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吐蕃人是今天藏族人的先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吐蕃人又从何而来呢？抑或和吐蕃同时代的象雄人、孙波（苏毗）人、门域人（门巴族）、悉立人、泥婆罗人（尼泊尔），又都是从何而来呢？

　　藏文史料《贤者喜宴》记载：“纳木巴民王、泥婆罗铸铜王、孙波铁王、门域果王等四方之王，收赋税以进贡称臣”。

　　这些分布在高原各地的邦国、部落都曾是独立的国家，但也都成了吐蕃王朝的属国，并纳入了吐蕃版图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也应该算作吐蕃人的一部分，他们又都从何而来呢？

　　关于吐蕃人的来历，历史上至少有三种说法被人长期引用：猕猴与罗刹女结合衍生藏人说；卵生说；印度徙入说。

“猕猴与罗刹女结合衍生藏人说”

　　此说流传很早，最早见于藏文史料《柱间史》，此书据传为松赞干布所著，故也称《松赞干布遗训》。

　　在此史料中，讲述了一个向佛的猕猴与岩罗刹女，在观音菩萨撮合下繁衍后代的故事。

　　之后的藏文教法史料多次引用了这一传说，至五世达赖喇嘛撰写《西藏王臣记》时，此故事的传播达到了极致。《西藏王臣记》记载：“凡雪域所宏传之《大悲观音法类》虽有多种，然均同一旨趣，皆说西藏人种系猕猴与岩魔交配所生子嗣，为赤面食肉之种。”

　　由此可见，猕猴和岩罗刹女的传说在藏族人种起源上居于主导地位。

　　藏族学者南喀诺布也认为：“多数藏文史籍最普遍的说法就是猕猴菩萨与罗刹女的结合繁衍了藏民族。”

　　但显然，这种说法经过了后世藏传佛教高僧们的修饰。因为，期间所有重要的环节，都有观世音菩萨的参与和协助，以至于如果没有菩萨的协助带来了青稞种子，猕猴的后裔们根本无法养活自己，更遑论传续种群了。

　　但显然，这种说法经不起现代科学的推敲，即便在漫长的年代里，为了配合传说的发酵，泽当地区保存了大量与之相关的遗迹，甚至“泽当”的地名也与之相关。

　　泽当（也称“孜塘”）藏语的含义为“（猴儿）玩耍的坝子”。

　　这个传说中，唯一能够给人们启示的大概仅限于，藏族人类起源过程中，可能有一部分来源于森林地带（猕猴），而另一部分则是山地的穴居人类（岩罗刹女）。

卵生说

　　几乎可以肯定，“卵生”的说法来源于苯教的传说。西藏地区最早的宗教信仰系统并不是藏传佛教，而是本地原生的苯教。

　　在苯教的宗教世界观里，“天地之初如一巨卵”，后来此五色巨卵破裂一位英雄诞生，成为了藏族初祖。

　　与此相似的记载，在藏文史料里也有体现。

　　14世纪，大司徒绛曲坚赞写成的《朗氏家族史》中便记载着，“世间之初由地、水、火、风、空气等五种精华形成一枚大卵，而后外壳生成白色石崖，蛋清旋转变为白螺海，……，从中一跃而出一个圆肉团，虽无五识（眼、耳、鼻、舌、身），却有思维之心。”

　　这段后世的记载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苯教“五色世界观”的影响，既世界由各占一色的五种基本物质构成。

　　有些藏族学者将苯教的这种世界观归功于印度宗教的影响，认为其源于《摩诃婆罗多》、婆罗门教徒和《奥义书》中。

　　张云先生也认为：“卵生说则有古印度人《梨俱吠陀》、《百道梵书》和《歌者奥义》中所传‘金卵论’折射的光芒。”

　　但其实，“卵生世界的体系”广泛见于各种文明的神话传说中，从西至大食（伊朗）东至中华的神话中都能窥见“卵生万物”的端倪。

　　因此，很难说佛苯两教的类似思想究竟对谁的影响更大，抑或是兼而有之。

印度徙入说

　　印度徙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晚期藏文化受印度影响的案例。因为，类似说法并不见于早期藏文资料，保存在敦煌藏经洞中的藏文史料并没有相关记述。

　　类似记载大量出现于后弘期后，藏传佛教取得藏族精神领导权之后的教法史料中。甚至发展出了，吐蕃初代赞普是佛陀释迦牟尼后裔的理论，并进行了仔细天竺王系统排序。

　　类似记载广泛见于《柱间史》、《红史》、《布顿佛教史》、《青史》、《贤者喜宴》、《汉藏史集》、《西藏王臣记》、《新红史》等史料著述。

　　但必须要注意一点，以上史料全部由佛教高僧所著，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倾向性，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可以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早期藏文史料中，以聂赤赞普为首的悉卜野家族王统一直都被奉为“天神之子”。

　　在敦煌古藏文文献《吐蕃赞普世系表》中，记载着娘氏家族的一段歌词：“在河流（雅鲁藏布）的对岸，有一人，实乃天神之子，真正的王！吾人才乐于受差遣，由于是合适的鞍，才能做得安稳。”

　　另外，本教系统古籍《大王遗教》也记载，“有一位居住于五重天之上，名为聂赤赞普，由于是天神之子，穆神（dMu）的外甥，我们邀他做王。”

　　吐蕃赞普乃天神后裔，其实是悉卜野家族执政的理论基础，这一点与中原地区皇权“受命于天”的理论并无二致。而这一时期，佛教思想还在遥远的喜马拉雅山南麓，统治藏族思想的依旧是苯教系统。

　　由此可以明确判断出，印度徙入说显然并非是一种出自藏地本土的传说，它极有可能是在佛教传入的背景下，由藏族史家和佛教学者基于对佛教的信仰而衍生出来的一种说法。

　　因此，藏学家南喀诺布从文化心理上作了如下阐释：“藏族史家普遍将吐蕃王室的起源归溯几个藏区以外的王统。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藏人笃信印度佛法，就对印度其它学科也有一种亲密感，从而对印度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也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探求。同时，也开始了将藏族历史文化的起源追溯印度的做法。”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也指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事实方面，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

　　既然上述三种说法均不能解释古代藏人的来源，那还是回到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范畴吧。

　　长期以来，学界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观点，即西藏人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迁入高原的。学者们当然不会无端猜测，长期以来支撑此观点的依据，便是西藏昌都卡若遗址。

　　这处总面积上万平方米的新石器时期遗址，距今断代为4300年到5300年，发掘出土了石质、骨质工具近万件，陶片2万余件以及大规模的建筑基址遗存。

　　从昌都卡若遗址出土文物可以断定，至少在此时间段，西藏地区的古人类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氏族社会形态。

　　有些学者推测，西藏古人类有可能是在新旧石器交界期，从中原地区迁移而来。而昌都位于汉藏交界地区的地理特点，似乎也能佐证这一说法。

　　但随着西藏考古的不断进展，藏北、阿里地区相继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打制工具，将西藏古人活动的时间不断推前。

　　直到2018年11月30日，美国《科学》发布了一篇中科院学者的论文。他们在一处名为“尼阿底”遗址，发现了大量而且地层堆积连续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可以据此断定，距今三四万年前，在海拔4600米藏北高原上，已经有成规模的古代先民活动。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学者们又在拉萨堆龙德庆县附近，一处海拔4200米斜坡上，发现了钙化岩层上的19个手印和脚印化石，以及一个火塘遗迹，这些留下坚实足迹的先人们距今超过2万年了。

　　因此可以证明，之前推论的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扩散的三步走模式：人类2万年前开始到青藏高原季节性游猎；5200年前，由我国黄土高原大规模扩散，并定居到青藏高原东北的河谷地带；3600年前，在气候冷干背景下，进一步永久定居至高海拔地区的理论，并不完全准确。

　　是不是可以大胆推测，西藏地区可能也是世界人类发祥地之一，具备从古猿——猿人——人类的全部发展链条？

　　要知道，青藏高原的“造山运动”距今约3000万年，在此之前这一地区还是适宜古人类生存的热带或者亚热带地区。

　　青藏高原不断隆起，导致原来湿润炎热的青藏高原逐渐变得干旱寒冷，引起森林面积缩小，同时也促使一些猿类不得不由树居生活转变为地面生活，逐渐引起肌体转变而变为人类。而人类从猿类分化到真正的人类的起源，也正在青藏高原隆起后的这一时期完成。

　　当然，以上这些都来源于大胆的推测，目前尚没有证据给予证实。但科学不就是在“大胆推测，小心求证”的过程中前进的吗？

　　最后，必须要申明一点，一个人种从发源到最终形成之间，有着大量的不确定性。

　　血缘和基因上的交流是每个人类种群的必经之路，从某种程度上说，混血是进步而不是相反，更多基因类型的加入，不但增加了进化的可选择性，也让有益的基因特性变得更强大。例如，藏族人对高海拔缺氧环境的适应，便是来源于基因的变异。

　　即便在青藏高原这种地形极度封闭的地区，藏族人体内的基因也是有很多部分组成的。

　　美国学者在分析了青海、西藏、云南三个组别的藏族基因后认为，从基因结构来看，藏人很可能是尼泊尔夏尔巴人与中国汉人的混血。两组人群互相传递了有益的基因突变，使得藏族人可以良好适应海拔4000米以上的生活环境。

　　其研究结果还表明，其中一组属于3万年前迁居并适应高海拔的人群，另一组来自最近从低海拔迁居而来的人群。

　　最后，藏族人的由来，目前还是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但不管怎样，藏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论从语言、文化特征还是基因上，都和组成中华民族的其他族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