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修《明史》的时候专门弄了一个《贰臣传》，记载那些从明朝降清的人。可是范文程为何没上榜呢？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乾隆皇帝在指导编修《贰臣传》中下达了最高指示，那就是“荣登”《贰臣传》的人必须是入仕明朝，在明朝有官职的臣子，不包括在明朝只有科名而无官职的人，既然乾隆皇帝都发话了，下面的人当然得按领导的意思办理。这篇上谕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三月二十日发表的：“至张元锡服官本朝，并无劣迹，虽系明季庶吉士，未经授职，与曾任前明清要、靦颜改节者不同，非但不应列入贰臣乙编，并不应编列贰臣传内。乃国史馆臣不加详审，辄与冯铨、龚鼎孳诸人一例编辑，该总裁亦不免存偏护附和之见。著饬行该馆从前所办诸臣列传，有身事本朝而在胜国时仅登科第未列仕版者，均著查明改正，毋庸概列贰臣，以昭信史。”

　　清高宗之所以发表这篇谕旨，原因是他在查阅《清世祖实录》时，看到了满臣麻勒吉呵斥侮辱直隶总督张元锡以至张羞愤自刎一案，遂发表对麻勒吉的大力批判，表示要是这案子要是落在自己手里，绝对要对麻勒吉“寘之重典，决不稍为宽贷”，由于这起案件涉及到满汉矛盾，当时的乾隆皇帝就想借此事向满汉大臣显示自己满汉一体的处事原则，突出自己公正无私的形象，于是高宗决定将张元锡剔除出贰臣行列，来获得一批汉族士大夫的好感，并定下了这条贰臣传的编修原则。

　　而在这个原则下，范文程自然不能被写入《贰臣传》，只为范文程在明末只是区区一个生员而已，《清史列传》谓其“文程少好读书，颖敏沉毅，与兄文宷并为生员”，由于其并未在明朝做官，自然不能列为贰臣。但是，洪承畴则不一样，不仅是明臣，而且职位还不低，在松锦会战时是蓟辽总督，自然是在贰臣之列。

　　值得一提的是，将“仅登科第者”剔除出贰臣的行列，并非是清高宗一拍脑门的主张，极有可能借鉴了由来已久的历史经验，只要一个人不被当朝正式授职就不算是当朝的官员，当然没有为当朝尽忠效死的义务，那么这些人怎么能是身仕两朝的贰臣呢？事实上，就在明末已经有人把这个原则当作阻止自己血亲殉死的依据了。如孟兆祥父子，孟兆祥的儿子孟章明决定随父亲殉国，孟章明就以其未入职的理由加以阻止过。《甲申传信录》记载：“兆祥语章明曰：‘我国之大臣，分在一死。尔未授职，盍去乎？’章明对曰：‘人生大节，惟君与父。君既死矣，父又死矣，臣子何以生为？虽生亦无益矣，誓必同死。’”

　　还有一个叫黄淳耀的诸生，南京城破后，亦为殉死之举，有僧劝说道：“公未服官，可无死。”从这两件史例看来，未经授官，即使已登科第，也算不上当朝的正式臣子，可见，清高宗对《贰臣传》的这点立传原则无疑是来自于社会上约定俗成的经验。

　　对于范文程本人来说，他没列入《贰臣传》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出仕过明朝，在此之前的清廷官方语境里早已经将其定调为忠臣了，早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皇帝就指示编修《贰臣传》里就说过范文程和李光地是一样是“纯一无疵者”，当然不能列入《贰臣传》之内。这就说明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确定“有身事本朝而在胜国时仅登科第未列仕版者，均著查明改正，毋庸概列贰臣”这个原则前，就没打算将范文程列入《贰臣传》。

　　当然，尽管官方对外如此定调，但清高宗在一些场合中仍然对范文程的品节表现出了一定的质疑，对其身为明朝诸生没有为明朝尽节心怀耿耿，所谓“至范文程，本系明季诸生，臣事我朝，致身通显，虽非如洪承畴等身事两朝可比，然于纯儒品节不无疑议”。

　　所以，范文程之所以没列入《贰臣传》，一方面确实不符合清高宗定下来的立传原则。另一方面，范文程对清朝确实忠心耿耿，立有大功，早已被清廷官方定为纯忠之臣。但清高宗个人对范文程的品性有质疑，可能完全是出于统治者对忠节要求极高使然，毕竟在清朝治下也有海量生员，要是也学范文程，后果不敢想象，就这点清高宗潜意识里也是不能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