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来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几乎所有人都能想到清朝时期中国的闭关锁国和西方的工业革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这些对比让人感到了清朝的落后。光荣革命开始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法国大革命发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而工业革命也发生于乾隆年间。四件大事，三件发生在乾隆时期，再加上清高宗本人经常自吹自擂，而且在人们的心中知名度特别高，所以人们都认为是清高宗自己不知道这些事情，或者说是有意排斥，最终导致清朝后期被列强打得大败亏输。其实说清高宗有意排斥倒是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要是说他不知道这些事情就有点冤枉他了。
清高宗不懂什么是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不是突然爆发的运动，而是一场漫长、持续的工业化过程。
就拿英国来说。乾隆统治中期，英国率先开启工业革命。历经八十余年，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即道光后期才完成工业化。其它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也是如此。
乾隆、嘉庆交替之际，法国、美国也陆续开启工业革命。用时近六十年，均是至咸丰年间才大体完成工业化。
这几十年时间只是工业化的过程。还没有包括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学者用了近四百年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以及西方殖民者用了近三百年时间从世界各地掠夺来的原始资本。
如果没有这些原始资本积累和研究成果，西方国家不可能开启工业革命，也不可能最终实现工业化。
虽说乾隆时期，英国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工业化，且成果斐然。但工业革命并没有在当时的欧洲全面铺开。诸如蒸汽船、蒸汽火车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研发成果，当时也还没有发明出来。这就更不提把这些发明成果应用在国计民生方面了。
所以说，清高宗其实不懂什么是工业革命。
他活着时，他本人以及他身边的欧洲传教士们，也不可能预见到工业革命会在将来对世界造成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不过，虽然清高宗不懂什么叫工业革命，但这不代表他对西方一无所知。
实际上，清高宗身边的传教士，如法国人钱德明、蒋友仁等，一直都有向他介绍西方最新的发明创造和研究成果。
在清高宗那里，摆满了从欧洲购置的所谓的“奇技淫巧”，如最新式的火枪。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清高宗表现得很自大，对英国工业制品不屑一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使团送来的玩意，清高宗早就见过了，他见怪不怪。
甚至于西方的时事政治，比如法国爆发大革命，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遭到囚禁；英法俄之间有矛盾。清高宗也都是知道的。
用美国东亚史学家欧立德的话说：“乾隆不仅熟悉西方地理，同时也清楚欧洲法、俄两国内部的情势。”
既然清高宗什么都知道，那他还为什么对英国的工业化无动于衷，继续闭关锁国呢？
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清高宗当时年事已高，处于“心有余而脑力不足”的状态。无法真正理解固有价值观之外的新鲜事物。这其实是人类的固有现象，吕思勉对此就有过批评：“世运只能向前进，要想改革，只能顺其前进的趋势而加以指导。”“世运只有日新，今天之后，总会有明天，而人所知道的，最新亦只是今日以前之事，于是乎想出来的办法，总不免失之于旧，这个在今日尚然，何况古代？”“人的见解，总是较时代落后一些的。时代只有新的，而人之所知，却限于旧。对付未来的方法，总是根据既往的情形，斟酌而出之的。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全合。制度才定出来，即已不适于用。制度是拗不过事实的”。
也就是说，清高宗虽然收到了很多信息，知道西方的很多事情。但他当时的脑力，无法完全理解这些信息。
由于他不能真正理解，经常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所以对西方的很多事，清高宗仅仅只是停留在“朕知道了”的层次。
清高宗之后的清仁宗、清宣宗也是如此。
很多西方的信息，他们是知道的。比如英国是个岛国，这早在明朝的《坤舆万国全图》上就已经明确标示了。清圣祖常年摆在御书房，摆了两百多年的地球仪上（由传教士制造），对“英吉利”的地理位置也有清楚的标示。
但是，由于不能完全理解派出的探子传递回的信息——远在大清万里之外的地方有个遍布红毛鬼子的英吉利国。与大清毗邻的印度有来自英吉利的红毛鬼子。大清治下的广州也有一群号称英吉利人的红毛鬼子。为什么到处都有英吉利人？难道我大清被英吉利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吗？
他们理解不了什么是殖民地，想不通这些红毛鬼其实一伙人，都来自英吉利。
因而，在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就说出了那个著名的三连问：英吉利在何方？距我大清有多远？与沙俄是否接壤？与新疆有无陆路可通？
知道一点，但却受限于不同语言信息在中译上的整合困难，以及信息对固有价值观的严重冲击，导致难以完全理解。这也就使得清高宗、清仁宗、清宣宗对同时代的西方国家，虽然谈不上是一无所知，但认识程度始终有限。
第二，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清高宗本能排斥西方工业文明。
工业革命不是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简单地引进几台机器取代手工业，就能称之为工业革命。
开启工业化，是要有基础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基础，就是“工”、“商”阶级，要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因为读四书五经的儒生造不出蒸汽机。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要有人卖，同时也需要有人买。
在清朝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下，人力资源是富裕的，压根不需要用机器代替人工。而也正是因此，清高宗从一开始就没有开启工业化的动力。
不仅没有动力，反而还排斥——如果都用机器生产了，老百姓岂不是无事可做了？一群多生事端的无业游民会干出什么事？如果工商的地位上升了，那岂不是要动摇既有的统治阶级秩序？
清高宗无法理解工业革命。但任由西方工业文明在大清土地上传播，动摇既有的统治阶级秩序，他是能隐约预见到的。
而既然这种预见是不好的，很可能导致大清如法国的波旁王朝一样土崩瓦解。那么清高宗主动斩断大清与西方的联系，主观上对工业革命视若无睹，也就不难理解了。
清高宗的这种作为，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他并不愚蠢，他只是单纯的反动。在国家、民族前途和巩固自己统治的两难抉择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值得一提的是。清高宗的反动还不止于此。
比如早在明末时，就已经大量福建和广东的人在菲律宾、中南半岛、马来半岛，站稳了脚跟。论开拓南洋，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早了一百多年。
如果清政府能在关键时刻能助推一把，东南亚的很多地方，都会被华人控制。很多地区也将会是我们“自古以来”的领土。
但就在西方殖民者进攻南洋，与南洋华人爆发激烈冲突的时候，清政府却认为下南洋的华人中，有大量天地会成员。皇帝视急需帮助的华人为洪水猛兽，认为这些人的存在，会导致既有的统治体系崩盘。因此故意不管不问。
而不管不问的结果，就是华人在南洋的开拓最终功亏一篑。
乾隆之后的清朝统治者，如慈禧，并不是愚昧无知，她也只是单纯的反动罢了。
可以说，清朝最后的120余年，统治集团其实已经注意到了欧洲的产业革命。但由于他们的内心深处，坚守着满汉之别。身处于中华却从未将自己当作过中华的一部分。害怕变革导致的阶级秩序松动，影响既有统治地位。
于是当西方各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工业化变革时，他们主动排斥，刻意不在乎，毫无作为可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被欧洲打得大败后，才不得不做出浮于表面的变革，这也就是后来的洋务运动。
但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后来的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最终都失败了。中国的国势不仅没有因为这些变革而转好，反而是继续滑落至深渊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