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岁在甲寅。无论对大汉王朝还是将军卫青，这都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在这一年，汉朝收复了自秦亡时便沦于匈奴的河南地，将汉、匈两国的边境线向北重新推至了秦将蒙恬曾经坚守过的地方；也是在这一年，指挥汉军收复河南地的卫青晋封长平侯。此时的他不但将曾经的汉军第一名将李广远远地甩在了身后，甚至连蒙恬这样的军史传奇也被他一鼓作气地扫进了发黄的故纸堆。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堪称汉、匈战争转折点的关键战役——从此以后，汉军将彻底扭转被动防御的态势，剑指漠北，将战火烧向大漠深处——却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疑点，以至于到今天为止都难以准确还原这场战役发生的整个过程。
中国台湾于1979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曾经这样描述这场战役：“汉此时为巩固长安准备与匈奴大战并争取主动计，乃策定以主力打击匈奴之右部，而采取大迂回作战战略，于匈奴攻击上谷、渔阳之顷，立即使卫青、李息（约三五万骑兵），西出云中（以云中为策源地），包围匈奴右部楼烦、白羊王于今晋西北及绥远伊克昭盟地区（此地区为楼烦、白羊王游牧地）而击破之，获首虏五千余级，牛羊百余万，白羊、楼烦王北遁，青追至高阙（今绥远省狼山县北）而还。 遂尽克复秦蒙恬所获之故地，凯旋军自陇西（今甘肃临洮县东北）而还。”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西汉收复河南地这场战役最完整也是最通行的历史描述。后来中国大陆方面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军事通史・西汉军事史》以及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军事战略》在编纂相关内容的时候都沿用了台湾方面的上述研究成果。
这意味着，海峡两岸的军史研究专家们一致认为，收复河南地战役是在两位指挥官——卫青和李息——的相互配合下取得成功的。但奇怪的是，战后立功受赏的名册上，卫青赫然在列，甚至他麾下的两位校尉苏建和张次公也获封侯，但名为主帅之一的李息却意外“失踪”了：“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使建筑朔方城。青校尉张次公有功，封为岸头侯。”
李息不但没有在此次战役后获得任何封赏，甚至孝武帝颁布的褒奖诏书中也没有一处提到李息的名字。这不禁令人怀疑：李息，这位自景帝朝便投身行伍、资历远比卫青更老的将军究竟有没有参与收复河南地的军事行动呢？以《史记》和《汉书》的相关记载来考据，答案应该是：没有。
《史记・匈奴列传》载：“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
司马迁对汉军收复河南地战役的上述记载显示，战役的指挥官只有卫青一人，并未提及李息。而从李息的传记中也可以找到相关旁证，证明李息没有参战：“将军李息，郁郅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岁，为材官将军，军马邑；后六岁，为将军，出代；后三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皆无功。凡三为将军，其后常为大行。”
在这篇简短的传记里，司马迁清晰地罗列了李息武帝朝参与的作战行动，一共有3次。分别是：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马邑之谋；元朔元年（前128年）的代郡反击战；元朔五年（前124年）自右北平出击匈奴。
至于收复河南地战役发生的当年，史笔则赋之阙如。假设李息真是收复河南地战役的指挥官之一，作为同时代亲历者的司马迁绝不可能漏书这么重要的内容。
这样一来不禁要发问，既然《史记》清楚地记载了元朔二年（前127年）李息并未参战，那又是什么导致后世史家发生误会，误会是李息与卫青合作指挥了收服河南地战役呢？追根究底，这恐怕得说是司马迁在下面这篇传记中的书法不严谨所导致的。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曰：“明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余人，败韩将军军。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 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
上述文字中，太史公将元朔元年（前128年）卫青、李息对匈奴的反击作战和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收复河南地的战役首尾相连，写在了一起，而且只标注了元朔元年（前128年）（也就是太史公笔下的“明年”）一个时间点，这自然容易引起误会，误会是李息出代反击匈奴后，随即同卫青合作收复了河南地，但其实这两件事情之间相隔了整整一年。
为了厘正这个书法上的纰漏，班固在《汉书・卫青传》中将它做了这样的改写：“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复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青斩首虏数千。明年，青复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遂取河南地为朔方郡。”
经过班固的改写，事件的原委本末便一目了然了：卫青与李息的配合行动是在元朔元年（前128年）发生的，至于次年收复河南地，则是卫青单独受命，李息并未参与。至于李息缺席的原因，《史记》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孝武帝一朝，李息三征匈奴，俱无功劳。
换句话说元朔元年（前128年）对匈奴的那次反击作战，卫青自雁门出战，斩获了敌首数千，而别出代郡的李息却寸功未立，相形见绌。两相对比之下，孝武帝于次年收复河南地时放弃李息而专任卫青，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如果说元光六年（前129年）的关市诱击战让卫青成功地超越了三朝名将李广，那么元朔元年（前128年）的雁门反击战则令他将又一位老将军李息甩在了身后。
李息为何在卫青面前表现弱势？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李息是一位精于步兵战术的将军——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马邑之谋，李息任材官将军，指挥的就是步兵军团——和匈奴作战，必须专倚骑兵，李息自然无所用武。这或许也是他三征匈奴，无功而返的重要原因。
将军李息缺席了元朔二年（前127年）收复河南地的战役原本是非常清楚的历史事实，可就因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那含混不清的书法，导致后来史家相沿成误。
从东汉荀悦撰写的《前汉纪》开始，李息就被“安排”在了收复河南地战役的指挥官的位置上：“匈奴入上谷、渔阳，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北置朔方、五原郡。”
荀悦在《前汉纪》中犯下的错误后来又被司马光原封不动地搬进入《资治通鉴》，以至于今天编纂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和《中国军事通史》等书还误认为李息是收复河南地的功臣之一。
不过话又说回来，误将李息视作收复河南地战役的指挥官其实还只能算作是一处细节上的纰缪，尚不足以导致史实的整体失真。直到下面这个致命的误会出现的时候，对战役进程的认知才遗憾地被彻底扭曲掉了：从现有的收复河南地战役的图示上看，卫青自云中郡出兵，沿着河套平原的“几”字形外侧兜了整整一圈，最终取道陇西，回到汉境。
示意图讲述的都是这样一个故事：卫青此次出兵的目标是要收服河南地，而河南地此前一直为依附匈奴的白羊王和楼烦王所占据。因此要夺占这片土地，卫青必须首先击溃白羊王和楼烦王所部。
为了造成对这两个小部落的战场优势，离开云中后，卫青便麾军西进，直插高阙，成功切断了白羊王、楼烦王与匈奴右贤王之间的联系。随后卫青继续向西迂回，终于包围并且铲除了盘踞在河南地的白羊、楼烦二王的势力。
就这场战役的过程，《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一书描述说：“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的特点。这次的迂回是集中全部兵力从白羊王、楼烦王与右贤王辖区间穿过，深入千余里，割裂开右贤王所部，而把白羊王、楼烦王聚而歼之。”
“聚而歼之”的描述表明中国大陆的军史专家们将这场战役定性为一场包围歼灭战，而台湾方面的军史研究虽然更严谨地指出了此次战役该是击溃战而非歼灭战——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对这场战役的记载是“走白羊、楼烦王”。
所谓“走”，也就是击溃之意——但仍在《中国历代战争史》中使用了诸如“包围匈奴右部楼烦、白羊王于今晋西北及绥远伊克昭盟地区（此地区为楼烦、白羊王游牧地）而击破之”这样的措辞。
假设两岸军史研究专家们的观点无误，卫青此次出兵是绕行河套并包围了白羊王、楼烦王两部，那么接下来的两个问题是深入研究战役细节的时候必须要给予回答的：
其一，黄河河套平原的面积总计25000平方公里之巨，卫青要在这样宽阔的战场上包围并歼灭白羊王、楼烦王两部，如果不采取分进合围的战术，几乎是不可能奏效的。那么，卫青一军究竟分作了哪几路发动进攻，这些军队的指挥官分别是哪些人？
其二，卫青自云中西进之后，是首先占领高阙，随后才挥师南下的。南下前卫青的军队应在黄河以北，而白羊、楼烦二王则在黄河以南。那么卫青的军队从哪里渡过黄河，进军的具体线路又是怎么样的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能够依靠的首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文献记载，就是《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所保存的那一份战后褒奖参战人员的诏书。在这份以孝武帝的名义颁布的诏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卫青此次作战行动的整个过程：“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
从这份诏书中对卫青的两次封赏，可以清楚看到收复河南地战役其实是由两个阶段的战役行动共同组成的。
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卫青自云中溯黄河北岸西进，目标应该是扫荡黄河的后套地区。这里水网纵横，土地肥美，既可以在将来展开大规模屯田，建设产粮区以支持戍边军队，同时又能铸成防御匈奴南下的第一道屏障。廓清这一区域的胡人之后，卫青的军队一直向西追过了黄河的西河段，直到高阙塞方才止步。就是在这时，卫青接到了孝武帝对他的第一份嘉奖——以三千八百户封他为长平侯。
获封列侯并不意味着卫青此次出兵已经大功告成。事实上，孝武帝封卫青为侯的潜在用意是要激励他贾其余勇，接下来一举荡平盘踞在河南地的白羊王和楼烦王两部。
而对这第二阶段的战役，诏书详细地记载了卫青的进军路线：循着榆溪旧塞的方向，翻过梓岭，由黄河的北河段架桥强渡，先后在蒲尼和符离与敌人展开激战。这一阶段的战役卫青大获全胜，不但斩首甚多，而且缴获了丰厚的战利品，因此孝武帝又一次向他颁发了褒奖令——增封卫青食邑三千户。
从诏书看，卫青在这两个阶段的战役行动中均未分兵，实是一军独进，因此击溃白羊、楼烦二王的战役行动绝不可能是包围战。那么，《中国历代战争史》和《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中那两份像包饺子一样的进军路线图又是怎么回事呢？
要厘清这两幅图的谬误，首先必须说明卫青在两阶段战役行动中的渡河地点：先渡西河，再渡北河。这西河与北河分别在哪里呢？唐代杜佑所撰《通典》曰：“汉武帝元朔二年，车骑将军卫青渡西河至高阙，破匈奴。河自今灵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余里，过九原郡乃东流。时帝都在秦，所谓西河，疑是此处。其高阙当在河之西地。又按《史记》云赵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傍阴山下，至高阙。合在阴山之西，则与《汉书》符矣。其河自九原东流千里，在京师直北，汉史即云北河；西乃西河之侧者。”
杜佑解释说，西河与北河是西汉时人对黄河的不同河段的俗称。而这两个以方位命名的俗称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坐标点即帝都长安。自灵武以北这段南北流向的黄河河段因在长安以西，故俗称西河；而九原以东的这一段东西流向的黄河河段因在长安正北，故俗称北河。
在第一阶段战役中，卫青是一路溯黄河北岸西进，渡过西河，直至西河外的高阙塞方才驻马的。这一阶段战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要孤立白羊王、楼烦王两部，切断他们与匈奴右贤王的联系，但其实还未与二部发生正面冲突。
可《中国历代战争史》却说卫青“包围匈奴右部楼烦、白羊王于今晋西北及绥远伊克昭盟地区而击破之，获首虏五千余级，牛羊百余万，白羊、楼烦王北遁，青追至高阙而还。”把击破白羊王和楼烦王的时间排列在兵进高阙之前，又将第一阶段战役斩获的二千三百级与第二阶段战役斩获的三千零七十一级合说为五千余级，显然是误将两个阶段的战役行动混淆为一了。
接下来最难考证的问题是：第二阶段战役开始的时候，卫青一军究竟是向哪个方向进行战术机动？
孝武帝的诏书上说“遂西定河南地”，似乎卫青兵进高阙之后是转而西向，一路奔高阙西南的陇西而去。这也是《中国历代战争史》和《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两部书的示意图上标注卫青向西南迂回的主要文献依据。
但是这条文献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的解读。武帝诏书所载卫青第二阶段战役的进军路线，其中有以下几个地点经学者考证，是可以约略指出方位的：
首先，卫青自高阙南下略取河南地，诏书明说他是在黄河北河段架桥渡河的，那就意味着卫青渡河的地点不可能在九原以西，而只能在九原以东。《中国历代军事战略》说“卫青率军直插高阙，渡过灵州（今宁夏银川以南）附近的北河，最后到达陇西”，这是完全误解了北河的方位。银川以南的黄河河段在长安以西，为南北流向，只能是汉人口中的“西河”而非“北河”。
换句话说，根据武帝诏书所描述的路线，卫青从高阙南下不是向西迂回而是折返东方。在九原以东的黄河河段上，他选择的具体渡河地点又在哪里呢？诏书上说卫青是循着榆溪旧塞的方向而去的。关于榆溪旧塞的位置，唐代司马贞所著《史记索隐》说：“《水经》云‘上郡之北有诸次水，东经榆林塞，为榆溪’，是榆谷旧塞也。”以唐人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所指示的方位来看，武帝诏书中的“榆溪旧塞”乃在唐代胜州的榆林县以东三十里。
卫青占领高阙之后，继续南下夺取河南地，在这期间他实际上走了一段回头路，循着当年秦军击败匈奴的榆溪旧塞的方向，从九原以东的黄河东段架桥渡河，然后向西南方向穿插，击溃了白羊王和楼烦王二部：孤军独进，像一柄利剑一样斜行刺穿整个河南地，直至陇西，返回汉境，这是典型的击溃战而非包围战的打法。
武帝诏书中说卫青“西取河南地”，描述的其实仅仅是卫青第二阶段行动的总体方向——因为他最终抵达了陇西，陇西是在高阙的西南方——而不是卫青出高阙以后的南下行军路线。
《中国历代战争史》和《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两部著作都是被这句“西取河南地”所误导，才错误地认为卫青占领高阙之后是向西迂回，沿着西河绕行。
稍有疑问的是汉武帝诏书中提到的“梓岭”。据清儒沈钦韩的推断，所谓“梓岭”可能是唐人口中的木根山，具体地址在唐夏州故城的西北方。如果沈钦韩的推断不误的话，那么梓岭应该在北河以南。可武帝诏书的原文却说“绝梓岭，梁北河”，似乎卫青一军是先翻越了梓岭，然后才渡过黄河的。
要照这样看，梓岭又该在黄河以北。假设相信沈钦韩的推断，则《史记》所载的这份武帝诏书可能存在错简的情况，也就是“绝梓岭，梁北河”两句的顺序发生了误倒；要是坚持《史记》的记载不误，那么梓岭究竟在哪里，恐怕就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考证。
至于诏书中所提到的“讨蒲泥，破符离”，“蒲泥”与“符离”都应该是地名而非游牧部落的王号，因为《汉书・武帝纪》对此的记载是“出高阙，遂西至符离”。从诏书看，在“蒲泥”和“符离”，汉军应该与白羊、楼烦二部发生了激战，但激战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囿于文献资料的匮乏，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
不过稍稍值得留意的是，《史记》中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符离”，比如：“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
此处的符离不在塞北而在淮北，具体地说是在西汉沛郡（今属宿州），为战国以降的楚地。元狩四年（前119年）随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征匈奴的路博德曾因战功而被封于此，号符离侯。
钱穆先生在《史记地名考》一书中曾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往往带来地名的转移，也就是说迁徙侨居的人们往往因为思念故土而将乔迁之地以故乡的地名来重新命名，这就有可能造成淮北的地名被移用于塞北的情况。
西汉的皇室贵胄多是楚人后裔，卫青收复河南地时发生激战的那个符离，或许是西汉政治高层为了纪念这次战役的胜利而特别以楚地的旧名来重新加以命名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