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汉书·匈奴传》亦有此语，一字不差，所言当依史迁。至于说匈奴为何会有这样的习俗，其实，司马迁已经说了，即“毋文书”“不知礼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其所处的文明阶段，还没有达到西周以始的发展程度。

　　太史公说：“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颜师古注：“以殷时始奔北边。”

　　王国维著有《鬼方昆夷玁狁考》。他说，中国古时有一强梁族群，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时侵中国，而文化程度不及诸夏远甚，有无文字。商周时，称“鬼方”“昆夷”“獯鬻”；宗周曰“玁狁”；春秋谓之“戎”，继而曰狄；战国以后，称“胡”，称“匈奴”。他说，“戎”“狄”，是中国起的名称，除此之外，都是其本名。

　　王静安先生考证说，以上名称，皆指一族。当然，族群分化是有的，不少归顺了中原。其他一些迁到了西边北边。

　　他还著有《月氏未西徙大夏时故地考》，认为月氏、大夏也是在夏朝灭亡后经过很长时间逐渐由北边迁往西域的。大夏留下的一部分，就是匈奴的祖先。

　　到目前为止，没有足够的古籍和考古证据能够对上述一说证伪，反而是一点点在证实。可以进一步补充的是，“昆吾”“豕韦”“肃慎”“扶余”等等，也应该是上述一族的分支。

　　中国当代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了一个“腾冲-瑷珲一线”理论，被称为“胡焕庸线”。他是从人口地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实际上，这条线恰好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分界线。

　　前面说到的一族，包括匈奴，皆长期生活于这条线的西北一边。

　　《史记.匈奴列传》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玁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随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年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涉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这描述得相当细致了。

　　人类发展史证明，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对于文明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华文明，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也就是以农业革命为开端；具形于商周时期，后来的灿烂文化硕果，皆根源于此时奠定的基础。在商周时期，诸夏的文明程度已与游牧文化大大拉开了距离。这里面，也包括婚姻习俗。

　　史学界对“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这样的婚姻习俗，称之为“收继婚”。在很多西域和北方的游牧及狩猎采集族群中，都曾普遍存在。

　　王国维说，西周制度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立子立嫡之制；二是庙数之制；三是同姓不婚之制。同姓不婚，已经包括了不同辈后母及叔嫂不婚。

　　但在西域大夏大月氏，长期实行“收继婚”制。

　　《汉书.西域传》载，匈奴以西的乌孙国，击破大月氏，占其地，收其民，余下一部西臣大夏。汉元封中，与乌孙通婚，遣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嫁与乌孙王昆莫为妻。后，昆莫年老，欲让自己的孙子岑陬娶公主。公主不愿意，上书汉皇，皇帝回信说：“随从乌孙风俗，大汉想要联合乌孙剪灭匈奴。”公主只能嫁了。公主死后，汉朝又把楚王刘戊之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了岑陬。岑陬死后，即位的侄子又娶解忧为妻。这位侄子死后，岑陬的儿子即位，还是娶解忧为妻。

　　《后汉书.西羌传》亦记载了东汉时那里一些小国“收继婚”的习俗。《东夷列传》记载了北部一些族属的“收继婚”。当时的“高句丽”，还处于“群婚”或“对偶婚”状态。

　　文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