黩谀佞”，在成化年间通过向明宪宗宠爱的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得到其欢心，从而“擅宠于内”。许多奸佞之徒走他的门路而得重用，与他“共为奸利”。他取“中旨授官累数千人，名传奉官，有白衣躐至太常卿者”。
孝宗在即位后的第六天，就把他“谪居南京，寻下狱”。奸佞李孜省，在成化年间作恶多端，权势很大,“缙绅进退，多出其口，执政大臣万安、刘吉、彭华从而附丽之”。孝宗即位后，于斥逐梁芳的同一天，也把他谪罚戍边，后来又将他逮捕入狱。
成化年间“传奉之例既开，文武僧道滥恩泽者数千”，“一时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西番僧“授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者不可胜计”，“缁衣、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孝宗即位后，不出两月，即下令汰传奉官，右通政任杰等二千余人被罢免，又下令罢遣禅师、国师、真人等一千数百人。
万安，四川眉州人，自成化五年（1469年）入内阁参机务，然而毫无才能，“既柄用，惟日事请托，结诸阉为内援”。为了找靠山、稳固地位，竟通过宦官向万贵妃大献殷勤，“自称子侄行”。孝宗当太子时，已“稔闻其恶”，即位后，在宫中发现一箧奏疏，内容都是讲房中术的，末尾的署名又都是“臣安进”，于是派人拿着这些奏疏到内阁找万安，指责他：“是大臣所为乎？”万安羞愧难言。“已而科道交章论之”，孝宗遂下令罢免其官职。
江夏僧人继晓，早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已由于言官的“极论其罪，始勒为民”。弘治元年（1488年）十一月，“给事中林廷玉复请逮治”，于是明孝宗下令把这个妖僧处以死刑。此外，明孝宗还罢免处罚了另外一些奸邪之徒。这一系列行动，好像一阵冲刷污垢的暴风雨，使“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这为全面刷新政治，起了扫清障碍的作用。
2、任用贤臣
与罢斥奸邪并行的是任用贤能。这个方针，孝宗在位期间始终得到奉行。《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曾把它用二十个字加以表述：“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执行，明孝宗很注意对各级官吏的考察。
为了熟悉官吏的情况，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他让吏、兵两部把两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备以上官姓名抄下来，贴在文华殿的墙壁上，“有迁罢者，易以新除”。为了使官吏的考察符合实际，他多次指示吏部、都察院，“考察进退人才，务得实迹以由于明孝宗注意任用贤能，弘治时期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出了许多名臣，其尤著者有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
王恕，陕西三原人，一向以“好直言”著称，成化时期，“侃侃论列无少避，先后应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权幸。天下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则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时为谣曰：‘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他的这种品行，使“贵近皆侧目”，昏庸的明宪宗“亦颇厌苦之”，终于使他“不得立朝”，在成化末年被强迫“致仕”。
孝宗即位后两个月，由于许多大臣的推荐，致仕家居的王恕被任命为吏部尚书，直到弘治六年（1493年）闰五月，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孝宗皇帝对他很信任，而他“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国事”，“先后以灾异条七，以星变陈二十事，咸切时弊”。
在吏部侍郎彭韶的辅佐下，“甄人才，核功实，仕路为清”。王恕先后引荐的人才有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时名臣。他贤才久废草泽者，拔擢之恐后。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恕力也。”
马文升，湖广钧州（今河南禹州市）人，“有文武才，长于应变，朝端大议往往待之决”。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由于李孜省进谮言，由兵部尚书调南京。孝宗即位后，召拜左都御史。不久，被任命提督十二团营。弘治二年（1489年），又擢任兵部尚书，督团营如故。这时因兵政久弛，“西北部落时伺塞下”，马文升严核诸将校，黜贪懦者三十余人。奸人怨恨，夜间持弓矢等在他的门口，企图行刺；还有的作谤书，射入东长安门内。明孝宗得知后，立刻命令锦衣缉捕，并拨骑士十二人，“卫文升出入”。
直到弘治十四年（1501年），由于改任吏部尚书，马文升才离开兵部尚书之职，前后凡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马文升“尽心戎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数条上便宜。国家事当言者，即非职守，亦言无不尽”。
刘大夏，湖广华容人。成化初“除职方主事，再迁郎中。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所奏覆多当上意，尚书倚之若左右手”
弘治二年（1489年），迁广东右布政使，弘治六年（1493年）以吏部尚书王恕荐，擢右副都御史，治河张秋。后历任左副都御史、户部左侍郎等职，弘治十五年（1502年）拜兵部尚书。他能够将民间的真实情况毫无忌讳地向明孝宗报告。有一次，明孝宗在便殿召见刘大夏，问他说：“卿前言天下民穷财尽。祖宗以来征敛有常，何今日至此？”他回答说：“正谓不尽有常耳。如广西岁取铎木，广东取香药，费固以万计，他可知矣。”
明孝宗又询问士兵的情况，他回答说：“穷与民等。”弘治帝很不理解，继续问：“士兵居有月粮，出有行粮，何故穷？”他报告说：“其帅侵克过半，怎能不穷！”听了这番话，明孝宗感叹地说：“朕临御久，乃不知天下军民困，何以为人主！”遂下诏严禁。明孝宗“察知大夏方严，且练事”，对他极为亲信，数召见决事。“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顾，近侍辄引避。尝对久，惫不能兴，呼司礼太监李荣掖之出。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见，明日谕曰：‘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纠，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
刘健，河南洛阳人，成化时任少詹事，充东宫讲官，受知于孝宗。孝宗即位后，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机务，弘治十一年（1498年）成为首辅。
谢迁，浙江余姚人，孝宗做太子时已充当讲官；孝宗即位后，“与日讲，务积诚开帝意。前夕必正衣冠习诵，及进讲，敷词详切，帝数称善”。弘治八年（1495年），入内阁参预机务。
李东阳，湖广茶陵人，弘治八年（1495年）与谢迁同日登用，入内阁参预机务。弘治后期，孝宗“在位久，益明习政事，数召见大臣，欲以次革烦苛，除宿弊”。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每进见，帝辄屏左右。左右间从屏间窃听，但闻帝数数称善”。
三人各有特点，当时人评论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其中刘健、谢迁政绩尤其突出，《明史》的作者认为：“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商，后称刘、谢”。这个评论是有一定根据的。由于明孝宗“明于任人”，这便使他改良政治从组织上得到了保证。
广开言路
明孝宗即位后，还很注意广开言路。他一上台，立刻形成了臣子纷纷上书的生动局面。史载，“是时上更新庶政，封章旁午，言路大开”。不仅大臣上表言事，连尚未做官的太学生也踊跃上疏提建议。
明孝宗即位后几个月，将在万岁山建棕棚，以备登临眺望，太学生虎臣得知消息，当即“上疏切谏”。祭酒费訚担心自己受牵连，“锒铛系臣堂树下”。但过了不久，就有官校传令，把虎臣召到皇宫的左顺门，“传旨慰谕曰：‘若言是，棕棚已毁矣。”费訚听到消息，十分惭愧，而虎臣则从此名闻都城，“顷之，命授七品官，为云南知县”。
虎臣之大受奖励说明，明孝宗对敢言直谏是极力提倡的，而这种虚心纳谏的实际行动，鼓励了当时朝野人士敢言直谏。弘治九年（1496年）闰三月，少詹事王华在文华殿进讲《大学衍义》,“至唐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指陈甚切”。“时内侍李广方贵幸，招权纳贿。华讽上”。而孝宗听后不仅不加罪王华，反而“乐闻之，命中官赐食”。
弘治十年（1497年）二月，孝宗在后苑游玩之后，“御讲筵”，侍讲学士王鏊因而“进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反复规切，上为动容”。孝宗事后对王鏊也不怪罪，而是对当时诱导他游玩的宦官李广说：“讲官所指，殆为若辈，好为之！”自此之后，“遂罢游猎”。
明孝宗除了用虚心纳谏的实际行动劝导臣下踊跃进言之外，还经常直接、正面地提出这件事情，鼓励臣下知无不言。弘治十七年（1504年）九月，在经筵进讲中，讲官的讲章中有“以善道启沃他”一句，太监李荣认为“‘他’字不是对上语”，触犯了忌讳，向孝宗告状。孝宗听后，根本不把它当成什么罪过，并且为了避免讲官因此而不肯大胆规谏，特地召来大学士刘健等说：“讲书须推明圣贤之旨，直言无讳。若恐伤时，过为隐覆不尽，虽日进讲，亦何益乎！”而且又明确要求他们：“传语诸讲官，不必顾忌。”
明孝宗如此鼓励臣下直言无讳,，从而广开言路，使臣下能够大胆献策献计。广开言路政策的实行，使明孝宗能够集思广益，看到不足之处，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便为其改良政治创造了条件。
改良政治
弘治时期在政治上的改良，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勤于政事；第二，注意节俭；第三，抑制勋戚中官等势家近幸；第四，减轻剥削，注意救济灾民。
明孝宗有“勤求治理”之称，这是符合事实的。正统以来，皇帝每天只有一个“早朝”，“臣下进见说事，不过片时”。这样，皇帝与大臣见面的时间很少，只好听信“左右之人”，对大臣的了解不可能深入，甚至“未免以直为枉，以枉为直”。
鉴于这种情况，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吏部尚书王恕建议，除“早朝”之外，皇帝还要“日御便殿，宣召诸大臣，与之讲论治道，谋议政事，或令转对，或阅其章奏”。王恕认为，这不仅可以加深对大臣的了解，得以“随才任使，亦可以启沃圣心”，提高处理政事的才能。孝宗觉得有理，遂开始增加“午朝”，每天于左顺门接见大臣。
弘治年间，正直的大臣经常向明孝宗建议节俭，而明孝宗也都能予以采纳，说明这一时期对节俭是很重视的。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都御史马文升陈时政十五事，其中的一条是“节费用以苏民困”，他说：“一应供应之物，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言语极为尖锐、深刻。明孝宗对其建议“嘉纳之，悉施行”。
弘治二年（1489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诏大臣极言时政得失。左侍郎倪岳上疏说：“当今民日贫，财日匮，宜节俭以为天下先。”他还具体提出，要“减斋醮，罢供应，省营缮”。明孝宗对其建议又是“俱采纳焉”。弘治十四年（1501年）八月，大学士刘健等因军兴缺饷上言：天下的财富，其生有限，而“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数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入，动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
再加上大兴土木，官吏冗滥,“财安得不匮！愿陛下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为中外倡”。明孝宗对这个建议很重视，立即“减光禄寺供奉”，将之恢复到弘治元年（1488年）时的标准。成化年间，光禄寺增加了坐家长随八十余员，传添汤饭中官百五十余员。“天下常贡不足于用，乃责买于京师铺户”，而物价却并不及时支给，商人负累不堪。这时，兵部尚书刘大夏也“因天变”要求改革，明孝宗乃下令“裁减中官，岁省银八十余万”。
勋戚中官等势家近幸的为非作歹，是明中期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而弘治年间，以明孝宗为首的执政集团，对这一问题相当注意，竭力抑制其胡作非为和侵害一般老百姓的行为。
弘治三年（1490年）闰九月，明孝宗曾申明禁令，“禁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当时，勋戚近幸不肯遵守有关规定，“纵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货，都城内外，所在有之”。按照规定，“王公，仆从二十人；一品，不过十二人”。而这时“勋戚多者以百数，大乖旧制”。面对这种情况，弘治九年（1496年）九月，尚书屠潇等上言，要求皇帝戒谕勋戚，“凡有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扰商贾夺民利者，听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执治。仍考永乐间榜例，裁定勋戚家人，不得滥收”。
根据大臣的这个建议，明孝宗再一次下达了关于“禁势家侵夺民利”的命令。对于张皇后的两个弟弟张鹤龄和张延龄的制裁，尤其表现了当时抑制势家近幸作恶的政策。张鹤龄兄弟都仗势“骄肆，纵家奴夺民田庐，篡狱囚，数犯法。帝遣侍郎屠勋、太监萧敬按得实，坐奴如律。敬复命，皇后怒，帝亦佯怒。已而召敬曰：‘汝言是也。’赐之金”。
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月，户部主事李梦阳上书“指斥弊政”，洋洋数万言，其中指斥张鹤龄尤其严厉，揭发他“招纳无赖，罔利贼民，势如翼虎”。皇后之母金夫人及张鹤龄深为怨恨，天天“泣诉于上前”。孝宗不得已，下李梦阳于狱。科道官纷纷上疏营救，金夫人犹在孝宗面前泣涕，求加重刑。孝宗遂大怒，推案而起。既而法司请示处理意见，孝宗毫不犹豫地提笔批示：“梦阳复职，罚俸三月。”过了一些日子，孝宗夜游南宫，张鹤龄入内陪酒，皇后、金夫人也在场。“酒半，皇后及金夫人起更衣，上出游览，独召鹤龄语，左右莫闻也，惟遥见鹤龄免冠，首触地”。“盖因梦阳言罪寿宁也”。
不久，孝宗在一次召见兵部尚书刘大夏时，谈完其他事情后，孝宗询问处廷近日舆论状况，刘大夏告诉他：“近释李梦阳，中外欢呼至德如天地。”孝宗听后说：李梦阳的上疏中有“张氏”两字，“左右谓其语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狱。比法司奏上，朕试问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释之。’朕揣知此辈欲重责李梦阳致死，以快宫中之忿。朕所以即释复职，更不令法司拟罪也”。
弘治时期，统治者没有从制度上对赋役进行突出的改革，但在减轻人民负担上却做了一些好事，这主要表现在减免灾区的赋税征收上，有时甚至还拿出官府的财物，对灾民进行救济。
这类记载史书中极多，其中规模较大的便有如下几次：弘治三年（1490年）二月十日,“免河南被灾秋粮”。同月十二日,户部请免南畿、湖广税粮,孝宗说:“凶岁义当损上益下。必欲取盈,如病民何!”于是全部批准。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以水灾，停苏州、浙江今年织造”。弘治六年（1493年），全年中“以灾蠲者，两京外，蠲山西太原诸府平阳诸县夏税，河南开封诸府夏税之半，祥符诸县秋粮。又免沈阳卫屯粮六万四千余石。赈则自苏松外，山东饥甚，巡抚王霁先后请发帑金五十余万，米二百余万石，选廉能吏验口给之，凡活饥民二百六十余万”。弘治十一年（1498年），免南畿、山西、陕西、广东、西被灾税粮。弘治十四年（1501年），对两畿、江西、山东、河南等灾区既免税粮，又搞赈济。弘治十六年（1503年）九月，赈济两畿、浙江、山东、河南、湖广等地的被灾军民。上列事例，虽非全面统计，但从中已可看出，弘治时期的减免赋税和赈济灾民，次数相当之多，涉及的地区相当之广。
以孝宗为首的弘治君臣所进行的上述改良政治的活动，毫无疑义，都是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正统以来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因之暂时有所缓和。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也没有发生较大的纷争。弘治以前和之后，都曾发生过较多的农民起义，形成了明中期农民起义的两个高潮，而唯独这个时期农民起义发生极少，是政治上的一个相对稳定时期。
政治改良的局限性
弘治时期的政治应该予以肯定，但也不可估计过分。如果借用旧史书的名词，称这一时期为“中兴”，也未尝不可，但决不能误以为这个时期的政治已完美无缺。
明孝宗君臣的政治改良，从本质上说，只是小修小补，其作用只不过是防止社会矛盾激化。此外，即便这些小修小补，他们也不能彻底完成，持之以恒，推行不力、甚至言而不行和中途动摇、发生曲折，比比皆是。如孝宗即位之初斥逐奸邪的活动就没有搞彻底，刘吉即是未加斥逐的奸邪之一。
刘吉是北直博野人，成化十一年（1475年）入阁参机务。他与万安、刘珝同在内阁；对明宪宗的胡作非为竟无所规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他善于投机，经常为科道官所揭发，但却一直不失官位，“人目之为‘刘绵花’，以其耐弹也”。成化十八年（1482年）丁父忧，“诏起复”，他一方面假惺惺地“三疏恳辞”，另一方面却又暗地里走贵戚万喜的门路，“得不允”。就是这样一个无耻之徒，明孝宗即位后却没加罢斥，而且“委寄愈专”，使他得以继续看风使舵。他为了结好科道官，以免他们继续揭发自己，曾“建议超迁科道官，处以不次之位”。科道官不吃他这一套，对他的揭发没有停止。刘吉愤恨至极，后由于刘吉因封外戚事与孝宗发生分歧，才被“讽令致仕”。
其抑制势家近幸的政策也没能彻底执行。《明通鉴》关于这项政策就明确地记述说：“上性宽厚，虽屡申禁，不能尽执法也。”与明中叶政治混乱有极大关系的宦官用事问题，在明孝宗时期仍旧存在，李广即是这时很受宠信的一个宦官。明孝宗对任用贤能的政策未能持之以恒，有时很随便地便将贤能之士夺官罢职。
如彭韶，福建莆田人，弘治四年（1491年）秋任刑部尚书，“莅任三年，昌言正色，与王恕、何乔新称‘三大老’”。
当时宦官王明等杀人，仅判遣戍;；张皇后之父张峦建坟逾制，役使士卒达数万人；畿内豪猾往往冒充陵庙户或勇士、校尉，辄得免除徭役，致使一般老百姓加重了负担，流亡日众。对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彭韶皆“抗章极论”。贵戚、近习对他因而深为忌恨。在他们的阻挠下，彭韶的意见皆“格不行”，他只好“连章乞休”。对于这样的秉节无私之士，明孝宗未加挽留，弘治六年（1493年）七月竟批准他致仕“乘传归”。
明孝宗之“勤于政事”，也不是一以贯之。自弘治八年（1495年）以后，由于宦官李广等的引诱，明孝宗热衷于斋醮、烧炼，“视朝渐晏”。“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这时却变成“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大臣不能再和皇帝见面。章奏的批答也不及时，“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以致“正士疏远，邪说得行”。这种情形，到了弘治末年才得到改变。
明孝宗时期在政治上的其他各项改良，可以说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不能持之以恒的情形。
弘治十二年（1499年）十二月张弘至上疏,陈初政渐不克终八事：“初汰传奉官殆尽，近匠官张广宁等一传至百二十余人，少卿李纶、指挥张玘等再传至一百八十余人，异初政者一。初戮方士李孜省，斩僧继晓，近则烧炼斋醮不息，异初政者二。初去万安、李裕辈，朝弹夕斥，近被劾数十疏如尚书徐瑝者，犹砚然居位，异初政者三。初尝谕，有大政召大臣面谕；近自十年三月召见文华殿，不复再召，上下否隔，异初政者四。初停增设内官，近已还者复去，已革者复增，异初政者五。初慎重诏旨，左右不敢妄干,，近陈情乞恩，率奉俞允，异初政者六。初令兵部申旧章，有妄乞升武职者奏治，近乞升无违拒，异初政者七。初节光禄供亿，近冗事日繁，移太仓银赊市廛物，异初政者八。”
正是由于弘治时期政治上的改良存在上述局限性，这便使劳动人民的生活不可能得到较大改善，甚至有时仍处于极端困苦之中。
弘治十年（1497年），吏科给事中周玺在奏疏中说：“近来兴作相继，费出无经，民困于科派，军困于力役。”弘治十四年（1501年）兵部尚书马文升上言指出：“海内民困财竭。”这一时期人民揭竿而起的情形虽然不多，但也有发生。如史载弘治八年（1495年）“上杭盗复起”，陕西“妖僧据终南山为逆”，弘治十五年（1502年）“江西盗起，新昌王武为首”。可见，《明史》作者把弘治时期描绘成“朝序清宁，民物康阜”的太平盛世，实在有些夸张。
不过，弘治时期毕竟是政治比较好的时期，在论述其腐朽一面的时候，不可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明孝宗的政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