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黑暗、战乱与分裂时常发生，这种情况改变了以往文人崇尚儒家学说“诗言志”的行文风格、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想，导致魏晋文人产生厌恶官场，厌倦时政、逃避官场、远离政治迫害的思想，开始注重崇尚正义不苟、不畏强权和压迫的人格修炼。魏晋时期，文人们的文学风格摆脱诗文与政治的关系，更加注重寻求个人情感的寄托、人格的表现，产生了“魏晋风度”来凸显文人的文学风格、个人品格等。魏晋风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独特的地位，与“魏晋风度”开启了“文学自觉时代”密不可分。
什么是魏晋风度？
“风度”一般指人良好的举止形态，据许慎《说文解字》记载：“风，八风也”。杜预注：“八方之风”，风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用八方之风来解释，可以见“风”的自由、奔放。“度，法制也”，对于“度”的解释，后人通常用来人的“气度、态度”，强调一种美好的姿态，到了魏晋时期，开始将“风”、“度”运用到人物的品评中，那么“风度”一词，大概是指人美好、自由的姿态、行为等。
结合魏晋的时代特征可以发现，魏晋时期战乱纷繁，文人们既要写书著文，又要在政治变革中颠沛流离，他们往往慨叹人生无常、生命脆弱，创作了很多悲剧性的作品，用于寄托个人的忧患之心。在这些作品中，文人们经常借酒来消愁、服药求长寿、鄙夷功名、讽刺社会，从三曹父子的“建安风骨”，到阮籍、嵇康对人格的坚守，再到晋末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无不展示了魏晋文人们对自身人格独立的追求，这是他们在政治高压下的消极避世心态的积极展现，借一种人格独立的美好情操，来表达对政治的不满。
由此可见，“魏晋风度”是当时文人们面临仕途无路、社会动荡的环境下，不得不寻求一片精神家园，寄予个人的人生理想、追求个人本质性格的展现，凸显一种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文化精神救赎。
而这次文化精神救赎更是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即“文学自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文学的体裁、风格也有了比较细致的划分；文学的审美也更加自觉，这三个方面，奠定了魏晋风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魏晋风度使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从儒学中分离为一种抒情门类
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文学的滥觞，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著作成为我国文学的发展之源，这一时期的文学十分强调功用性，即与政治不可分离，体现一种“诗教”风格。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强调“诗以言志”、“兴观群怨”，意在指导文人在写诗著文时，了解国家、社会发展现状，在诗文中反映出来，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的稳定繁荣。西周礼乐文化严格，产生了“王官之学”，专门学习《诗》、《书》、《礼》、《乐》、《易》等，到了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文学作为“经学”，强调文学应该服务于君权统治，由此可见，在先秦两汉时期，文学更多的是一种“经学”。
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使得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文学与政治开始分离，成为独立的门类进行发展。此外，魏晋时的文学在摆脱经学束缚后，开始强调“抒情”性，陆机作为魏晋时的文学批评家，他在《文赋》中指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陆机认为，文学创作是缘物起情的过程，自然万物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变化，看到落叶便表达悲伤、看到春天新发的嫩芽就觉得开心，所以自然对人情感的激发是不可抗拒的。此外，陆机还认为“诗缘情而绮靡”，只有将情感真正表达出来，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地位的衰落，玄学思潮的兴起，让文学开始摆脱政教的束缚，成为独立的门类，文人们逃脱政治禁锢后，开始追求自由、独立、多样的文学表现方式，追求“风度”的文人们开始找寻精神依托，更加注重“以情动人、以物感人”，这种文学样式，更加符合文学本身的效果，也奠定了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魏晋风度使文学体裁有了细致的划分，且风格特点多样
原始儒家的《五经》中，将文体分为五个方面，这一时期的文体只是初步分类，并未形成成熟的理论说法，到了魏晋时期，文体开始有了精细的划分，曹丕在《典论·文论》中认为，文体各有不同，风格也有所差异，所以他把文体分为“四科八体”，即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其中它们的特点是：“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曹丕认为，文人给皇帝上的奏折是一种文体，应该以“雅正”为主，强调文体的词句、形式都应该优美；我们在写书论时，应该讲究条理清晰；在写悼亡评价时应该注重朴实无华；在写诗词时，应该追求华丽美观。此外，南朝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师乎圣，体乎经”，强调文人著文章，应该将经典文章作为文体的楷模，将圣人作为文人的师表；而且刘勰还提出“文体六义”，即：“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刘勰认为，好的文章能成为万人效仿的楷模，而文体也大概围绕着情感真挚而不矫作，风格清亮而不混杂，内容诚信而不荒诞、意义贞高而不迂回，文章内容醇厚而不空洞，文风华丽而不过分。此外，陆机在《文赋》中也将文体划分为10类、挚虞将文体划分为12类、刘勰将文体划分为33类，文人们开始钻研文体的划分，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一种对文学的新认识。
魏晋风度开启了文人们对文体划分的新时代，彰显了“文学自觉”，这是前代从未有过的认识，文人重气韵、重风骨、重体性、重个性，正是他们自我意识的不断提高，才造就了魏晋风度的与众不同。
魏晋风度使文学开始追求审美特性，不仅文要美，人也要美
汉末魏晋时期，延续了汉朝的察举制，在推行察举制时，要对作者的文章加以评价，也要对人物的品格、外貌、修养评论一番，所以魏晋时期的文人，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品格修养、姿态行为，据《世说新语》记载阮思旷时称：“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
该段话中，在介绍阮思旷时说他的气骨不如王羲之，不如刘真长端庄，华美光彩不如王仲祖，性情不如殷浩，但却有这四个人的全部的美好，作者用对比的方式，凸显对人物的审美特性，在描写人物的文采时，并未忽视对文人形象的描述、品格的描述。此外，在《世说新语》品题人物时常见“清、神、朗、率、雅、畅、简、俊”等词汇，这些词汇不仅构建了文人精致的人格，而且彰显了文人的才情。
随着文人意识的觉醒、文学自觉的发展，“文以气为主”的说法应运而生。曹丕在《典论・文论》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认为，写文章应该注重气韵，具体表现为“作品之气”和“作者之气”。其中，作者的“气”是人先天的禀赋和后天学习的总和，最终成为作家内心独特而沉稳的艺术风格，而作品的“气”，是作家内心情感的物化，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意在说明，作者内心的气质、才性、志趣、情操等都可以通过作品表现出来。
魏晋风度的兴起，使文学开始注重文人和文本之间的沟通，两者相互融合才能凸显出作家的个性美、作品美。此外，魏晋风度也十分注重作品的语言形式，如声律、比兴、修饰等手法，力在让文学审美走在时代前沿，奠定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魏晋风度是文人在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时走投无路、报国无门，面对政权力量的威逼利诱，他们进退两难，既不想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也不想抛弃一切隐居田园，只能寻找精神的寄托，保持高风亮节的个人品性。这一时期的文人追求风骨、寄情于物，开启了“文学自觉”时代，使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门类，与儒学、玄学、史学平起平坐，细化了中国学科门类，而且强调文学的抒情性，注重自身真挚的情感，而不再与政治结合紧密；魏晋风度对文体的划分更加完整，不拘泥于固定的文体风格，而是各放异彩、繁花似锦；此外，魏晋风度不仅注重作品的精美、文人的才情，还注意文人的品格、气度，实现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沟通，引领后代的文学稳健发展，这些原因均奠定了魏晋风度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
