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龙元年（705年）到先天二年（713年）这八年期间，唐朝高层大乱，坐在皇位上的先后有武曌、唐中宗、李重茂、唐睿宗、唐玄宗，期间还换了国号。高层的混乱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唐玄宗接手这个摊子之后他是如何扭转这个颓势，缔造出唐朝的全盛时代呢？

　　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同时间，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

　　玄宗亦将全国分为十五道，于各道置采访使，以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并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而在选拔人才方面，玄宗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

　　唐玄宗不仅对内政进行有效的治理，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这主要是对于兵制进行了改革。原来的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到了唐玄宗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在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玄宗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

　　至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设立十大节度使，北方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10镇，始成为固定军区。节度使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于是外重内轻，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

　　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称为“籍外之田”，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私属”，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

　　先天元年（712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之间，唐玄宗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唐玄宗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在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在文化事业上，唐玄宗重视图书建设。开元三年（715年），约请褚无量、马怀素等人，商讨史馆经籍之事，因内府是太宗、高宗时代遗留旧书，常令宫人管理，有所残缺，未加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遂令褚无量、马怀素率学者加以整理。开元七年（719年）又下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马怀素、元行冲、吴兢、韦述等学者20余人在秘阁编校数年，成《群书四部录》200卷。后有专门设立书院等藏书机构，开元十年（722年），在东宫“丽则殿”设立“丽正书院”，次年又创“集贤书院”，专供藏书、校书。开元时代藏书为唐一代最盛之时。总数达3060部，51852卷；另有道经、佛经2500余部。长安、洛阳各藏有四部书，分为甲、乙、丙、丁，排列经、史、子、集四库。史称“开元文集最备”，所藏达7万卷，命集贤院学士张说等47人分司典籍。

　　唐玄宗时期，国力强盛，中外交往异常频繁。高丽、新罗、百济、日本、林邑（今越南）、泥婆罗（今尼泊尔）、骠国（今缅甸）、赤土（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诃陵（今印尼爪哇）、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大食（今阿拉伯）、波斯（今伊朗）等国都与唐朝有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各国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旅游者，人数众多，不断来到唐朝。唐朝的使臣、僧侣、商人，亦不绝于途。亚非地区和唐通使交好的国家有70多个。唐朝有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节宾客，在各地设商馆招待外商，设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长安、洛阳、扬州、广州、兰州、凉州、敦煌，是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长安尤为著名，这里汇集了各国来宾，许多外商在“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国子监接受了众多外国留学生，留居长安的“胡人”多达4000家——5000家。

　　日中则昃月满则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主”。“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唐玄宗缔造了著名的开元盛世，但是其在位四十多年，在取得的一系列成就面前很容易出现好大喜功、贪图享乐的现象，而对于一些逆耳之言也容易听不进去。四十多年的成就、封建专制的制度和君权神授的文化更容易让唐玄宗滥用自己在成就的基础上树立的无上威信，甚至滥用权威，压制反对派。“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作调查研究，因而脱离实际，脱离领导。不做政治思想工作，不抓具体政策，上脱离领导，下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然祸国殃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空谈政策，不抓业务，主观片面，不听人言，蛮横专断，强迫命令，不顾实际，盲目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唐玄宗就是如此，到了晚年，无视张九龄、李林甫、杨国忠所谓安禄山必反的观点，再加上其节度使制度和外重内轻的形势的弊端，最终“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一场改变唐朝甚至改变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安史之乱爆发了，而唐玄宗也从神坛上跌落，无奈退位当上了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