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里珍藏着一方民国时期出土的墓志铭，全称为《大周故左武威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赠左玉钤卫大将军，燕国公黑齿府君墓志文并序》。
这方墓志铭高70厘米，宽73厘米，铭文41行，满行41字，1600余字。详细记载了大唐名将黑齿常之曲折的一生，同时也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列传中缺漏的历史细节一一补全，使人们得以更全面地认识这位忠贞爱国的异族将领。
黑齿常之（630年——689年）百济人，两唐书只简略记载，“其身长七尺有余，骁勇而有谋略，为百济达率兼风达郡将，”相当于唐朝的刺史。
《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五》记载：“黑齿常之，百济西部人。长七尺余，骁毅有谋略。为百济达率兼风达郡将，犹唐刺史云。”
而在墓志铭中，则补全了他的字和姓氏的由来，“府君讳常之，字恒元，百济人也。其先出于扶余氏，封于黑齿，子孙因以为氏焉”。也就是说，黑齿常之本是百济扶余王室一族，受封于黑齿之地，因以地为姓。
《墓志铭》中还写到，黑齿常之的曾祖、祖父、父分别叫文、德、沙次，皆任“达率”之职，而“黑齿常之本人“年未弱冠，以地籍授达率”。同时，还写了这么一条，“达率之职，犹今兵部尚书，于本国二品官也”。
这便和两唐书里“仕为达率兼郡将，犹中国之刺史也”的记载相左了，以唐律来说“刺史最高也只有三品”。按照《北史·百济传》的记述：“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五方各有方领一人，以达率为之，方佐贰之。方有十郡，郡有将三人，以德率为之。”
可见百济达率为五方镇将，其下设十郡，实际上是大军区的主官，品级确实比唐朝刺史职位高。但说是兵部尚书则略显溢美了，五方镇将之上，应该还有一个总揽全军的军事主脑，他才应该是百济的国防部长。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三月，唐朝任命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10万唐军，联合新罗进攻百济。
唐罗联军在熊津江口登陆后，连续击败百济主力，百济王扶余义慈及太子扶余隆率众投降，百济灭国。
唐军在百济旧地设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个都督府，以百济原来的大小酋长为都督、刺史及县令进行管理。
而末代百济国王、太子、王子以及高级将领五十八人，则被押送至长安献俘阙下。高宗李治分别委以官职，百济王室由此定居中国，渐渐融入了汉族。
《旧唐书·高宗本纪上》记载：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戊戌朔，邢国公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责而宥之。”
在国王投降的情况下，刚刚31岁的黑齿常之与大多数将领一样，率所部向唐军投降。但当时，苏定方统领的唐罗联军多有杀戮，黑齿常之跟随投降大军向唐军“送降款”，目睹了“丁壮者多被戳”，感觉十分愤怒。
不久，他便“与左右酋长十余人”逃回本部，聚啸山林征召旧部，凭借任存山（位于今韩国全州）天险结寨自保，很快就聚集起三万余众，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抵抗部队。
《旧唐书·黑齿常之传》记载：“与左右十余人遁归本部，鸠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筑栅以自固，旬日而归附者三万余人。”
黑齿常之据守在任存山南部，距离百济都城泗沘城较近，对唐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苏定方迅速发兵进行征讨，两个名将间的“任存山之战”爆发。
关于此战，汉史记载极为简略，“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领敢死之士拒战，官军败绩”、“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战，唐兵不利”。
在另一部记述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历史的《三国史记》中，对任存山之战记载稍详：显庆五年（660年）“八月二十六日，攻任存大栅，兵多地崄，不能克，但攻破小栅。”
此处的任存大栅，应当就是黑齿常之结寨自守的地方，苏定方统领的唐军攻破了小栅，但在黑齿常之亲领敢死队据战之下，大栅未能攻克。
九月三日，苏定方按原计划撤军回国，在百济只留副将刘仁愿统领的一万唐军和七千新罗兵。唐罗联军的人数十万锐减到一万七千人，已经难以控制百济全境。而计划中赶来增援的左卫中郎将王文度，9月28日猝死，所部未能前往百济。
《三国史记》记载：显庆五年（660年）“九月三日，郞将刘仁愿，以兵一万人，留镇泗沘城，王子以兵七千副之。定方以百济王及王族臣僚九十三人，百姓一万二千人，自泗沘乘船回唐。
百济的局面顿时逆转，各地抵抗军纷纷转守为攻。9月23日，黑齿常之率部奔向百济王都泗沘城（居拔城、固麻城），在拔除城外据点后，开始围攻城垣：“先破外栅，总夺军资，复攻府城，几将陷没”。
所幸，留守王都的唐军也是百战之师，即便攻城部队蜂蚁而来，却毫不慌乱。在刘仁愿带领下，凭借王城高厚的城墙拼死守城，大量杀伤攻城部队。
黑齿常之见仰攻坚城难以得手，便在泗沘城四周山岭上，筑起四五个军寨，形成围而不攻的态势，同时伺机抄掠周边城邑屯粮围困。在此次进攻的影响下，“百济人叛而应者二十余城”。
《三国史记》记载：显庆五年（660年）“九月二十三日，百济余贼兵入泗沘，谋掠生降人，留守仁愿出唐、罗人，击走之。贼退上泗沘南岭，竖四五栅，屯聚伺隙，抄掠城邑，百济人叛而应者二十余城。”
面对百济即将崩盘的局面，新罗王春秋率太子法敏及新罗诸军前来营救，10月30日，新罗军攻破泗沘南岭军寨，斩首1500余级，“百济二十余城震惧，皆降。”
从《三国史记》的记述来看，两唐书和通鉴中记载的“黑齿常之收复百济二百余城”的辉煌战果，应为夸大之词。
因为，当时百济全国也就200余城，黑齿常之不可能全部收复。加之，当时百济抵抗军的总首领为道琛和福信，并不是黑齿常之，而之后黑齿常之可能是与二人不和，渐渐被边缘化了。
此后，百济战局陷入停滞，直到龙朔三年（663年），唐倭白江口之役后，双方都没有什么大动作。
随着，刘仁轨在白江口海战中，四战四捷，焚烧倭国战船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痛歼了倭国援军。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百济王”扶余丰，只身逃走直接人间蒸发了，唐军只是“获其宝剑”。
没了倭国这个强援，百济抵抗军的末日丧钟也就敲响了。龙朔三年（663年），唐高宗李治遣使招降黑齿常之，在抵抗军中被边缘化的黑齿常之决定再次降唐。
《旧唐书·黑齿常之传》：“龙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谕之，常之尽率其众降”。这时，刘仁轨的部将孙仁师说道：“兽心难信，若授以甲仗，是资寇兵也。”孙仁师所言“兽心难信”，应该就是指黑齿常之降而复叛，兴兵围攻泗沘城的举动。
但刘仁轨不以为意，说道：“此二人皆忠勇有谋，感恩之士，从我则成，背我必灭，不须疑也。”“于是给其粮仗，分兵随之，遂拔任存城。”
正是在刘仁轨的信任下，黑齿常之开启了终生为大唐搏杀的序幕，而附唐第一功，便是任存城之战。
白江口之役后，百济军大势已去，各城非溃即降。但任存城守将迟受信，却凭借地险城坚，粮秣甚多拒不投降：“贼帅迟受信据任存城不降”。
龙朔三年（663年）10月21日，新罗军首先对任存城发起进攻，但结果是“攻之三旬，不克，至十一月四日，班师。”
在这种情况下，刘仁轨决定起用黑齿常之和沙吒相如，这就是《旧唐书·刘仁轨传》里记载的，“给其粮仗，分兵随之，遂拔任存城。”
可见经过激战，唐军如愿攻克了任存城，“攻拔任存城，迟受信弃妻子，奔高丽”。
凭此功劳，唐朝授予黑齿常之“折冲都尉”（正五品下），令其“镇熊津城”。
综合汉史和三国史记的记载可以确定，黑齿常之曾两次降唐，时间分别是显庆五年（660年）和龙朔三年（663年），投降的对象分别是苏定方和刘仁轨。
但在黑齿常之的墓志铭中，隐去了他降而复叛一节，只说他“与其主扶余隆具入朝，隶为万年县人”。
但很显然，显庆五年（660年）十一月，苏定方献俘阙下的五十八人里，肯定没有黑齿常之。
墓志铭所以略去这段经历，估计是因之后其终生为唐臣，不好意思写曾有叛唐的经历。
至于黑齿常之为何叛而复降，唐军的军事压力固然是前提条件，但黑齿常之的成长经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墓志铭》中，对于他的成长经历有如下描述，“府君少而雄爽，机神敏绝，所轻者嗜欲，所重者名训。府深沉清，不见其涯域情。轨阔达远，不形其里数。加之以谨悫，重之以温良。由是，亲族敬之，师长惮之。年甫小学，即读《春秋左氏之传》及班、马两史，叹曰：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诚吾师也，过此何足多哉！”
由此可见，当时包括百济在内的半岛三国，皆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盛行儒家文化。黑齿常之对唐朝文化的软实力，心有戚戚焉，容易为之吸引。
同时，儒家文化忠君爱国的思想，也让他在百济时，为百济不惜拼死而战；归唐后，则为唐朝倾心竭力不避刀剑。
黑齿常之第二次降唐的时间是龙朔三年（663年），之后十五年，两唐书对他的经历一无所言，但墓志铭恰好补足了这段缺失。
《墓志铭》里记载，“麟德初，以人望授折冲都尉，镇熊津城，大为士众所悦”。这就说明，黑齿常之降唐后，并没有马上西至大唐本土，而是留在百济在协助刘仁轨治理地方。
八年之后，即咸亨三年（672年），黑齿常之“以功加忠武将军，行带方州长史，寻迁使持节沙泮州诸军事，沙泮州刺史，授上柱国。”不久，又因他“以至公为己任，以忘私为大端，天子嘉之”，“转左领军将军，兼熊津都督府司马，加封浮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由此可知，仪风二年（677年）前，黑齿常之一直都在百济故地任唐朝地方官，由一个折冲都尉逐步升职为左领军将军，封爵淳阳郡开国公。
直到仪风二年（677年），“蒲海生氛，兰河有事”，黑齿常之才被跨海调动到河陇地区的洮河道，任洮河道经略副使。
唐朝怎么会有一个跨度如此之大的调动呢？
要知道，黑齿常之的履历里，从未有过与游牧部队的作战经验，而这个调令的跨度，直线距离也有两千多公里。
这个疑问的答案，看看谁是他的主官便一目了然了。
《旧唐书·刘仁轨传》说：“仪凤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这就很清楚了，当年收纳黑齿常之的老恩公刘仁轨，一直没忘了他。当刘仁轨调任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时，又想起了黑齿常之，便向朝廷举荐，使其再次成为自己的部下，否则唐庭是无论如何，不会想起他的。从此以后，黑齿常之便留在唐朝西北，为镇守唐界东挡西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