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初一日，“反贼”朱棣在南郊大祀天地，得意洋洋地宣布废除侄子朱允炆的建文年号。朱允炆，这个被大明开国太祖朱元璋钦点为接班人的正牌皇帝，成了朱棣口中“秉心不顺，崇信奸回，改更成宪，戕害诸王”的昏君。而原先在朱允炆口中“获罪天地祖宗，义不容赦”的“燕庶人”朱棣，现在摇身一变成为了众臣口中有着“尧舜之德，汤武之仁”的一代明君。世事之无常，于此可见一斑。《明太宗实录》记载：“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建文以来，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复旧制。”

　　自此之后，朱允炆、建文这些字眼就成了大明朝堂中不可触及的禁忌。因为谁都知道，朱棣虽然百般为自己脸上贴金，可正如刘伯温之子刘璟怒斥这位永乐皇帝的话：“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那么问题来了，万历帝朱翊钧也是朱棣的子孙，他为什么要恢复朱允炆的年号，为建文忠臣平反呢？

朱允炆：一个禁忌的名字

　　朱棣当初起兵造反，打的是“奉天靖难”的旗号，目的是“清君侧”，也就是除掉朱允炆身边的奸臣。具体来说，以方孝孺、齐泰、黄子澄为代表。南京城破之后，朱棣迅速公布了一份29人的奸臣名单，并对方孝孺等人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清洗。

　　等到局势逐渐稳定之后，朱棣对当初忠于建文帝的臣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赦免。比如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十一月，杀红了眼的都察院副都御史陈瑛指出礼部侍中黄观、翰林院修撰王叔英等人竟敢自尽以效忠前朝，应该将他们“追戮之”，意思就是扒出来鞭尸。陈瑛虽然是朱棣的御用打手，但此举过于人神共愤。为了安抚人心，永乐皇帝顺势表示：“朕初举义，诛奸臣不过齐、黄数辈耳。后来二十九人中如张紞、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数人，况有不与二十九人之数者。彼食其禄，自尽其心，悉勿问。”

　　等到朱棣驾崩之后，深受文人集团支持的皇太子朱高炽继位，即明仁宗。皇帝身边的辅佐之臣，如后世知名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本就是建文朝廷的臣子。为了拉拢这部分人的力量，仁宗登基后宣布将建文朝“奸臣”的后代都削除奴籍，恢复平民的身份。不过这里要澄清一下，方孝孺这些人还是“奸臣”，朱高炽并没有为他们平反。这个很好理解，朱棣刚刚驾崩，靖难功臣势力依然强盛，这个时候文官集团们不敢做得太过。

　　天顺元年（1457年）十月，仁宗的孙子、明英宗朱祁镇做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释放朱允炆的幼子朱文圭。“左右或以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为之。’左右闻之，皆愧服不能止。”朱文圭自两岁起就被囚禁在中都凤阳广安宫，迄今已经五十多年。英宗之所以会做这个决定，首先他靠着政变重夺皇位，急欲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其次他在瓦剌和紫禁城外的南宫做了七八年的阶下囚，对朱文圭这位堂叔难免感同身受。

　　英宗驾崩后皇太子朱见深继位，即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年），巡抚淮扬、右副都御史滕昭请求将朱文圭挪出凤阳，送去有军卫的城池看管，被宪宗以“安置已定”的理由否决。成化十三年（1477年），因为朱文圭已经去世，户部郎中李炯然请求朝廷给他们家每月的养赡米酌情量减少，又被宪宗以这是先帝“钦给之数”为由再次回绝。到了宪宗之子明孝宗朱祐樘时代，甚至有人提出给朱文圭的后代封王，《万历野获编》记载：“按宏治中台州人缪恭走京师，上书言六事，其一请封建庶人之后为王，以奉懿文祀。通政司大怒，谓为讨死，囚之兵马司，以其疏上。上不罪也。”可见当时的政治空气已经相当宽松，文官们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看到这样的上书也没有受到打击，大家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弘治六年（1493年）兵科给事中吴世忠提出为方孝孺、周是修、练子宁、黄子澄、邹公瑾、魏公冕、颜瑰、齐泰等人平反昭雪，称他们是“伏节死义”。孝宗没有生气，反而让礼部对吴世忠的奏本进行讨论，虽然最终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至少说明皇帝本人并不反对。弘治十二年（1499年）致仕礼部主事杨循吉第一次正面捅破了禁忌，要求恢复朱允炆的建文年号：“臣闻洪武后有建文君，乃太祖高皇帝嫡孙。躬受神器，称帝建号者三年。其后天命归于太宗文皇帝，遂兴征讨之师，入正大统，削建文位号。今百余年，未蒙显复。”此事虽然还是到礼部讨论讨论就没了结果，毕竟算是打响了恢复建文年号的第一枪。

　　不过等到孝宗驾崩，皇太子朱厚照继位，即明武宗，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武宗和孝宗不同，他通过太监和文官斗，到最后亲自赤膊上阵，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整个正德朝，没有人提出要为朱允炆、方孝孺等人平反，因为说了也白说。武宗莫名驾崩后，因其无嗣，由其堂弟朱厚熜以“兄终弟及”的方式入继大统，即明世宗。世宗朝初期有著名的”大礼议“，即到底要不要认伯父孝宗为”皇考“。此后大获全胜的明世宗大权独揽，操控文官们于股掌之间。除了嘉靖十四年（1535年）有个吏科给事中杨僎提出为方孝孺等人平反，结果被世宗大骂“不谙事体，轻率进言”外，再无人敢为建文君臣出头。

明神宗：恢复建文年号的小心思

　　明世宗驾崩后，裕王朱载坖继位，即明穆宗。穆宗在位六年驾崩，年仅36岁，由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即明神宗。由于皇帝年幼，经过一番权力搏杀，内阁次辅张居正斗倒首辅高拱，掌握了辅政大权。神宗平时称张居正为“先生”，对他言听计从。

　　神宗在登基伊始尊穆宗继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尊生母皇贵妃李氏为慈圣皇太后，随即下诏大赦天下。其中有一条是为建文忠臣在其本乡建祠并厚加恤录其后人。这道旨意当然是出自张居正之手，也让少年天子对那段史实产生了兴趣。万历二年（1574年），神宗在文华殿读书的时候，特地向张居正讨教了建文帝的下落：“上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当时逃免，果否？’辅臣张居正对言：‘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

　　神宗对朱允炆的结局很同情，还特地让张居正抄录一首建文帝所作诗章进呈。但对于张居正来说，此前纪念建文忠臣，不过是为了拉拢人心而已。他本人内心并不认同这些江南地主代言人，对他们的评价也是“罪虽不赦，心实可原”而已。因此他对神宗同情建文帝的苗头提出了批评，认为朱允炆的诗句是“亡国之事，失位之辞”。如果想做一个好皇帝，必须要向太祖朱元璋学习。于是乎当年年底巡按浙江御史田乐请求豁免方孝孺姻党三百七十余户的请求，被皇帝（张居正）断然拒绝。

　　但是等到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为了清除这位”权相“的影响力，神宗指使言官对这位昔日的恩师发动了大规模的抹黑。当然为了获得文官们的支持，宽恕建文忠臣无疑是一条捷径。

　　万历十二年（1584年），神宗下旨将包括方孝孺等人的姻戚后裔，全部查勘豁免。经过一年的统计，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看到了具体的数字：浙江七百一十三人，江西三百七十一人，福建二百四十四人，四川四十一人，广东三十四人，合计一千四百零三人。

　　万历十六年（1588年），国子监司业王祖嫡抛出了一份重磅奏本，提出要恢复建文年号。对此大学士申时行认为建文年号其实从未革除。当初成祖皇帝只是将建文四年七月以后改为洪武三十五年，都在此前描述靖难事迹时仍称朱允炆为少主，称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只不过前面没有加“建文”二字而已。由于此事存在争议，最终神宗的决定是“建文年号仍已之”，也就是放一放再说。这一放就是七年，直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礼科给事中杨天民再次上奏“请改正革除建文年号”。杨天民指出：恢复建文年号，并不妨碍成祖成为正统。而且当年成祖登基后仍称建文帝为少帝，以天子礼将其下葬，说明其皇帝身份从未革除。御史牛应元也认为建文帝既然受统于太祖，若将其年号革除，“是致成祖以子而违父命也”。而且把建文年号改为洪武，期间政令若有得失，后世之人还以为是太祖皇帝施政不善，“是又致成祖以子而诬父事也”。随即礼官范谦等人也认为“夫元史可修，奈何失其寔于当代？胜国之君可谥，奈何削其号于本朝？景泰之位号可改，奈何靳其名于建文？一时死事之臣可褒，奈何遗弃其君而令淹没于百世？愿及此纂修之时，命史局于高庙实录中摘洪武三十二年逮三十五年遗事，复称建文年号，辑为少帝本纪。”最终神宗下旨恢复建文年号，“奏上，诏以建文事迹附太祖高皇帝之末而存其年号。”

　　从建文四年（1402年）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朱允炆的建文年号终于正大光明地出现在了明朝官方史书之中。建文忠臣本人得到祭祀，后代得到宽宥。这是江南文人的胜利，也是皇权的倒退。虽然时间过去了两百年，可能老百姓对于当朝皇帝的老祖宗究竟是不是篡位已经不在乎了。但是对于文官们来说，为最懂他们的建文帝平反，仍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因为这意味着皇帝必须更多地借助文官们的力量才能行使权力，相权已经膨胀到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